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次对话
阿青：博士好！
博士：阿青好！
小春：问候两位，我有一事不明，正好博士、阿青都在，还望不吝赐教，为我拨云见日。
博士：小春好！但问无妨。
小春：我看了博士的“画”，也读了阿青的解说，但是这与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表现有什么关系呢？
博士：小春问得好。李大钊不惜牺牲生命所追求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图景呢？中国共产党人宣誓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解放全人类，让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是吧？
小春：是的，这与孔子师徒的国泰民安的理想世界属于同类，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青：小春好。孔子的弟子曾皙畅谈自己的人生理想，正是描绘了博士的那幅画。孔子对此深表赞同：“我和你是一样的呀！”因为这是至善之境，也是他的人生理想啊。国泰民安，不正是他的从政目的吗？
博士：就像孔子也并非我们曾经以为的样子，并非自始至终弯着腰拱着手一幅温良恭俭让的面貌。《礼记·檀弓》记载，弟子子夏问孔子，对于杀死父母的仇人，该如何处置。孔子做了这样斩钉截铁的回复：“不脱甲胄，睡在草堆里，头枕着长矛，不应聘做事，不能容忍那人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当我们走近李大钊，就会发现他并非我们曾经以为的样子，并非整天不苟言笑、不食人间烟火，翘着浓密的胡子横眉冷对那个世界。
阿青：李大钊先生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其中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除了建党之外，最重要的大事。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和作用，见于他发表的许多重要文章，如《青春》《“晨钟”之使命》，等等。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运动，李大钊都是亲身经历，而且处于运动的中心。他的表现，更像一个斗士，更像博士所举例子里孔子的“枕戈待旦”精神。
博士：斗争的时候，那个主张战斗的，是“枕戈待旦”的李大钊。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他的内心有一个理想，有一幅画，那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些青年的未来前景——那个春衫长发歌咏于太平盛世的幸福图景。当幸福图景遭到毁坏，仁爱之心就会增添勇武的意志。
阿青：是的。五四运动的起因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交涉失败。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五四运动前期的主力军是北京学生，而其真正发起者则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当时北京大学有很多社团，最有名的是“鼎足而立”的三个社团，办了三个刊物。《新潮》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但绝口不谈政治；与之对立的《国故》则专门反对白话文，鼓吹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国民》杂志是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全国性刊物，他们聘请李大钊为导师，并为杂志撰写文章。该杂志的特点是公开谈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些社团的言论对于五四运动的准备和发动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他们思想倾向不同，隔阂甚深。这种情况不利于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后来经过李大钊的协调，在“五四”前，北大各学生团体终于团结起来，成为五四运动的一股主要力量。
博士：人心齐泰山移，最难齐的是人心。
小春：这个时期，李大钊和进步学生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直接行动”。这是什么意思呢？
阿青：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不经当局允许而直接采取法规以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这是国外工人运动经常采取的方式。五四运动也面临当局是否允许的问题，所以他们经常就此展开讨论。他们的结论是，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搞合法斗争是行不通的，必须采取“直接行动”。后来李大钊在《五一节杂感》一文中把“直接行动”公开提了出来，这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即将到来的信号。
小春：原来如此，如果不“直接行动”，那就没有行动了。
阿青：当时有三个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民愤极大。“五四”前不久，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国商量如何卖国，留日学生像送葬似的送他上车，把白旗丢了一车厢，他小老婆吓得直哭。消息传到国内，大家拍手称快。这虽然是件小事，但是对北京的青年学生起了诱导作用。“五四”那天学生们到赵家楼去，一个直接目的就是给曹汝霖送白旗。后来事态扩大，成了“火烧赵家楼”。
