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对话
阿青：博士您好！
博士：阿青好！
阿青：对于早稻田这个话题，博士一定有高见吧？
博士：关于早稻田和李大钊的留学，我暂时还拿不出来有价值的观点。不过，我却留意到阿青用较多的笔墨介绍了早稻田大学的来历，让我若有所思啊。
阿青：博士先生果然是慧眼，什么都瞒不过您。
博士：其一，从江户德川说起，意味着统一的国家、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对于文化传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其二，德川家康、源氏、大隈重信都是各个历史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隐隐约约地透露着“宏伟事业”的光亮，这就涉及其三。
其三，儒家毕生用力处，无外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子学”作为儒学经典在日本长期传播，尤其少年受业，人生影响何其深远，这会在几代人的头脑中打下一个显著的烙印——天下。
其四，一个私立大学能走多远，能发展到什么规模，创办人的影响力至关重要。
阿青：这样的对话，让人何其快乐啊。是的，清末民初的那段时间，中国青年去日本留学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凤羽，不少人也花了钱也受了罪，只是镀了一层金却没淘到金。
博士：只要到了那环境，也就必然受熏染，那些人回来之后精神风貌毕竟不同，所谓开了眼界吧。我一直都以为，教与学，是两个精神世界的沟通关联。没有敬，打不开门；没有爱，见不到人。生活中常有这种现象：两个人关系很好的时候，对方为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你都会欣然领受，就像水流花开一般自然而然。可是一旦友尽情绝，欣然领受的那些也会悄然敌视起来，仿佛连根挖走才好。这就好比人们饮酒，喝到肚子里舒服时，人也精神情绪也高涨。如果肚子不适应，又塞心又上头，是里外不得劲儿。
小春：那中日的关系，当年并不是友好的，李大钊家乡的好几个警察就是被日本军队枪杀的，这“敬”和“爱”可就难了。
阿青：是的，所以李大钊的表现让人费解，有时候很坚定，有时又很率意，究其原因，或在于此。
博士：对，但是人也会为了一个目标，给自己一些理由，让自己委曲求全，这就是“适应能力”。本国同学之间，相互勉励相互帮助，是在异国学习最佳的路径。再就是“客观”看待日本人的群体，从中区分出敌对的、友好的人。
小春：就像歌词里唱的：“给我一个理由，让我去追求。”
阿青：哈哈，是这个道理。李大钊应该早就给自己一个理由了吧，你看他在校学习期间的课业，分明是尽了力的。
就说这个学校的有关规定和课程设置吧。1914年9月8日早稻田大学新学年开学，李大钊是当天报到的，直接进入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按照早稻田大学的规定，新生入学伊始，本应先读预科，预科期满通过考试后，才能进入本科。但是因为李大钊有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6年专科学习的基础，经早稻田大学确认资格，允许直接进入本科。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在该科任教的41名教师中，有教授32名，讲师9名，其中博士18名。功课安排得十分紧凑，第一学年必修课程有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应用经济学、经济学原理、近代政治史、民法要论、刑法要论、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及英文练习、日语作文等10余门。
小春：这么多课程，受得了吗？我一听脑袋都疼。
阿青：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定，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习，既满负荷又认真努力。事实证明，他在早稻田大学修完的这些课程，对于后来的写作和教学工作，尤其是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很大。
小春：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一定经历过最有意义的事吧！
阿青：在李大钊看来，最有意义的事就是通过选修科目认识了讲授“都市问题”的安部矶雄老师，并通过他最早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在早稻田大学的教师中，李大钊和他走得最近，经常到他的住处请教。安部对李大钊的思想成长确实产生过很大影响。安部从1899年开始就在早稻田大学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了，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有明显的宗教特征，可以称作“宗教社会主义”。
小春：还有这种社会主义？头一次听说。
阿青：《共产党宣言》里边说了很多种“社会主义”，其实远远不止这些，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思想说成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鉴别真假社会主义。安部的特点是非常注重从精神方面阐释社会主义，他的名言是：“以人类爱为中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在我的心中浑然融合一体。”这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义，但不管怎么说，李大钊毕竟从这时开始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
博士：全新的思想，譬如“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头脑而言，无异于新的“次元”，根本不是一个层级。这也是当年的进步青年出国留学的意义所在——从新世界的视角看全世界。
