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路径之浅见
中西医结合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绝大多数观点认为，由于两个学术体系之间存在研究范式的差异，决定着两者之间不可通约。但中西医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一致性，决定着彼此对话必然存在着客观可行性；研究对象的多维复杂性决定着中西医结合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融合再造的过程。研究对象具有多维性，既有结构态，又有功能态，反映各态的参数又是极尽复杂的，如同照相机的像素很难做到所拍即所见，就是因为成像的参数不够多，成像技术标准还不够高，所以难以达到人类的视觉效果。我们对人体的认识亦如此。我们只能说，目前西医的检测设备和检测能力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仍有大量人体参数未能捕捉，必然无法完全符合人体的客观真实。此处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参数精准程度有待提升，即我们已经确定参数指标，但是受科学技术水平所限，标准还不够高，难以精确反映出人体的变化。如同CT扫描层越来越薄时，捕捉肺部小结节的能力便大大增强，反之，参数标准偏低时，微小病灶便难以发掘。二是参数维度有待丰富，即参数设置维度不够，不足以真实还原人体的功能状态，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或所研究的，只是高维度状态在低维度的投射。现在的西医学很大程度上是“住相”医学，主要根据疾病的临床表现和相应的实验室、影像学等指标加以诊断和治疗，但对这些疾病形成的背景状态，则知之甚少。如同面对一间潮湿闷热的房屋，西医学往往习惯性地以天花板、墙壁有无发霉作为干预研究的对象，而较少去关注潮湿闷热的状态本身。《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同样，在诊治疾病时，如果我们全部聚焦在“病相”上，将本来属于征兆的疾病看成治疗干预的核心，忽视了征兆和内在状态的差别，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导致自己和影子打架，被人牵着鼻子疲于奔命。这时我们如果有“离一切诸相”的能力，可能就有“即为如来”的智慧。如同春天来了，小朋友都知道《春天在哪里》这首歌，春天无实无虚，无形而又客观存在，在此状态下，可以桃花开、杏花开，可以柳树抽芽，可以河水解冻，可以冬眠动物苏醒，可以有吹面不寒杨柳风……可以感知到的春天征兆千变万化，但其背后只是一个状态——春天。同样的，《内经》预测传染病时，会根据五运六气推算每年的物候之气，比如当某一年的物候之气出现异常时，即是疫病流行之先兆。比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己亥年“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见，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2019年为己亥年，其年末发生的令人闻之色变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恰恰担负起当年“其病温厉”的主要角色。当然我们也可以大胆推测，假如没有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依旧会有其他细菌、病毒等担负起上述角色？这就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遗憾的是，我们有些时候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偶然性研究上，把偶然性当成必然性来研究，牵强附会以期发掘规律，其结果往往会南辕北辙。
再比如肿瘤，既使有现代诊断、检验技术的加持也并不能预知肿瘤的突然出现和急速发展，肿瘤形成的初始态、过渡态，尚无法充分、准确监测；有些在疾病确诊前躯体不适的患者，符合中医经络为病的特点，用西医设备检查毫无异样，借助现代中医经络功能检测却能发现异常，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人体参数的多维复杂性。因此，在人体生理和病理认识中，如果参数的维度不够，是无法真实、全面、准确地认识人体的。而中西医虽然概念表述系统不一，却完全可以也有必要互补互助。基于此，我们初步提出以下中西医结合的路径。
第一阶段，着眼于临床疗效的提升，表现为技术的叠加，是单纯技术的结合。这一阶段的技术碰撞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研究对象和疗效评价标准以西医为主。基于西医的专科分类，针对西医的某一疾病开展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治疗，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亦主要以西医的认知为主或为基础。二是不同理论指导下技术或疗效的叠加，经典模式为病证结合模式，多见于“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两种医学均保持了相对独立性，在治疗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判定中西两种疗法的边界。这一阶段，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疾病的干预手段渐趋丰富，不断拓展，疾病诊断、疗效判定的指标维度日趋丰富，标志性成果当为一系列疾病诊治方案的形成和推广。伴随诊治水平的提高、中西医学的碰撞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疾病审视的维度也逐步完善。
