第十五次对话
阿青：博士您好！
博士：阿青好。
阿青：有一个话题我很纠结，不知道放在哪个题目里讲合适。
博士：是什么话题？
阿青：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国共合作。因为很重要，所以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博士：可以结合中共建党来谈。
阿青：结合着谈？难道是起初就注定要合作的吗？
博士：因为从中共建党到国共合作，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打出的一套组合拳，本来就有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在四亿人口的中国，一个50多名成员的新党，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而当时的国民党，如果加上它的前身，已经是一个有多年革命历史的全国性大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再说孙中山因屡遭挫折，思想上陷于苦闷，共产党这一新兴的革命力量让他看到了希望。在经过与维金斯基会谈后，孙中山开始倾向联俄联共，所以共产国际认为，促成国共合作是推动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在东方打击帝国主义势力、为苏联分解压力的一步好棋。而从中国共产党这方面来说，1921年建党好比刚刚破土而出的一棵新芽，需要国共合作使之得到成长，扩大队伍和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虽然还不能说它已经完全成熟，但是毕竟成了中国政坛上一支充满希望的政治力量。
阿青：听博士一席话，顿开茅塞。
博士：国共合作的事说来话长了，涉及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国共合作的具体原因、国共合作在党内外遇到的阻力，以及国共合作的教训和意义等很多方面。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是，1920年7、8月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在这个文件中，列宁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把世界分成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部分。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暨民族解放运动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性时，共产党人便应当支持这一运动。
阿青：是的。实际上这就是国共合作的理论根据。
博士：为了贯彻这一思想，1922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有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参加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询问了国共合作的可能性。这说明国共合作已经在列宁那里挂了号，当然也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态度。
阿青：那么，国共合作有何具体原因呢？
博士：这要分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共产国际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苏俄的态度。当时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刚建立不久，内战未平，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围攻，他们急需到东方寻找盟友以分担压力。
阿青：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只有国民党已经成了气候，如果大力支持，可以很快掀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这对苏俄是很好的呼应。所以他们就积极推进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国共合作，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不是这个意思？
博士：基本如此。同时还应该从互利的角度加以考虑。苏联把中共当国际形势布局的棋子，中共也把他们当生存与影响力的“大旗”。在那个时候，这面大旗非常重要。它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信心、树立革命信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国共合作也是其合理的选择。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后转赴上海，处境十分艰难，急需得到帮助。恰在此时，共产国际提出国共合作的建议，并答应给他援助，后来也真兑现了。黄埔军校的武器弹药就是苏俄援助的。其实早在1920年秋，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当年9月30日，再经陈独秀介绍，维金斯基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当时他就提出建议，希望苏俄政府能够支援中国革命。维金斯基则代表苏维埃政府当场表态，全力支持中国革命。
阿青：这次会谈实际就是国共合作的先声。
博士：另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磅礴力量也使孙中山对共产党刮目相看，于是才下决心实行国共合作。再说，孙中山也明白，苏俄的援助是中国共产党引荐的，对此他是心里有数的。
小春：那么我们党的愿望呢？
博士：从我们党来说，当时力量很弱小，虽然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距实现党的社会革命目标还很遥远。尤其是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使我党更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共合作实际是两党的共同愿望。
小春：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党内外还会有阻力呢？
博士：大概是因为此事太复杂，隐含的矛盾甚至风险太多，所以容易使人产生不同看法，发生意见分歧，甚至出现阻力。
阿青：所谓当局者迷，我们是纵观历史，横看竖看，容易辨别得失利害。
小春：都有哪些分歧和阻力呢？
博士：党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杭州会议上。这是专门讨论国共合作的党内特别会议，时间是1922年8月下旬。提出召开这次会议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下车伊始就说，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是一个空中楼阁，因为“二大”的方案是实行“党外合作”，而孙中山根本不同意党外合作，所以必须召开一次中央特别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来之前，他未与中国共产党沟通就自作主张提出了一个“党内合作”的方案，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
阿青：是的，这个提案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小春：所以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
博士：参加杭州会议的有“二大”选出的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的4名，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此外还有李大钊、张太雷和马林，一共7人。马林是会议的主角，他在发言中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
但是马林这个主张遭到了与会多数人的反对。张国焘和蔡和森的反对态度尤为激烈，甚至请共产国际重新考虑方案，实际就是拒绝。
陈独秀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认为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者内部的团结。但是他表态说，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不过他又提出条件，要求孙中山必须改变其在日本创建中华革命党时采用的打手模和宣誓效忠他本人的做法，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坚决反对。
与会的4位中央委员中有3位明确表示反对意见，马林的处境很尴尬。他把求援的目光投向李大钊，李大钊经过慎重思考，讲了以下意见：
首先，对张国焘等人的反对意见和陈独秀提出的条件表示同情和理解，但同时指出，国民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多年，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没受到任何约束。国民党党员中，抱有不同政见而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如此看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也不会受到严格约束。另外，实现联合战线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能轻易否定，同时，国共合作对于我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阿青：此事做起来固然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相比之下，这个办法是易于行得通的。
博士：所以李大钊认为，中共少数领导人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这样既坚持了“二大”的既定政策，同时也可避免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可谓两全其美。后来他们都同意了他的意见。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国共合作的决定。这次李大钊专程南下，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
阿青：李大钊先生真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能够举重若轻地化解矛盾，打破僵局。