阿青：在留学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妄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闻此消息，留日中国学生无不义愤填膺。1915年2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国留学生为反对“二十一条”举行的抗议活动，加入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并受该会委托，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
1915年，李大钊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执笔撰写6000余字的《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全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行，指出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有力推动了反日爱国运动。图为李大钊《警告全国父老书》手稿
小春：我历史学得不好，“二十一条”都有哪些内容，学长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阿青：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二十一条”可能只是历史概念。可是对于李大钊这一代人来说，“二十一条”犹如晴天霹雳，震得人怒发冲冠、血泪横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二十一条”犹如架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钢刀，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到，这回真的要亡国灭种了。你想想，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吗？
小春：后果那么严重吗？
阿青：看看“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就知道了。它包括：中国政府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益；日本在中国“南满”和“蒙古东部”享有特殊权利；中国政府答应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和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中国政府须聘任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方面的顾问；给予日本人在中国内地开设医院、寺院、学校等的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察、军械厂；中国国内如发生内乱，日本有权参与平乱。如此等等。别的不说，单是这最后一条就等于敞开国门，让日本军队在中国横行，这还不严重吗？
小春：真是丧权辱国，这日本人是真想一口把中国独吞下去啊！
阿青：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租借、通商，数不胜数。可是所有这些条约对于中国的危害都是有限的，有数的。比如庚子赔款，虽然是天文数字，但毕竟有限。这“二十一条”不一样，这是让中国彻底臣服、彻底灭亡的催命符。人们一直讲要亡国了，要被瓜分了，这回虽然没有被瓜分，却要被日本这个“蕞尔小国”一口独吞了。
小春：那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抗议不危险吗？
阿青：当然是受限制的集会活动，针对的是中国政府。抗议集会于1915年2月11日下午在日本东京神田区基督教青年会所在地举行，3000余名留学生参加。由于警察干涉，原定4个小时的集会，不得不压缩为2个小时。与会者无不有亡国之痛，呼天抢地、义愤填膺，口号声、演讲声慷慨激昂。当时的驻日公使陆宗舆曾电劝中国政府接受日本人的条件，学生便提议“以老拳饷之”，可见愤激之情。
集会后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派代表回上海敦促召开国民大会、抵制日货。李大钊撰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被油印成册，在留学生中间散发，并被带到国内。
小春：一定又是一篇美文。
阿青：说是美文不合适，应该说是唤醒国人的泣血雄文吧。
“寅卯之交，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娵（jū）呰（zī）鹑火。战云四飞，倭族乘机，逼我夏宇。我举国父老兄弟姊妹十余年来隐忧惕栗，梦寐弗忘之亡国惨祸，挟欧洲之弹烟血雨以俱来。噩耗既布，义电交驰。军士变色于疆场，学子愤慨于庠序，商贾喧噪于廛市，农夫激怒于甿郊。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同人等羁身异域，切齿国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愤。以谓有国可亡，有人可死，已无投鼠忌器之顾虑，宜有破釜沉舟之决心。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
铿锵有力，犹如洪钟战鼓，撼人心魄。
小春：果然是壮怀激烈的泣血之文！今日诵读，犹能令人热血沸腾，当年江东父老能不愤然而起、同仇敌忾？
阿青：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甲午战争后20年间之痛史，分析了中国之所以没有速亡的原因，是因为列强在侵华过程中形成了“均势”。这说明李大钊先生对于中外历史、世界局势、国际关系已经有了较为准确的宏观把握，说明他运用政治学理论观察现实政治问题已经高屋建瓴、洞若观火。这在当时国内肯定是第一流的水平。
小春：这时他才26岁，多么年轻啊！
