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俐

巩俐真正开启了中国明星的世界之旅，她拿下众多国际电影奖项，出任威尼斯、柏林、东京等一流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当选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16位艺术家，并登上了《时代周刊》，享誉“最美东方女人”。尚在创作生命的青壮年时分，巩俐就已打破行业、性别、族裔的壁垒，成为屈指可数的世界文化代言人。

巩俐的成名伴随着第五代导演的国际认同。当《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在各大电影节引起阵阵喝彩，巩俐的明星形象开始在世界影坛冉冉升起。20世纪90年代确乎是巩俐恣意表演的舞台，她的电影广告闪见于各国影院，她演绎的中国故事让文化学者读解了又读解。曾几何时，只要外国人提起中国，脱口而出的便是天安门、巩俐和长城。

比之阮玲玉的酸楚和于蓝的艰辛，巩俐可以说是幸运。巩俐出身享有盛誉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大学二年级就被张艺谋选为《红高粱》的女主角。而张艺谋是当年中国电影无可争议的第一人——出任摄影，他首次拍摄的影片（《黄土地》）便第一次连获国内外三项摄影大奖；出任演员，他首次扮演的角色（《老井》中的孙旺泉）便第一次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出任导演，他首次执导的影片（《红高粱》）便第一次夺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多个国际电影节奖项，众多的中国第一次使张艺谋成为大家公认的影坛“福将”。但巩俐崭露头角的80年代正值中国历史新转折，思想解放是社会主潮，人道主义是流行话语，开放的空气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巩俐的情感方式虽有人指责却未受制约，她大胆的性格不但不被伤害反而能继续自由生长。

巩俐的走红得益于张艺谋的早期创作，他的《红高粱》（1988）、《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秋菊打官司》（1992）灵动变奏不断出新，颠覆了宣教电影的刻板面貌。作为其中最显在的肉身符号，巩俐时而丰乳肥臀，时而凄美惨绝；时而青春残酷，时而健硕倔强。多变的身体在不同的年代凌空穿越，叛逆的故事传递出新的美学理想。

《红高粱》里的“我奶奶”九儿“身高160公分，体重120斤”（小说里的人物描述），充满女性的繁衍力量。年轻的巩俐没有乡野的憨实，却有一副性感的身躯。她戴着红盖头出镜，是被父亲卖嫁给麻风病人的苦命新娘。媒婆喋喋不休地警告：“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生事端。”可她偏偏一把扯掉盖头，和轿夫高粱地里野合，自己改变了命运的轨迹。

《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妻妾成群，巩俐饰演的女学生颂莲是新进门的四姨太，影片从她泪眼婆娑的大特写开始，在她疯癫失心的暗场中结束。颂莲生性好强，看穿“这个院的女人除了不像人之外，什么都像”。她不甘在“点灯”“捶脚”“加菜”的封闭循环中明争暗斗，挺身“诈孕”，打了老爷的脸封了自己的灯。

《秋菊打官司》里的巩俐是个粗糙的西北农妇，体态臃肿，面孔黧黑，婆姨做派，满口陕乡方言。她不满村长的蛮横，以一根筋的愚顽层层上访告状，由村而乡、由乡而县、由县而市，最终为家人讨得了说法。

90年代前后，没有一个演员像巩俐这样持续地在银幕上宣泄反抗的痛感。九儿、菊豆、颂莲、秋菊之后，巩俐的表演天赋和塑造能力广受称道，一时间独步影坛，被各路导演竞相邀约。她和陈凯歌拍摄了《霸王别姬》（1993）、《风月》（1996）、《荆轲刺秦王》（2012），和孙周合作了《漂亮妈妈》（2000）、《周渔的火车》（2002）；和黄蜀芹拍摄了《画魂》（1993）；和周星驰合作了《唐伯虎点秋香》（1993）；和王家卫拍摄了《2046》（2004）、《爱神》（2004）；和美籍华人王颖合作了《中国匣》（1997）；在好莱坞出演了《艺伎回忆录》（2005）、《谍海风云》（2010）；又和第六代翘楚娄烨合作《兰心大剧院》（2019）；和香港才俊陈可辛拍摄了《中国女排》（2020）。在这些影片中，巩俐是敢爱敢恨的独立符号，是东方新女性的美丽化身。而与张艺谋再度合作的《归来》（2014）让她的表演成为教科书级的案例：历经磨难，心智破碎，悲剧史诗。事实上巩俐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精神诉求，她渴望自己的表演始终富于新意，特别在意不重复过往的创作。

性格演员和本色演员的不同在于：她一定要让角色屈服于自己，而绝不把自己淹没于角色，演员的个性与角色的仪态浑然天成，以致观众将演员等同于角色，直接用演员的名字称呼她所饰演的角色。巩俐丰腴高挑，眉目清秀，模特骨架，上镜面庞，但真正让她从众多美女中脱颖而出的依然是其独立不羁的个性。巩俐的特点是霸气，不服输的劲头露在脸上沉潜于作品，无论戏里戏外都气息强大。和巩俐多次合作的张艺谋说：“我觉得这些电影可以说是我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巩俐的电影。因为她在这些电影中表达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个性。”^[23]巩俐所饰演的角色大都悲壮，骨子里个个逆反倔强，巩俐以自己不一般的爆发力为人物性格注入激情与“信念”，使她们具有飞蛾扑火般的决绝力量。

明星形象总是弥散于多种媒体的交互文本之中，作为某种被构建的个体，明星们需要配合生产促销，出席宣传采访的烦琐应酬活动，维系个人形象的媒介热度。置身心气浮躁炒作盛行的娱乐圈，巩俐始终与社交媒体保持着悠远的距离，在公众面前不媚俗不讨好，别有一种超然的刚直。她敢于挑战观众不习惯的人物角色，也不惧怕尝试跨族裔的异国爱情，担当评委会主席能够磊落地说出“有我在就有公平在”^[24]，亮相电影节永远是一副不卑不亢的笃定模样。这种混合着职业信仰和处世姿态的自信风格树立了巩俐特立独行的清爽形象。

巩俐成长在新势力崛起、现代性话语流行的80年代，一批新导演满怀憧憬，尝试制作不同过往的新影像。巩俐以自己的身体和表演为新电影代言，十分幸运地参与了这场银幕革命。她坦诚地将个人的才情呈现给世界，让观众在电影中体验历史的创伤和逆反的力量。巩俐的表演溢出了职业，镌刻了时间，她的我行我素标志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她的卓尔不群应和了一代新人的生命价值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