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 在北大图书馆坚守新文化的阵地
博士的空间背景新换了一幅图：
席地而坐的环境里，开阔的浅绿色榻榻米平面，类似景德镇白瓷的一把茶壶，两只茶碗，此外别无他物。柔和的光线，均匀地分布在宽敞的座席上，看趋势必是充满了整个房间。白瓷在这样的光照下，鲜亮而洁净，仿佛清夏的正午浅浅池塘上的睡莲，正在做着早春晨曦中纯净瑞雪的梦。
三件瓷器的距离最有趣：倘若再远些，就显得生疏；倘若更近些，就显得唐突。这是相爱相敬的氛围啊，存在于万物之间的美感，就好比蓄足的静电，目光所及，最容易让心灵为之震颤。这也正是道的妙处，无论什么人，只要坐过来面对壶与杯，心灵就会受到洗礼，仿佛经历了收纳、融释一般，身体为之端正，呼吸为之匀长，眉头为之舒展，声音为之柔和，心情为之愉悦，精神为之凝聚。就像进入一个需要问禁的礼仪之邦，和善但不可冒犯。即便以一只杯子为端点，都可以演绎宇宙间万物生灭和因果关联。正因为在中国，不论是茶还是酒，借着千古文明的框架，就可以搭起高层级聊天的道场。
蔡元培为李大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道场”，让他可以共享资源，提升能量，聚集有志青年，传播革命真理。
这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
1917年1月4日，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式到校视事，开始了他对北大的整顿、改革工作。1月13日，陈独秀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后，北大不断出现新的面貌。李大钊此时对北大甚为向往，他把北大看作“黑暗中之灯塔”，“志在得北大一席”。他曾说“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可见其对北大热爱的程度。
当时北京大学已是拥有1500多名学生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师资力量雄厚。校长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是辛亥时期很有影响的革命元老之一，又是著名学者，担任过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他25岁中进士，成绩是全国排榜第37名，曾任翰林院编修，又先后留学日、德、法等国，可谓学贯中西。他就任北大校长后提出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教师聘任方面，他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哪怕是没上过大学、自学成才的青年，也可聘为教授。正因为如此，没完成早稻田大学学业的李大钊，才有可能经章士钊介绍，进入北京大学。当时章士钊在北京大学讲逻辑，为了查找资料方便，他同时还兼任图书馆馆长（当时叫主任）。由于他热衷政治，虽然拥有这么好的条件，却未能充分利用。他就想，如果李大钊做这个工作，会比自己更合适，于是便请求校方让李大钊代他担任图书馆馆长。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都非常器重李大钊，因而欣然同意。可是当时李大钊是实至而名未归，有些曾在欧美留学镀金的人便认为李大钊是靠个人关系进来的。对此，李大钊毫不介意。章士钊后来才明白，原来李大钊志在必得北大一席的重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就近参与和指导北京的民主运动。
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这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经历。他不仅为北大图书馆的正规化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启了北大图书馆现代化的进程，而且还发起成立了北京图书馆协会，亲自担任中文书记，开了中国图书馆合作的先河，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80年后，美国图书馆学会编纂的《世界图书馆和情报工作大全》，就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尤其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李大钊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会合，成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的中坚力量。他以此为基地，大张旗鼓地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筹建北京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当然，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这位“馆长”的最大功绩是发现并帮助和培养了一颗政治新星，即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当时毛泽东是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穷书生”，李大钊是名满天下的报刊主笔，又是全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的图书馆馆长，这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概率，如果交给赫拉利计算，很可能是“无穷小”。但是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一切皆有可能”，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奇迹，往往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靠借得的路费孑然一身从湖南来到北京，生活条件很艰苦，住在一个叫作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青年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当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就会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加之天气渐凉，寒衣未备，囊中羞涩，前路未卜。当此之时，他绝不会想到，命运之神已经向他招手，让他结识一位“贵人”。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位“穷书生”有朝一日会成为站在历史潮头、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伟人，不会想到他叱咤风云的辉煌人生即将从这里开始。奇迹的出现是由于杨昌济先生介绍、李大钊同意，他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工资不低，每月八块大洋。于是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就这样走到了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砥砺探索。
毛泽东这次在北京一共逗留了七个月，后又因事第二次去北京。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凡的一段历史。在这期间，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帮助指导下，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学生会活动，研讨各种形式的思潮和政治主张，参加哲学研究会，旁听北大的课程，参加社会调查。而恰好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赞扬俄国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发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大胆预言，这是毛泽东从相信无政府主义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最后确立终身政治信仰的关键时期。
后来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曾经深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949年3月，当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京，望到北平城墙时，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李大钊。他无限感慨地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多么朴实的话语！多么真挚的情感！这是毛泽东对李大钊的最高评价。
在这期间，北京国立中专以上八校教职员为反对军阀政府断绝教育经费、拖欠教职员薪金，展开了大规模的索薪斗争。李大钊同时被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两校推为代表，先后担任该会新闻股干事、《半周刊》编辑，并一度代理主席职务。斗争持续四个多月，历尽艰难，最后取得胜利。李大钊不仅分内的工作兢兢业业，分外的公益活动也积极参与，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勇担道义，敢为人先。
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的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