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之40年代的许鞍华和50年代的张艺谋,80年代出生的郭敬明自然会和自己的时代——当下社会对话。

由郭敬明编剧、导演的电影《小时代》上映首日的排片比就占到45%,而影片票房两天过亿、三天过两亿、六天过三亿,从2013年的第一部到2015年的第四部,“小时代”系列一共赚取票房17亿人民币。影片的观众主要是“90后”青年,数量庞大的郭敬明粉丝与其他观影人群构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对电影价值取向展开激辩,使《小时代》成为电影生产的一个特殊案例。

《小时代》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个“互联网电影”。它的故事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用户群中,影片上映前就曾在网络上引发大讨论,而它的目标受众正是网络讨论、点击率和数据流的参与者——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在对这些数据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小时代》制定了自己的目标观众、制作方式及营销策略。或者说,它的生产制作和营销推广从一开始就与一般国产影片的做法相左,而尝试了“大数据时代”的电影生存之道。这位从作家转型到导演的青年,将他的文学“粉丝”转化为电影观众,又通过粉丝群体带动其他观众。在一轮轮的“话题炒作”和“明星见面”活动中,不同观众群的观影趣味和价值取向被逐步细分。《小时代》在北上广之外的畅行也标示了二三线城市影院的激增与小镇青年的生活诉求,看盗版光盘长大的一代青年转变了电影院里的精英口味,21世纪前十年武侠巨制时代中年男性观众对票房的主导权已经让给了80、90后的电玩青年。

《小时代》的故事发生在时尚的上海,主人公顾里、林萧、南湘、唐宛如是四个形影不离的女大学生。她们出身不同,经济条件各异,但在富家女顾里的笼盖之下,彼此分享着快乐与忧伤。与这四个花季女子相对应的还有顾源、宫洺、简溪、崇光四个男生。他们和女孩们相恋相伴,一起走向社会,步入职场,经历爱情。

除却这些花样年华的青年,《小时代》的另一个银幕形象就是作为东方明珠象征的大上海。郭敬明在采访中曾不断提到,他的“小时代”系列是“要记录这个时代”。而他的上海就是一个再次融入跨国市场潮流的历史标本,资本的逻辑渗入生活的每个角落,一切都要经受经济价值的考量。人的情感也统统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所有的纠葛背后都离不开“资本”那双巨手。资本的运转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也让它冷酷无情。

《小时代》的四部曲有一个越来越悲凉、越来越凄楚的情节过程。在《小时代1》里,主人公们是无忧无虑的大学生,基调是纯真青涩而美好;《小时代2》中的主人公们告别校园,进入了物欲横流的社会,资本与权力日渐峥嵘;到了《小时代3》与《小时代4》,职场阴谋、情场伤害、身体疾病逐次降临,而一场意外的大火将所有的主人公吞噬,最后只留下故事的讲述者林萧在回忆中孤独老去。上海和寄生在它躯壳里的年轻人们一起,变为疯狂物欲和蓬勃生机的双重隐喻。

《小时代》的主题似乎想表现青年个体在冷漠自私的资本开发时代的无所适从,通过人物个性的碾压造成修辞上的批判,但影片极端物化的美工造型恰恰是对资本的认同和对物质的迷恋。影片似乎在为观众普及奢侈品教程,摄影机一次又一次地掠过那些灼人眼球的漂亮衣橱、精致餐具、高档家饰。这些林林总总的各路名牌如同路标符号,无所不在地嵌入文本肌理,连同人物的外貌、神态、动作及语言,成为《小时代》的形象标签。

《小时代》中的奢侈品不仅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而且表征尊严与品行。四部曲中的第一主角顾里可以说是影片奢侈品逻辑的体现者:她最大的兴趣就是赚钱和买奢侈品,虽然她能恪守友谊与爱情,但平常的交际方式总是以“金钱”为标准。于是《小时代》成为一个断裂的文本,一群拜金主义者的悲喜剧,充满悲情;时而纵情于它的浮华与富贵,甘心情愿为金钱和名牌彼此撕咬。影片的特点因此被概括为帅哥靓女的情爱,奢侈浮华的炫耀,金钱主宰的工作伦理以及西洋广告模特为蓝本的审美取向。

作为2013年的现象级影片,《小时代》上映三天,便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一面是票房大卖,另一面是严厉批判。为《小时代》点赞的评论者认为郭敬明有3个与张艺谋、冯小刚等大导演不一样的新武器,一是不重人性重年轻人的痛点。二是不重明星重粉丝经济。三是不重编剧重大数据。[2]持中立态度的观众认为:《小时代》迎合了这个社会富强潮流,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青少年文化现象”,资本大时代与意识形态小时代的表征。激烈的批判观点是:《小时代》中那些被柔光镜过滤了的生活场景远离现实,导演肆意挥洒消费符号凸显商品拜物教意识。《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小时代和大时代》的文章,批评郭敬明的《小时代》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引导社会思潮,以小时代、小世界、小格局遮蔽甚至替代大时代、大世界、大格局。文章特别指出个人或者小团体的资本运作的成功可能导致一个时代的人文建设失控,因此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小时代3》出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