博士：群众运动中的势态，历来都是最难把控的。
阿青：5月4日的行动计划，是头一天定的。5月3日各校代表和北大学生在学校的三院礼堂开大会，当时群情激昂，有一位同学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会上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给章宗祥丢白旗，我们为什么不给曹汝霖也来一下？意思是把白旗送到他家去。大家一致同意，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并给卖国贼曹汝霖送白旗。
1919年5月4日，是个星期天。那时候，北大的红楼后面是一片空场，大家就在那里集合排队。大约下午一点钟，队伍准备出发时，蔡校长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但是同学们不肯停下，他就让开了。同学们走出学校，沿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队伍前面，举着一副白布对联，像挽联一样。写的是：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所指何人一看便知。下午一时半，十几个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前，人人手里拿着一个或两个小白旗，旗上写着“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
小春：“曹瞒”是曹操，“章惇”是什么人呢？
博士：章惇是宋朝人，苏轼的同僚，有传言说他陷害过苏轼。曹操、章惇在戏曲和文学作品里面都是奸臣形象，五四运动时学生借用了“曹”“章”这两个姓，人物的生平史料是不相干的。
阿青：大家纷纷发表演说，喊口号，之后集合队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但是有一个巡捕手持木棒，在路口来回巡逻，不准学生队伍通过。停了许久后，允许学生一进东交民巷就往北拐，从利通饭店后面穿过去，到了东长安街，然后穿过东单、东四，到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在路北，临街的窗口都有铁丝网，大门紧闭，无论怎么交涉曹汝霖也不肯出来。其实，他当时如果出来，很可能学生们也就是骂他一顿卖国贼之类，然后丢下白旗走人。可是他却不出面，也不开门。
博士：事态往往就是这样，不干预就可能升级，直到一发不可收拾。这几个卖国贼也是罪有应得。
阿青：大家有气无处发泄，就用旗杆把沿街房屋上的瓦片捅下来，摔了一地，瓦片又被学生抛进院里。还不解气，于是有人从天窗爬进院里，打开大门，大家一拥而入。找不到人，就砸东西，一面砸，一面哭，巡警有的也哭了。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儿子、小老婆，还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都没有打，放了出去。后来人们又拥到东院，恰逢章宗祥从里面出来，大家以为是曹汝霖，上去就打，捡砖头瓦片砸，把他砸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据说头皮打破，骨头都露出来了。其实这天晌午，曹和陆、章二人都在总统府赴宴，饭后，有人劝曹不要回去。曹说“怕什么”，就同章宗祥回家了，结果碰个正着。他藏在老妈子屋里躲过一劫，章宗祥替他挨了顿打。
后来不知怎么起了火。有人说是北大学生放的，有人说是赵家人为了嫁祸于学生自己放的。果然，起火之后，警察就开始抓人！但是这时，学生已经一批一批地走了，留下的已经不多，只抓走了32人。当天晚上，学生又在北大三院礼堂开会，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决定各校同盟罢课。5月7日，北京政府害怕事情闹大，把学生释放出来。于是各校就都复课了。
小春：从这些细节上完全能看出来，学生的情绪也是因为事态的变化波折才导致爆发，虽然群情激奋，但他们做事还是有底线的。
阿青：第三天，蔡元培辞职，离开北京。这时，“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已经组织起来。教职员为挽留蔡校长赴教育部请愿。更重要的是，大概15日左右，一位姓郭的同学在参加五四运动后不幸去世。于是在为他召开的追悼会上，学生联合会做出决定：从19日（星期一）起，北京中等以上26个学校的学生全体总罢课，同时提出抵制日货，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挽留蔡校长回校等各项要求，不获全胜决不复课。这是五四运动的第二个高潮。
可是直到6月2日，传说巴黎和约马上就要签字了，中国外交已经惨败，北京政府又不肯罢免卖国贼曹汝霖等，蔡先生也没回北京复职，上述各项要求全没有结果。于是学生又上街讲演，结果又有很多学生被捕。没地方放，竟把北大三院当作临时监狱。学生们更加愤慨，于是6月3日便全体出动，先到前门一带讲演，喊口号。下午，又到北大三院对面，隔岸慰问被捕的同学。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六三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新发展和新高潮。
小春：即使过了一百年，重读这些史料，仍是让人惊心动魄。
