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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对理论起决定作用，理论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理论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社会学是从变动着的社会系统整体出发，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形态、结构、功能、演变规律。正是人类丰富的社会实践，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变迁催生、滋养了社会学。社会学拥有悠久深厚的社会调查传统。正确、有效的社会调查，是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社会学学科的不二法门。

中国的社会学学科发展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一样，都是遵循着从实践的感性认知出发，进而跃升为理性认知，再回到实践去检验这样的正确认知路径。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许多革命家和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的大潮之中，力求准确把握和深刻认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致力于探索国家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发展之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社会革命的高度，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一系列著名的调查报告，有力地引领了中国革命的走向，这些都是社会学的经典文献。就是在那个时期，以李景汉、陶孟和、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深入开展社会调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社会调查研究成果。这固然由于他们受过系统严格的社会学训练，更在于他们有着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他们深入农村社会内部了解农民的生活实践，洞悉农村社会结构，把握社会前行的实际逻辑。(https://www.daowen.com)

一边是革命家，一边是学院派；一边是社会调查与理论政策研究，一边是社会学调查与学理学术研究，两路人马有着鲜明的区别，然而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的成功有着相同的原因。首先，他们的调查与研究目的都不是为了玩智力游戏，也不是简单地为了进行理论建构，他们都有着社会责任的历史担当，都是为了深刻认识中国社会、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其次，他们的研究都是从中国农村的实践出发，而不是把经典理论作为教条。再次，他们的研究都没有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没有简单地淹没于支离破碎的经验碎片之中，革命家是基于对社会现实和历史的全面分析，提炼出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学院派则是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抽绎与建构。最后，他们的研究又都回归于社会实践进行了检验，并程度不同地引导着和影响着中国社会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社会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社会学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学界紧扣时代脉搏，作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调查，例如费孝通的小城镇调查、雷洁琼的家庭调查、陆学艺主持的“百县市调查”，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近些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百村社会治理调查”，等等。这些社会调查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学科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决策和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历史和现实深刻表明，社会大变革时代，一定是社会学科大发展的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进行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社会实践创新。这些都给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如此巨大规模的世界变局，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此丰富的社会实践，如此庞杂的社会问题，既是我们中国社会学人重大的学术研究和创新机遇，也是应尽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