阿青：李大钊不仅对日本政府的阴谋诡计洞若观火，而且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前途命运也有惊人准确的预测，这种穿越历史的眼光，如无深厚的学养、过人的智慧，实难做到。他在文章中说，日本欲独吞中国，中国人不甘亡国，双方必将决裂，西方列强则会趁机议和，挥师东向，以日本为敌，以中国领土为战场，其结果不仅中国有亡国之虞，日本也不会幸存。那样一来，将至“黄种沦于万劫之深渊，皙人独执世界之牛耳”。那么试看一战之后的历史走向，种种事实竟与先生的预言惊人相似。比如，中日果然大战，西方列强果然挥师东向与日本开战，又果然以中国领土为战场，结果是日本一败涂地，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小春：李大钊真可谓目光如炬，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
阿青：李大钊有一段话评论日本人，可谓入木三分。（有省略）：“恃强挟迫，无理要胁，大欲难填，野心不死，是不义也；……戕贼人道，涂炭生灵，是不仁也；……利令智昏，同根自煎，辅车既失，唇亡齿寒，是不智也；……趁火打劫，强盗所耻，堂堂国家，且又过之，是不勇也；……世俗相交，犹重然诺，国际宣言，弃若敝屣，是不信也。此不义、不仁、不智、不勇、不信之行为，于日本为自杀，于世界为蟊贼，于中国为吾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仇，神州男子，其共誓之！”
小春：痛快，骂得痛快淋漓！当年的日本就是这样，可恨之极！不过，我有一点意见不知当不当讲？
阿青：但讲无妨。
小春：那我真讲了。李大钊先生说：“神州男子，其共誓之！”这不是轻视我们女性吗？
阿青：这你还真冤枉他了。其实，尊重妇女，争取妇女解放，是李大钊先生的一贯主张。从这篇文章的气势看，就像是檄文一样，是战斗动员。人不说嘛，战争让女人走开。“男子”指的是战士，这也是古人的习惯说法。
小春：哦，那我明白了。我忽然觉着应该再读一遍李大钊先生的这段文字，意味绝不相同。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这篇文章开头的“龙蛇起陆，娵呰鹑火”怎么讲呢？我在网上做了检索，看过几种说法，还是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阿青：我也与小春有同感，正想请教博士呢。
博士：我也只是有个推断，谨供二位参考。“天发杀机，龙蛇起陆”这两句都来自《阴符经》。《阴符经》是我国古代治国用兵的重要经典，由此亦可看出李大钊平日里所学的范畴，足以见得他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按照经文原意，这两句的意思就是，当天地发动杀机释放地震、战争等灾祸的时候，原本安稳隐藏于陆地的龙蛇，受到惊扰就会离开巢穴甚至在天空飞腾起来。“天发杀机”说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娵呰”“鹑火”是两个星宿名称，它们的分野在河南一带。“二十一条”相关的内容以及事件都与河南没什么关联，李大钊为什么要强调这里呢？或者说我们凭什么说“娵呰鹑火”必定是说星野分布呢？有一条信息是与此地此时有关联的，那就是袁世凯的故乡——河南项城。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你袁某人执政，竟然发生了“二十一条”这么丧权辱国的事情？我个人觉得这应该就是李大钊想要表达的意思了。虽未指名道姓，大家各自心领神会：我呼吁全国人民起来挺你，你自己也好自为之。
小春：原来是这个意思！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其他的解释都没联系实际、风马牛不相及。受教啦，多谢博士！
博士：李大钊的文风，再怎么说也是与古人更近一些。而中国古代文豪们动心用笔，都是想着如何用最少的笔墨，表达丰富的内容。尤其古人的文字，别光当作概念看，要当作意象看。古人说王维诗中有画，就是这个意思。画里涵盖的内容更多、更大。
小春：我查阅历史资料，李大钊在日本期间陈独秀也在，他们两个人相处如何啊？
阿青：是的，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独秀也应邀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此后大约一年时间，他们同在日本，又都与章士钊有密切联系，而且1914年11月，他们还在同一期《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每当我们翻阅早期党史，“南陈北李”四个字格外醒目，令人景仰。由此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觉得二人在日本一定见过面，他乡故知，相处的时光一定是快乐的。其实呢，这个真没有。可能是阴差阳错吧，在日本期间，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面。
小春：你看多么遗憾啊，他们二位是建党初期的“双子星座”啊，南陈北李，双峰插云。
阿青：他们的密切接触是从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大之后开始的。不过，在日本时他们的思想也有交集，主要通过写文章讨论问题。
小春：他们一定是惺惺相惜吧？
阿青：相反，是各抒己见，经常是差一点儿就吵起来。因为陈独秀有一篇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观点偏激，在读者中引起轩然大波。为此李大钊就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既表示对陈文意旨的理解，也谈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总之，属于以文会友、善意切磋吧。
小春：陈独秀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阿青：主要观点是，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国家，“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这样的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甚”。意思是说，历史上的所有爱国者都是“愚忠”，根本不值得肯定。他还认为，当时中国的袁世凯北洋政府黑暗透顶，这样的国家，有还不如无，灭亡了也不足惜。他认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不仅赶不上印度、朝鲜等殖民地人民，甚至赶不上亡国的犹太人。所以亡国也不可怕。陈独秀在文章最后愤激地写道：“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李大钊认为他嘴上说“非咒尔亡”，实际他的文章给人的印象就是“咒尔亡”，恨不得它立刻就亡。
