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说中国古代妇女的历史是一部女性意识在男性社会和个体家庭中消融的历史。那么，当代妇女的精神历程则是在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沉浮隐现的奋争记录。作为社会问题的变色龙，当代妇女的生活状况一直敏感地反映着时代的潮涨潮落。

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现实告诉我们，妇女与封建生活方式的逐渐疏离始终依赖于社会整体的变革。不论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中国妇女摆脱家庭羁绊，投身新生活的契机。而这些运动也确实把解救妇女当作改造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在革命的倡导者看来，妇女的苦难就是社会的痼疾，要改变社会就必须改善妇女的状态。于是，革命接纳了女性，女性的自我意识在革命运动中萌生。她们中的个人伴着集体事业的进步而成长，她们的视野随着国家的发展而拓宽，因而，她们本能地把社会革命当作自身的革命。

在中国，首先以抗争形式提出男女平等思想的主要是一些男性社会革命家，如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梁启超，五四运动中的李大钊、陈独秀，而在社会潮流中谋求自身利益的激进妇女们却未能进一步形成独立的行动纲领和斗争原则。这样，中国妇女革命的思想基础和活动方式就天然地带有男性色彩。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突出的社会化特征和男性化倾向大大削弱了女性自我反思的意识与批判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思想基础。而且，妇女思想的非独立性已使男性成为运动的实际主体。在社会革命的洪流中，妇女们把男性当作行动的楷模，以男性的标准衡量自身的价值，因此只能不断追随大环境的需求，而压抑个人内在生命力的释放。“男人能办到的女人也能办到”，这句在神州大地风行数十年的口号铸就了千百万妇女踏入各种社会行业的心理动机。

就此而言，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者李小江鉴定了妇女解放的两个特点。她认为：“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唤醒了农民革命，帝国主义政治造就了民族国家。而女权主义进入中国，从来就不是针对男人，而是针对封建社会——男人接过女权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这是它在中国的第一个特点。”“妇女解放运动自发生之日起，无论在哪个政党的领导下，一刻也不能偏离民族革命的轨道——这是它的第二个特点，从秋瑾革命开始，直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1]

她的进一步阐述是：西方女性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后命运叵测。在“男女平等”的旗帜下，它与共产主义运动合流，但自始至终是后者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和诋毁的对象；它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却又始终承受着民族主义对“西方”的抗拒；它是反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却被男人接过去，成为男人试图解放自己的武器。1949年后，“妇女解放了”，女性主义不再有存身之地。^[2]

“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妇女解放在中国，似乎从来就不是妇女自己的事。无论怎样称呼它，有一个特点显而易见：它总是特别民族主义的。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去动员妇女，也有可能通过国家政策去塑造妇女，将妇女问题直接纳入国家视野——任何其他派别的女权运动于此力所不逮——而这正是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特点，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妇女生活的基调。”^[3]李小江的这一论述概括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特点，而这一特点决定了女性解放更注重群体效应。

倘若把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逻辑过程归纳为社会革命—男性批判—自我反思，那么中国妇女的解放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前者更强调男性批判与自我反思，后者则过多地沉溺于社会群体运动；前者带有极大的自觉性和自足性，而后者的解放则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依附性。独立意识的不足造成了反抗活动的松散，中国的女性运动缺少具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完整的话语体系以及旗帜鲜明的领导人。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但我们不能无视女性意识和女性反抗的客观存在，它见诸女性文艺创作，体现在妇女的日常生活，甚至那些声称“我不是女权主义者”的论调，也内含某种机警的女性策略。她们或者不愿继续扮演男性化的战斗角色，而渴望温和优雅的女性方式；或者想摆脱与男性公开抗衡可能遭遇的困扰，而追求静悄悄的变革成效。在世界性别运动的总体格局中，中国的女性在循着自己的路线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