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开展“百村社会治理调查”项目工作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的新论断新决策新部署，我作了初步学习和梳理，大体有以下十二个方面。
第一，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把社会治理问题作为单独的一部分，作为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更加突出了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第二，将“共建共治共享”由原来的“治理格局”上升为“治理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表述的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一次明确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从治理格局上升到治理制度，涵义更深刻，制度更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和根本性。
第三，将以往的“社会治理体制”改为“社会治理体系”，而且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党的十八大要求“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在党的十七大基础上增加了“法治保障”，并把“社会管理格局”改为“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九大又将“社会管理体制”改为“社会治理体制”，这一次又改为“社会治理体系”，而且增加了“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这个体系由原来的20个字变为28个字，内容更加丰富。
第四，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来的。社会共同体的思想，马克思在经典著作中有过表述。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专门写了一本《共同体与社会》，他是从社会角度研究社会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https://www.daowen.com)
以下几点和我们“百村社会治理调查”更有密切关系了。
第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强调了党组织领导。要求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
第六，第一次在党中央文件中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市范围既有市区也有乡村，要打通城乡接合部。
第七，突出提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并且把它放在“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的第一条。作为党中央文件，很少提到一个具体的单位、地区和机构名字，这次《决定》突出提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意义非凡。去年6月，我们百村治理调查课题组到浙江诸暨枫桥镇实地调研，开了现场会议，会后形成了专题调研报告，就是“关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建议”，我们给中央主要领导报送后，获得重要批示；也给中央其他多位领导报送了，也都作了重要批示，为中央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八，强调“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过的。前两年，我们编写《中国社会治理通论》一书，把“家庭家教家风”作为社会治理场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看来是符合中央决策的。家庭家教家风，光说家教不行，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治理单元，这三个“家”是有机联系的整体。
第九，突出提出“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中国必须走城乡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年7月6日，在第九届中国社会治理论坛上，我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地方盲目大拆大建，有的县规划中没有农村了。现在有不少空心村，这些空心村怎么办？留守儿童和老人、妇女怎么办？这是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第十，明确提出“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个基层民主是直接民主，这是文件里明确提出来的。光有基层自治不行，还要有充满活力的基层自治。
第十一，突出提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这包括一些古镇、古城、古村落。更加强调保护和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
第十二，进一步提出“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这里再次强调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
这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我们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对我们开展乡村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调查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