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到苏联去
1954年6月，电影局代局长王阑西率团访问苏联，用3个月的时间全面考察电影业：会谈领导人，拜见艺术大师，了解发行放映情况，参观制片厂、学校、研究院、影院，进一步确定了中国电影走苏联之路的大方向。[10]
同年，文化部从各个电影部门调集精锐骨干，组建了由电影局负责人、东北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洗印厂、专业翻译组成的赴苏实习团，并随即制定出详细的学习任务：
（1）在技术上学会特技、置景、录音、宽银幕、立体声、彩色印染拷贝的工艺过程，掌握彩色影片的全部摄制过程，回国后能独立拍摄和洗印彩色电影，同时要摸清技术管理方法和新技术发展动向。
（2）在行政上熟悉制片厂运作的整体结构，了解人事制度、奖金制度和分配制度，掌握剧本审查、文学编辑、影片立项、摄制组建立、拍摄周期、影片成本等制片流程。要下到摄制组学习苏联导演的工作方法，了解他们摄制影片的实际步骤。
（3）在艺术上了解苏联电影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苏联影片的美学特点。要多看在苏联放映的外国影片，了解其他国家电影的新动向。[11]
针对实习团成员的专业特点，电影局为每个人分配了具体的学习任务：行政领导学习制片厂管理，导演学习彩色电影创作程序，科室人员学习制片流程和财务管理，技术人员学习摄影、特技摄影，美工、录音、化妆造型、洗印工艺，就连翻译人员也进行了人盯人的细致分工。
赴苏联实习团于1954年9月抵达莫斯科，苏联接待部门根据实习团需求，悉心安排了教学、见习、拍摄三个层次的学习活动。实习团中的导演成荫在1955年的《大众电影》描述了自己访学的过程：先在苏联国立电影大学听课，然后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实习，跟摄制组，参加厂办艺委会讨论，走访演员，参观剧院。苏联老师亲切热情，视他们为六亿中国人民的代表。[12]
赴苏实习团于1956年1月返回中国。临行之前，实习团还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完成了一个结业作品，以检验在苏联的学习是否过关。
赴苏学习是电影界的重大战略举措，目的是以苏联电影为摹本打造全新的社会主义制片厂。在文化部电影局的统筹下，赴苏实习团的所有成员都留在了北京，被当作新型人才特别任用。[13]
苏联经验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什么？时任上海电影公司（由原电影局改组而来，旗下分有海燕、天马、江南三个制片厂）副总经理的张骏祥在1957年撰文写道：我认为苏联给我们的最大的帮助，是教会我们如何把电影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1949年后，电影成为计划生产的国有事业，但我国电影工作者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是在苏联专家的具体指导之下，我们学会了怎样把电影生产和发展纳入国家计划，学会了制订发行放映、创作生产、技术设施、洗印等种种工业计划。……为了保证这些计划的准确执行与完成，又参考苏联经验逐步学会了制定片场制度、人事制度、经济核算制度。这些计划和制度构成了复杂的企业机器，一环套一环，一个齿轮扣一个齿轮，从此我们的电影生产与发展不再是盲目而无计划的了。[14]
以苏联电影为标尺，1949年以后的中国电影摈弃商业属性，弘扬宣传作用，拍摄制作强调领导要求和行政规划，发行放映突出为政治服务。而《夏伯阳》《政府委员》《乡村女教师》《真正的人》《丹娘》《马克西姆三部曲》《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伟大的公民》《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影片的鲜活榜样，更直接导引了“二大”（大题材、大主题），“二高”（人物高起点、思想高觉悟），“二直”（直接表现阶级命运、直接表现“本质”）创作论的形成与风行。[15]
50年代的重要影片（《青春之歌》《革命家庭》等）突出理想主义，赞美献身精神，集体活动多于私人生活，个人欲望服从组织需求，爱情、亲情、友情大都由革命事业衍生。1949年前有过辉煌成绩的蔡楚生在强调人物成长过程时也这样引导：“我们的英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人民的哺育下，在党的影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所看到的保尔·柯察金、马特洛索夫、夏伯阳、丹娘等，这些光辉的典型也都不是一开始就那样成熟的。”[16]他还以《列宁在1918》为样板，比较分析表现延安保卫战的《沙家店》，指出其艺术不成功的缘由。[17]
可以说，50年代的苏联经验全面格式化了中国电影的创作思路，并催生出一整套意识形态表述规程：政治宣传是故事的前提，英雄人物是影片的核心，明星是阶级斗争的肉身符号，蒙太奇是程式化的语言修辞——青松古柏表现英雄牺牲，电闪雷鸣隐喻精神打击，花前月下象征革命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