章士钊对陈独秀的文章很欣赏，称赞他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
但是这种说法我很难理解。当时的中国再差劲，好歹也是父母之邦啊，怎么能“咒它亡”呢？所以他的文章一发表，编辑部就接到十余封来信，纷纷诘问，斥责作者：“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
小春：哈哈，说陈独秀是“狂徒”？看来此人少见多怪了。再过两年，让他领教一下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呼风唤雨的能力，那才真叫“大胆狂徒”。
阿青：陈独秀说过这样一句话吧——“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这等于把几千年的中国道德翻了个个儿。狂不狂？和这个相比，那篇文章的狂劲不过是小菜一碟。其实这不难理解，这是陈的愤激之词。他之所谓“孝”，是指扼杀新思想的反动的封建道德；他之所谓“淫”，是指冲破封建罗网、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新思想、新道德。这是陈的语言风格，语出惊人。
小春：学长这番解读倒是我没有想过的。
阿青：看来他的这篇文章也是愤激之词，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因此李大钊觉着，虽然两人也有不同观点之争，但这是次要的。鲁迅有一句话，叫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他要呐喊一声，唤醒国人。陈独秀则不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且还恨其不醒。所以他懒得喊了，干脆说，睡吧，睡死拉倒。于是有的读者就很愤怒，说他冷血，眼看国家要灭亡了，一点不痛心，反而说这样的话。在李大钊看来，其实陈独秀不是冷血，相反，他的心中有一团火，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熊熊燃烧，以至于头脑发热、急不择言。或以恶语惊醒世人之梦，或发毒咒宣泄悲愤之情。拳拳此心，天日可表。这对于陈独秀而言，也算是有异见的知己吧。其实在同等境界，即便是对手也是很容易相互理解的。你看陈独秀的文章，净说狠话，以为他的心很硬，其实李大钊知道，陈独秀的心里很苦闷，很悲伤，也很无助，几乎看不到光明。所谓“哀莫大于心死”，也不过如此吧？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向封建传统纲常伦理制度和思想发起的猛烈攻击，以及号召青年打破一切偶像崇拜、实现自我觉醒的决心和勇气，正是他这种苦闷悲伤心理的总爆发，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博士：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风习，文人的清高孤傲，不会因为关系的远近，而拿着道义做人情。古往今来，试想那些士大夫的风神，只觉得他们的身上，具备着绝不亚于赳赳武夫的豪迈气概。
小春：刚才学长说，南陈北李的观点有分歧，具体指何而言呢？
阿青：主要有三点。
第一，陈独秀的文章，从客观效果上说，是助长了国内的悲观厌世之风。李大钊认为，越是国势衰落之际，越要鼓励“孤臣烈士”精神作为救国救民的支柱和动力。
第二，陈独秀只看到旧的国家不可爱，这是不够的，应该号召人们“解散”旧的国家，建立可爱的新的国家。这样人民才有信心，有盼头。
第三个分歧有点学术味儿。陈独秀认为，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一点不民主，就知道压迫人民，不像西方国家有民主传统，人民有表达意愿的权利和机会。所以东方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好。李大钊认为在文化问题上，应该承认差别，但是要慎言优劣。我们东方文化的特质在于“自抑以奉人”，而西方文化的特质在于“自存以相安”。两种不同文化精神决定了东西方风俗名教的差异，也决定了东西方政治结构的差异。李大钊不评价这两种文化精神的优劣，但他认为：“东西文明之融合，政俗特质之变革，自赖先觉者之尽力，然非可期成功于旦夕也。”
李大钊先生这个看法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空论优劣。这个观点在今天，在东西方文化日益融合、摩擦、碰撞的新的历史时期，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小春：表面看这是个政治问题，但是如果不从学术的层面做深入的探讨，是很难彻底解决的。
阿青：南陈北李之间，意见虽有不同，但在对袁世凯政治本质的判断上，李大钊更佩服陈独秀的眼光。陈独秀年长李大钊10岁，对中国官场政治的认识更深刻一些。李大钊当时还没有走出学校门儿，虽然书没少读，但是对社会的了解，对“江湖”险恶的认识，还很不够，尤其是对袁世凯政府仍然抱有幻想。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陈独秀的“悲观”言论并非杞人忧天。这使李大钊从此对陈独秀刮目相看。可以说，在当时，没有几个人有此见地，谓之“独具慧眼”亦不为过。
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阅读和研究过的部分书刊
后来帝制运动沉渣泛起，陈独秀回到上海，开始编辑《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高扬科学民主的大旗，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风暴。至此，举国上下无人不知陈独秀了！
博士：《礼记·大学》上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提升自我，引领民众，走向繁荣富强——这是古往今来高等教育的宗旨。透过历史的时空，思索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的所作所为，与古圣人的精神境界竟是如此契合。他正是时刻都在弘扬着大道的人啊。
经典导读
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
注：节选自《新的！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