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80年代变革的历史前提是“文化大革命”，而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是当时中国人思索与行动的出发点。“科学与民主”的口号的重新提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方针的响亮确立，导致了对既有思想观念的批判性检验。
80年代的国际条件是全球性的现代化潮流，面对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纷繁的文化现象，国民心理骤然受到打击，惊愕之后，民族自强的目标确定在了“四个现代化”的愿景之上。
这两个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创作主题，从政治批判向国民性解剖演进，无处不使人感到被“触及过”的灵魂的热切求索。换言之，正是民族灾难与世界潮流所构成的历史坐标，引起了文艺价值观的革命性变化。
变革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西风东渐的现实形成了80年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对蒙昧主义的批判和人道主义的反思使文艺创作爆发出1949年后少见的思辨力量和情感力度。当文化精英不再投身政治，艺术工作者走出头脑禁锢的荒地，开始孜孜于久遭冷漠的精神创作，巨大的思想洪流便奔涌而出，汇聚成一场震撼人心的观念革命。放眼这一时段的文艺作品，灵府洞开、情思飞扬，显示出清醒的个性意识和世界意识。
最先呈现自身价值的是敏感的诗歌。尚在乍暖还寒之际，“朦胧诗”就异军突起，以进攻的姿态向传统发起大胆挑战：它们讴歌曾被放逐的“自我”，把情感和心灵奉为诗歌的太阳。它们承认“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并“愿意尽可能用诗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当舒婷把美丽的忧伤带给读者，北岛用深刻的疑惧质问社会，江河以凝重的历史感怀吟唱祖国的悲歌时，诗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突破了严整规范的格律，用普通人的平凡代替了超人的神圣，在审美上也由激情的宣泄变为理性的思辨。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传统诗歌对外物的再现，而让诗歌从“别人”转向“自我”，从物质世界转向思想世界，体现了对历史惯性的抵制与批判。
谈到“朦胧诗”就不能不想起1979年的“星星画展”。虽然浓重的模仿痕迹使人感到创作者的稚嫩，但它所透出的叛逆精神打碎了对传统技艺的顶礼膜拜，并启示艺术家们拓展思维空间，在过去与未来的转折点上找出民族与个人发展的方向。后来的《渴望和平》《饭店一角》等作品表明新人们的探索步履不停。这些作品在形式上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启迪，较多采用象征手法，但在内容上保持与现实的关联，追求对社会与人生的反思。那一刻响彻在美术界的是越来越高昂的变革呼声。一些卓有胆识的艺术家渴望全面创新，甚至对亘古不变的花鸟工笔也发出革命的叫喊。越来越多的创作者走出狭小的天地，追求实验性艺术、常规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同生共存，创造多元的美术局面。
音乐也经历了自身的变化。它打破了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古典制约，而以即兴性、表意性、节奏性、自娱性立意标新，使之更益于抒发生动的个性。瞿小松、谭盾、叶小钢等青年作曲家的作品所显露出的历史意识和人生意识，标示了音乐的新境界。
长期以来因片面强调具体政治内容，而忽视以情感为中介作用的舞蹈，也开始寻求自身的特质。《黄河魂》《再见吧，妈妈》《命运》《绳波》等作品遵循舞蹈的表现规则，创造超越现实的心灵时空，以情感为想象推动力，凸显象征、夸张、变形，塑造出浸润情感与意念的舞蹈形象，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小说界经历了伤痕、反思、寻根等几个不同的阶段，“从感情的自我状态逐步走向自我的对象——生活的大千世界”。其自觉意识一直表现为对功利主义倾向的冲击和对深刻历史内容的追寻。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小说更早地接触了人类文化的母题。
主体意识的崛起几乎遍布各个领域，就连批评界也掀起了个性化的思潮。在开放学术环境中崭露头角的新一代批评家有幸领略了多种现代思潮，在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中做出了新的探求，大胆扬弃了习以为常的批评模式和缺乏创造活力的旧有思路。他们所显露出的思维视野和语言气质形成新的论说方式，大大地改观了几十年来刻板老套的批评面貌。
虽然这一时期的整体意识形态尚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之中，但弥漫于80年代不同艺术门类中的反叛精神已经颠覆了既定的伦理观和审美观，而且思想界将这次文化浪潮与破旧立新的五四运动相提并论。
关于电影，文化老人柯灵先生在《试为“五四”与电影画一轮廓》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所有的姊妹艺术中，电影受五四洗礼最晚。五四运动发轫以后，有十年以上的时间，电影领域基本上处于新文化运动的绝缘状态。”“电影没有卷入这一场激烈的新旧斗争，却长期地和旧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确实，当五四文学青年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历史洪流中时，电影尚处于襁褓时期，它那不健全的胃口不足以接受新鲜的食品，而只能靠吞食旧文化的余粮维系生存。直到左翼电影之后，才逐渐与社会思潮合拍。当80年代又一次拉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帷幕时，电影的变革虽然不如其他艺术门类来得那样轻盈灵便，但也迅速吸收了当代思潮的变革元素，和姊妹艺术一道走向了自己的自觉时代。
80年代电影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1979年，于1983年达到高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处于亢奋状态的电影工作者发挥电影迫近现实，易于再现现实的特殊能力，逐步调整社会表达方式，同样承担了历史反思的重任。
第二个阶段起于1983年，成于1985年。当电影开始摆脱单纯的宣传使命和教育使命时，自身的美学价值便得到更多的关注。创作者从学习现代电影的语言着手，对影像的视听表意功能给予了中国化的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