阿青：在“五四”前李大钊他们就号召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五四运动中，北京学联根据他的意见，派人南下，同各界联络，所以“六三”以后，参加五四运动的就不只是青年知识分子，而是成为一个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妇女界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南方、北方，各地罢工、罢市、罢课的消息不断传来，反动政府不得不低头，于6月7日释放了几千名因街头讲演而被捕的学生，10日，报纸上登出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新闻。同时，在巴黎的留学生和工人代表包围了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最后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小春：终于是胜利了！真是让人出了一口气！
阿青：五四运动期间，还出了一件大事。6月11日，李大钊带领两个人去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陈独秀和高一涵等人去新世界散发。传单的题目是《北京市民宣言》，内容挺激进，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结果，陈独秀当场被捕。李大钊立刻组织营救，费了不少力，陈独秀于当年九月才出狱。可是直到阴历年底，陈独秀仍被警察厅监视居住，再待下去很危险。于是李大钊就和他化装成小商人模样，雇了一辆骡车，李大钊赶车，让陈独秀坐在车里，顺利地将他护送出北京，然后经天津去了上海。
小春：李大钊先生还会赶车？
阿青：这个细节也显示出李大钊先生的全能，或者说那个时代优秀者的素养。传统文化里不光是“四书五经”，还有“六艺”。作为君子，齐家治国平天下，生存所需的本领，都是必修的功课。例如孔子，本就是一个驾车、射箭的高手，说他“四体不勤”，那是故意污蔑。
小春：李大钊先生化装成北方商人一定很像。
阿青：你怎么知道？
小春：鲁迅先生说的。他说，李大钊给他的印象很好，诚实，谦和，不多说话。他说在《新青年》的同人中，有的人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可是李大钊从来不搞这一套。
阿青：这与商人有什么关系？
小春：哈哈，鲁迅先生说李大钊的模样颇难形容，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他在南边没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他说，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时，李大钊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当兵的抓住了，问他是什么人。李大钊答道：“做买卖的。”那个兵说：“做买卖的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说着把李大钊推一边去了。如果他说自己是教员，很可能会没命的。
阿青：鲁迅先生说得对，李大钊大概真像个做买卖的，所以他赶个骡车出城没人怀疑。
博士：做就要做得好。据说李大钊在车上还放了一堆账本，如果遇到有人盘查，就说是下去收账。
阿青：准备得这样周全，看得出李大钊先生是临危不乱的。
博士：“亢慕义斋”有一副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上联写陈独秀为革命坚持不懈，辗转于监狱和研究室之间，下联写李大钊为“北方之强”。两联也体现出二人团结互助，同心同德，共约建党。历史就是这样。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这是必然性。但是一切必然性都在偶然性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正因为这样，历史才如此丰富多彩，才充满传奇性和戏剧性。
阿青：因为博士特殊强调了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图景，我想到了两个重要的情节，对我们理解李大钊的人格非常重要。一个是前文提过的“反孔”，李大钊努力地在为青年剖析义理，推心置腹，非常坦诚。因为这个时期毕竟是以“斗争”为重，不区分害人的封建孔教与孔子本身，也是很容易削弱打击力量的。
博士：是的。同时也透露了一个信息：孔子那样的圣贤，也是李大钊所敬爱的。就像后人热爱李白、杜甫，倘有恶语相加，人们必定要为李杜争辩的。
阿青：嗯。另一件事，就是1920年5月，在李大钊的努力下，北大学生访问团到达日本东京。在五四运动反日浪潮高涨之时，他告诫国人：“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日本学生会也在同年8月派团来北京访问，确定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博士：阿青说得好。你看李大钊的字，“守常”几乎成了他的座右铭。对于一个受过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以此对外宣示做人的原则，同时这也是他锤炼内在精神的功课。那些不肯思辨的一概而论、非此即彼的极端情绪，在群众运动中不加纠正，都会产生极大的负作用。而这时候就非常需要“老成持重”的人，不气馁也不骄躁，让群情能够依循理性的轨道，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小春：我似乎明白了一些，孔子啊，李大钊啊，感觉这些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都是特别可敬可爱的，值得信赖的。和你们相处，也觉得很幸福。
经典导读
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
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
注：节选自《社会主义释疑——在上海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