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金时代》是2014年最大的话题电影。在超级英雄、都市时尚、无厘头笑闹、枪战武打统治院线的当下，《黄金时代》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它冷静、舒缓、雅致：有文艺电影的诉求，以躲避戏剧元素与情节脉络的碎片式回忆表现了一个青年女作家的人生轨迹；有细腻的地域风情，一一铺陈了哈尔滨的雪、上海的雨、重庆的江水；有讲究的环境造型，逼真地再现了当年宾馆饭铺咖啡店及家庭的陈饰和摆设；有剪影式的文化人物群像，鲁迅、丁玲、许广平、胡风、梅志、茅盾、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等一群个性鲜明、性格迥异的民国作家集体出现在银幕。通过萧红的遭遇，串起了东北文艺青年、上海文化旗手、进步作家、延安文艺主将以及抗战文学人物。

《黄金时代》堪称一部野心之作，编剧李樯用三年时间写作剧本，并选择了解构式的间离效果，主演们常常在表演中转头对着镜头述说，由剧中人变成局外人，比如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的三角纠葛，在不同场景中的三个人口中是三个版本，颇有“罗生门”效应。与此相对应，影片的故事线索也打乱了时空，人物于过去与未来之中随意穿越，前场是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朋友家排话剧过元旦，下一个镜头马上就切换萧红与端木蕻良在西安寺庙信步漫游。而影片最大的特色是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起伏跌宕，始终平铺直叙，甚至少有背景音乐，以克制达成客观冷静。

导演许鞍华的创作涉猎极为广泛，几乎覆盖惊悚、武侠、名著改编、家庭情感、社会写实、政治动荡、性别困扰等不同电影主题，却不乏自己的人文关怀和美学趣味。在《黄金时代》之中，许鞍华动用数十位演技派明星，空间场景从北方的哈尔滨、北京、青岛延展到南方的上海、武汉、重庆、香港以及日本，以一贯考究的环境造型气氛刻画细节铺陈，围绕萧红的人生铺排地展现了30年代左翼文坛的众生相。他们是义无反顾的一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声名显赫的鲁迅能够对无名小辈出手相助，吃不饱饭的青年同仁可以典当衣服资助朋友出书，透过这些有情有义有抱负的人们，影片中的民国“民气十足、海阔天空”（影片广告词）。而中心人物萧红，就是这个自由时代的印证：无论经受怎样的离乱，她从不放下手中的笔杆，也不放弃对爱情的渴望；她敢于叛逆反抗包办婚约，大胆私奔同居，也敢于抛夫弃子投奔新的伴侣；她一意孤行地做着自己，在放任自流的时光里且痛且行。

也许是想要匡正原来的偏见，编导扬弃了神话表述框架，将一代文豪塑造为和蔼可亲的普通人——鲁迅不再横眉冷对，还与萧红讨论衣着，许广平不上厅堂只在厨房；胡风永远伴随着美丽的妻子和嬉戏的儿女，温和替代了狷介；聂绀弩总是协调各种关系，如兄长般温厚；丁玲和萧红促膝谈心，还送了她一件战利品；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合盖一床棉被，丁玲在男人们的揶揄中和他们挤睡在一间小屋。这些历史传说中的趣闻轶事，把曾被刻板化的左翼文人表现得平实而生动。

影片的长度几近3个小时，制片人覃宏刻意选择国产电影厮杀最激烈的国庆档期投放院线，在商业时尚电影狂飙突进的时刻，《黄金时代》以民国范儿的艺术片逆流而上，显然是一次“预谋”的文化行动。虽然影片最终内地票房仅为5000万人民币，但却获得文化界的赞许和各大电影节的垂青。输了票房的《黄金时代》赢了口碑，并和已经热闹了数年的“民国范儿”达成某种修辞共振，让影片和历史建立起某种想象性的对话关系。

任何怀旧都与当下相关，时尚的文化橱窗“民国范儿”是于对当下文化生态强烈不满的情绪中建构出来的。在与当代知识分子宣泄式的比较对照下，胡适、傅斯年、钱锺书、陈寅恪、蔡元培等历史文化人物得到高度评价，他们那些曾被历史隐去或被后人忽略的种种人生细节被一一发掘出来，以其博学映衬教育失范，以其独立反讽犬儒主义盛行，而他们的刚直不阿、卓尔不群的士大夫气质更是被津津乐道，并树立为“民国范儿”的楷模。

但是，构成《黄金时代》叙事脉络的是更加富于戏剧性的左翼文青，作为革命的文本，他们和起伏跌宕的新中国历史也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跟今天的“北漂”一样，当年的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在亭子间蜕变为都市摩登。他们以文学介入社会，呼吁个性解放，描述社会贫困。他们投身社会革命，身体力行地追求恋爱自由，反抗压迫与不公，成为那时的思想先锋。然而在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之中，他们所标示的左翼文化意义不断变更，“阶级斗争”的外延不断扩张，“个人主义”的内涵日趋弱化，直至作为资产阶级糟粕被彻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与左翼文化价值婵变相对应，他们的命运也随之步入悲剧。影片策略性地略过灾祸、冤屈和苦难，把这些有着强烈政治符号的人物被还原为一群青春盎然的青年，截取他们波折一生中最灿烂的早年时光，以情爱为轴心、以放逐为线索，在爱与青春、自由与梦想的故事里述说一段“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空，让这些早已淡出历史的风流人物再度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而这样一群与社会抗争的青葱人物同时也填补了过往“民国”描述中所遗漏了的左翼形象，为精英化的“民国范儿”增添了青春色彩，使经典化的民国披上了革命的外衣。

《黄金时代》的民国范儿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影片承接“民国范儿”的历史意念，延续了对旧时代的美好想象，并填补了前者在叙述上的某些空白。但言说方式的成功并不能填补语词本身的虚幻言说方式的成功，更无关于言说本体的真实面相。^[1]

《黄金时代》的历史讲述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追求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效果，但依然受到制造历史幻想的指责。这种指责主要源自对民国热的意识形态批评，即认为赞美民国是挑战中国主流历史和现实政治的表述，是对旧时代的病态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