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三层论
自古以来，中医学理论之博大精深甚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中医发展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同时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外天然药物的发掘汇聚，使得中医学内容日趋丰富，包罗万象。随着西医学的传入，为了凸显中国传统医学特色，中医的概念则应运而生。为了强调中医的特色，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很多在中医发展不同阶段出现的成果，比如中医并非单纯辨证治疗，也试图针对“病”进行治疗，如青蒿治疟、黄连治痢、川芎治头痛等；中医也有具化的器官研究基础，如《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中对人体解剖的描述。为了强调中医学的科学性，我们又试图屏蔽所谓“玄学”对中医的影响，转而用现代科学研究范式和维度对其加以阐释，却忽略了中医所特有的人文关怀和整体干预对疾病的作用，甚至部分摒弃了中国传统哲学对中医理论原创研究的指导。这种潮流固然让中医学的特色鲜明起来，但却容易让我们在深入理解中医，或者探索中医发展动力时，变得狭隘而偏执。
纵观中医发展历程，素有思维、理论和技术三个层面的互动。
第一层是中医思维。中医思维源于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思维。其中以“取象比类”最为典型。所谓取象比类，指运用带有感性、形象、直观的概念、符号表达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通过类比、象征方式把握对象世界联系的思维方法，又称为“意象”思维方法。具体地说，取象比类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比类，即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共性，推导其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类或趋同。取象的范围不是局限于具体事物的物象、事象，而是在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地推衍、类比。作为中国文化之源的《周易》中就有丰富的象思维，《周易·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纳甲筮法、梅花易数中就常运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将卦象及爻辞中简单的自然、人文之事及五行生克关系，迁移至要解决的事项进行吉凶预测。中医秉承了这种思维方法，如丹溪学派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就取自太阳常圆、月亮常缺之象。象思维是中医理论的内核，而面对汹涌而至的科学大潮，作为中医，最担心的就是发展不道地，数典忘祖，只有具备了中医文化思维，才能在中医发展中“随心所欲，不逾矩”。试想中医讲求“取象比类”，中医的许多经典治法理论就直接来源于自然之象的启发，如“釜底抽薪”法取象于灶火做饭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即采用通腑的方法治疗外感高热；“逆流挽舟”，取法停船时的顺势技巧，采用宣散的方法治疗下利；“提壶揭盖”，取法倒茶时要注意茶壶上端的透气孔通畅，采用宣肺的方法治疗癃闭的小便不通；“增水行舟”，取象水浅舟停，采用增液的方法治疗便秘，等等，不一而足。既然万物皆可取象，唯独西医之象难取？究其逻辑，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第二层是中医理论。其特点有二：第一，形成特点。中医理论是各流派医家运用中医思维指导自身医学实践，经过反复验证后，对实践经验进行的总结、提炼和升华。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中医理论和中医思维是有层级差异的。现在很多医家所非议的中医不科学，恰恰是将中医思维与中医理论混淆的结果。如丹溪学派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经典理论其根本来自朱震亨（丹溪）的临床实践，而其理论的创立只是受太阳常圆、月亮常缺之象启发，现在看来显然不是依从逻辑推导所得的，就类似DNA双螺旋发现者是受双螺旋楼梯启发而顿悟的，但他的研究报告里绝对不会出现“因为我家的楼梯是双螺旋，所以生物DNA必然是双螺旋”的论述。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苛求古人。中国先秦的名辩逻辑虽然是逻辑学的三大源流之一，但逻辑学真正作为哲学分支学科传入中国则在明末清初。李之藻翻译了《名理探》（原名为《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这是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欧洲逻辑学著作。19世纪末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一些先进人物向西方寻求真理，有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和王国维翻译的耶方斯的著作等。欧洲逻辑学在这一时期再度传入中国。正是因为古代中国严谨逻辑推证的缺乏，古代中医常将思维与理论阐发混在一起，给后世尤其是在现代科学背景下的中医研究者们以很大误导，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正因为中医不回避甚至自持一套完美体系训练自身 “体察万物”取象比类的迁移能力，造就了中医活泼的人文生命力。比如，西医认为，中风的病位在脑，那么中医如果取其象，当如何进行理论推演呢？从血管高危因素，到血管闭塞病变，到神经细胞钙超载、兴奋性神经递质中毒等，皆为西医的理论认知，而中医看似尚属空白，但是如果想到脑为清阳所聚之处，为气机升已而降之地，受至阴肾精滋养却又荣居清阳之所，那么风药运用、调节气机、阴阳双补等治法方药便呼之欲出，一套新的中风乃至脑病的辨治体系雏形便有可能诞生。试想如果固守心藏神，而忽视取象的作用，恐怕这套新型辨治体系也就无从谈起了。另一方面，中医理论的诞生是中医文化思维与医疗实践交相作用的产物。其中，思维是最活泼、最有生命力的，他可以不断地去釆撷所有可利用的自然万象，包括科学研究成果，指导我们的实践，并接受实践的验证，中医理论只是这种思维诞生的产品，所以我们不能总当产品质检员去评判或赞叹产品的伟大，而是应同时考虑这条流水线上的产品加工设备是如何运转的，如何更新、保养我们的“设备”以生产出更符合时代需求的产品。如果我们脱离文化思维单纯去研究流派理论就会固化中医，就会失去鲜活的生命力，比如我们如果抛弃五行生克的文化思维，单去探讨五脏相关理论框架，便只能研究过去和当下的理论成果，再难与时俱进，无法创新我们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再难吸收借鉴有益的科学成果，从而大大制约了中医对不断变化疾病谱系的临床疗效。
第二，理论架构。中医理论体系与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不尽相同，其不具备统一的基本概念和公理、定理。如果说现代自然科学各学科体系是有统一地基的高楼大厦，那么中医理论体系则是由各流派运用看似相同的建筑原料搭建的风格迥异的豪华别墅群，可以说是人体生理、病理、诊疗多维度、多角度、多层面认知的方法论模型集。因此，中医理论的学习往往是对流派学术理论的汇集，反观我们的教材，为了追求规范性和共识，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淡化流派的特色和区别，甚至删减整合成一个模板化的面孔，在得到价值最小的交集的同时，容易失去各流派理论的丰富内涵，造成学院派中医“面具脸”，样板化、刻板化。对中医流派理论争鸣背后的思辨能力认识、训练、把握不足，是中医传统思维缺失、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三层是中医的技术实践。中医四诊的经验总结、方药运用、经方的提炼针灸技术手法革新等均属此层面。他是形而下的“器”层面，但却是中医疗效的重要载体，也是当前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最佳切入点。可以说，当前的技术实践得到了极大丰富，无论从当代名老中医流派经验的积累，还是成方的开发运用、中药药理研究、复方的组分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步。当这种技术实践成果与传统中医文化思维碰撞，加之新兴交叉学科的出现，相信必然会交融产生新的中医理论学派。而目前欠缺的恰恰是对中医传统文化思维的尊重和认知，有的只是固化成形的传统中医流派理论与现有人体科学、中医技术实践的对冲，中医思维主体指导地位的缺如，造成众多成果难以反哺中医，更遑论推动中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