小春：那么，国民党方面有什么阻力呢？
博士：国民党方面阻力也不少。首先，孙中山虽然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是他不同意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若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他又坚持非打手模、宣誓对他效忠不可。马林与他反复争论，他都不为所动。为了做孙中山的工作，杭州会议之后，李大钊特意到上海同孙中山会谈。两个人虽然年龄相差23岁，但是李大钊以前发表的文章孙中山大都看过，因此在心里已经非常认可。在会谈中，李大钊的许多看法孙中山都表示赞成。孙中山讲起自己的“建国方略”一连几个小时不停，甚至忘记了吃饭时间。最后，竟乘兴亲自主盟，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也不提打手模和宣誓效忠了。
阿青：这是李大钊的人格魅力打动了孙中山先生。
博士：正所谓谋事在人。国民党内的阻力集中表现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那是1924年1月下旬，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成了会议争论的焦点。会上，有国民党右派代表提出，党章中应当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其他政党”。这显然是针对共产党人说的。意思是，你共产党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就应该退出共产党。面对这个挑战，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他开诚布公地说：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摆脱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靠全体国民的力量进行国民革命不可，而要想取得国民革命的成功，“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国民党是目前国内唯一“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是唯一“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的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才毅然加入国民党，以便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之下，在国民党整齐的纪律之下，加强统一的革命力量。他郑重声明：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关于跨党问题，李大钊解释说，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不能把一个世界组织纳入国民党内，所以共产党人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不能因此脱离国际组织。如果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国际组织，对于国民党来说，“恐有莫大的损失”。他这意思是说，中共是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者，如果我们脱离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还能给你们援助吗？最后李大钊明确表态：中共既为有利于国民党而来，也可以为有利于国民党而去。
小春：李大钊先生这个发言真是据理力争，既坦率真诚，又不失思辨与智慧，让国民党右派无话可说。
博士：李大钊发言之后，会场情势立刻逆转，国民党右派的提案被彻底否决。于是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改组了国民党，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包括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林祖涵、瞿秋白等。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会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它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阿青：李大钊先生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力量。
小春：可是，国共合作最终还是破裂了。现在有人说，既然国共合作难免破裂，破裂后共产党员又惨遭屠杀，这说明国共合作隐含着巨大风险，是个错误的决定。博士怎么看？
博士：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涉及如何评价国共合作的意义。首先，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所以势在必行。
小春：为什么一定要听共产国际的呢？我们自己干不行吗？
博士：这个真不行。陈独秀一开始和你想的一样，也主张靠自己的力量干革命。后来他第三次被捕入狱，残酷的现实让他明白了一个现实而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中国革命的成功靠自己单干是不行的。从这以后，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就变了，不再说自己干了。
阿青：还涉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费问题。
博士：是的。当时党没有任何经费来源，就靠党员交党费维持。北方党的工作，甚至要靠李大钊的工资。有时花得太多，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后来蔡元培校长特意通知学校会计室，每月开工资时扣下50块大洋，由李大钊的妻子领取，以此保证他家里的生活开支。上海有人提出应该给党员提供一些活动费，陈独秀不同意，说：干革命怎么能挣钱呢？周佛海据说就是因为老婆反对交党费，不给他钱，所以退党了。当然他退党也不全是因为这个。总之，当时中国共产党是两手空空，只有百十个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是很难开展工作的。
其次，抛开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说，单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国共合作也是必要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事实证明，国共合作确实使共产党迅速壮大，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党。至于说风险，干革命哪能没有风险，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
阿青：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小春：对！干革命就要有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
阿青：仔细想想，真是这个道理。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的确是一句充满智慧的名言。表面看，如果没有国共合作，就不会有后来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迫害。但是也正因为遭受迫害，才有中国共产党的绝地反击，才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湘南暴动，才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知灼见，才有工农武装割据，才有苏维埃政权。所以说，共产党人的牺牲不仅仅是换来了教训，也换来了成功，换来了胜利，这就叫“不经天磨非好汉”。
阿青：李大钊在国共合作方面，都做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工作呢？
博士：因为许多工作当时都是秘密的，当事人不说，别人很难知情。根据史料，冯玉祥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率领西北军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此事就与李大钊有关。李大钊1925年5月即赴张家口与冯玉祥会谈，并派共产党员帮他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后来，冯玉祥兵败下野去苏联考察期间，李大钊又请于右任专程赴苏督促冯玉祥回国策应北伐，这才有后来的五原誓师。还有一件事也与李大钊有关。北伐战争中，革命军到达武汉时，李大钊给阎锡山写过一封长信，劝他参加北伐。后来阎锡山的所作所为说明这封信起了作用。
阿青：是的。往往在一些关键的时候，都是李大钊在发挥着作用，他的影响力，也是促成他苏联之行的原因。
博士：那是1924年的事。这年5月，为躲避北洋政府逮捕，李大钊避居五峰山。6月，接到中共中央派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代表团共5人，李大钊是首席代表。他秘密回到北京，与其他代表会合后，乘车经哈尔滨、满洲里到苏联。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资本主义进入局部的、相对的、暂时的稳定时期后各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李大钊为中共代表团起草了给大会的报告。9月22日，他参加了“不许干涉中国”协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盛大集会，并在热烈的掌声中登台发表演说。后来又到处参观，看到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增进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直系首领曹锟，提出欢迎孙中山北上“解决国是”。李大钊接到中共中央指示，于11月回国。
阿青：按照博士说的思维方式，我聆听这段历史的同时默想每个事件，把它们当作信息模块，然后发现李大钊的影响就像模块之间的磁力，改变了很多事情发生发展的趋势。李大钊先生实在是了不起。
博士：是的，要知道，那时候他才三十七八岁，没有钱财和军队在手，能说服共产国际，说服孙中山，所凭据的就是信仰，就是厚重的品德和过人的智慧。
小春：是的。所以在历史的天空，他是恒星一样的存在。
经典导读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注：选自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