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20世纪六七十年代

1957年后，苏联电影界追随政治开放开始拍摄反思性作品，《雁南飞》《伊万的童年》《士兵之歌》《第四十一》《一个人的遭遇》等一批新浪潮影片因内容深刻、影像新颖在国际上广受推崇。这些作品也同样令中国电影人兴奋，他们感慨影片的人性主题，惊叹创作者的独特手法，并从中偷偷学技。儿童片《小兵张嘎》的题材创意及长镜头理念就受到了《伊万的童年》的启发。

但剑拔弩张的两国关系不可能让艺术置身事外，电影放映更是脆弱敏感。尽管导演邦达尔丘克在中国耳熟能详，但他的《一个人的遭遇》的上映依然被当作特例向北京市委书记处报告。在那份由宣传部门起草的请示文案中，相关部门拟订了一份不一般的放映计划：（1）此片要排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的时间内放映，尽量减少观看人次。（2）针对观众喜爱彩色片的口味，在广告中标示此片为黑白影片。（3）加强发行《列宁论和平与战争》一书，引导批判影片内容。（4）组织文艺创作人员学习中央精神，助其正确理解影片主题。（5）影片反响由宣传部集中整理上报，防止评说言论广泛传播。^[18]

随着两党分歧的不断加剧，电影界停止了苏联电影的译介，并开始组织理论文章展开针锋相对的批判。一篇题为《银幕上的毒草——评格·丘赫莱依的三部影片》的文章这样写道：《第四十一》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诅咒；《士兵之歌》是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忏悔；《晴朗的天空》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控诉。文章最后概括：在丘赫莱依的三部影片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感伤主义、和平主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可视是集资产阶级思想之大成”；“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人性本来就一脉相承，把它们‘变成同义语’是不费吹灰之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无法和人性变成同义语。事实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确不承认世界上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承认有具体的不同阶级的人性，即阶级性”。^[19]

在不断的批判声浪中，苏联影片在中国的放映数量快速下降，1963年至1976年间，除却《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战役》几部屈指可数的复映影片外，几乎看不到任何其他苏联电影。

1979年，苏式文艺理念更是遭到全面清理。电影工具论被质疑，巴赞和克拉考尔摆平了爱（爱森斯坦）普（普多夫金）杜（杜甫仁科）。新一代电影人以“重问电影是什么”反对意识形态至上说，以“丢掉戏剧拐棍”反对二元冲突论，接踵到来的市场经济随即也将苏联的国营厂模式和唯教化类型一一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