第二阶段，中西医理论思维开始交融，临床疗效进一步提升。伴随临床经验积累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中西医开始在理论层面上进行碰撞、交融，西医受中医启发不再只是“住相”研究，不再执着于疾病发生的分子等机制，开始关注研究形成“相”的功能状态，就好像不再仅仅研究春天的花开、流水、发芽等各种“征象”形成的具体机制，而是逐步关注“春天”这个无形状态自身的系统形成机制和干预方式，从而更为主动地避免了可能把机体所发疾病的偶然性当成必然性规律来加以研究的方向性错误；中医受西医技术手段的支持，进一步延伸“司外揣内”的能力，开始更注重捕捉、分析机体呈现的参数，通过大数据的智能分析，更好地总结提炼参数组合规律，以更好、更准确地判定“证候状态”；“证候”多维度的客观参数建立，也有助于更好地评价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各种治疗手段干预效果和机制，为创新药性理论奠定坚实基础。此时的中西医结合不再是中西医混搭，而是开始交融指导临床治疗，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临床研究思维的维度。有了思维的源头活水，又有了实践的基础，新的理论体系自然会呼之欲出。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是，中医思维开始融入疾病认知中，中医的思维与包含西医在内的科学技术开始碰撞。中医的思维与中西医的临床实践反复交融，诞生一系列理论成果。中西医彼此之间相互有益补充，开始探索一体化理论指导临床实践，不断进行理论成果的迭代。这些理论成果基于临床实践，中西医彼此渗透，理论边界开始模糊，很多技术或治疗理念的突破，看似都是西医或现代科技的话语表征和逻辑模式，其实突破的原点可能来自中医思维。在客观临床疗效和基础研究结论的加持之下，各方学界开始广为接受；同时，随着对疾病初始态、功能态参数研究的深化和维度的丰富，疾病的干预时机也会进一步提前，医家更加侧重多维度早期防治。这也成为第二阶段的又一重要标志。
第三阶段，理论体系形成。在大量理论成果不断涌现的基础上，新的研究范式逐步形成。临床实践和理论回溯形成良好互动，最终促进新医学理论体系的诞生。这种新医学必定不是现代西医学，也不是传统中医学，但必然兼具目前两种医学的投影，而其背后必须依靠科技的革命性飞跃作为支撑。这一阶段是一种人文和自然科学多维度的深度融合。既有中医学的广维度，将天、地、人同时纳入研究视野，又有西医学的精准性，对每一维度参数进行详尽的科学的探究。
经过三阶段发展，疾病的调治可能会更加注重“病因—状态—疾病”的三层级干预。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疾病和状态分属不同层级，疾病只是不良状态的外候，同一不良状态可以通过不同的疾病而呈现，而单纯某一疾病又可征兆不同的不良状态。多个疾病作为同一不良状态的外候呈现，彼此之间可能只有相关性，没有因果性；同一不良状态也有可能会因个体性差异等偶然性因素，在不同时间点或不同人体上表达出不同的疾病。同时，刻下状态与疾病可以有各自独立的发展演进规律，即不良状态形成后会化生不同的疾病，同时刻下状态又会自然演进形成次生状态，进而又可出现多种疾病；而每一疾病又有着自身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这就决定了状态与疾病关系研究的复杂性，如同研究树叶变绿规律，无法解决春天如何来临，需要多维度研究范式的突破。
再者，根据不良状态形成与病因关系的差异，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不良状态的形成虽然有内外因的驱动，但最终是由内在脏腑功能失调决定的相对稳定的病理状态，病因有可能随着时间和机体的代谢而被逐渐清除，而脏腑功能失调的状态则成为一个稳定的不良状态，或者病因仅通过此不良状态而发挥作用，因此加强刻下不良状态的调治有利于解决刻下状态形成的各种病理问题及次生状态形成的各种病患。第二种情况，病因存在是不良状态形成并赖以维持的关键，此时调理状态必须和病因解除结合在一起，或被动等待病因的自然消退，或对病因进行主动干预。
综上所述，上述三层级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了分层级综合干预的必要性。第一层级，病因干预。明确病因是这一层级干预的基础。但这种病因的明确，要注意不仅仅追求针对疾病的病因，而且包括针对不良状态形成的病因探索，从而避开了依据疾病发生的偶然性进行溯源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春天来临的一个重要征兆是迎春花开，但是我们如果仅仅追溯迎春花开的原因，可能无法得到整个春天形成的原因。我们需要首先判定具体疾病发生的可能状态，然后确定这些状态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第二层级，状态干预。中医可以为不良状态的识别和干预提供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指导。辨证论治就是典型的状态干预。我们可以通过望、闻、问、切等手段捕捉人体相应状态的参数，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方法挖掘可能的不良状态及其分类，为病因探索和疾病发生前的原生态研究和干预奠定基础；同时，未来医学还将会参照中医学思维和经验总结模式，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探索不同不良状态类型的即时识别和干预体系。第三层级，疾病干预。针对疾病固有的病理特点、病理环节、病程演进规律进行干预。这一层级的干预与现代西医学认知规律的自然进程保持一致。
“因—态—病”三层级干预和第一阶段的病证结合相似，但是又有本质差异。其一，病证结合是基于西医疾病的认识，以“病”为核心的整合治疗，疗效也是以西医评价为主，但“三层级”干预，则是以“态”为核心，其余两个层级中，“因”为成态之因，“病”则为“态”化之病，同时还可为研究“态”提供线索；其二，基于西医疾病认知的病证结合模式，在没有疾病出现时，缺乏介入的主动性，不利于治疗端口的早期前移。而三层级干预强调“态”的核心地位，将会更主动地介入无疾病区间领域，从而真正实现治未病。
随着中西医结合三阶段的逐步过渡，相信三层级干预结合将会越来越完善，对机体的认识和调节干预也必然越来越精准，治疗重心也日趋前移，有望成为未来医学对人体健康维护和疾病治疗的有效模式。
在本书中，课题组经过多年临床研究摸索提出的髓亏状态，即不良状态的一种。先天禀赋不足、运动不足、阳光照射不足、营养不足以及睡眠不足等，均可导致髓亏状态的形成；而在髓亏状态下，受个体差异等因素等影响，可以衍生出多种疾病，诸如中风、痴呆、骨质疏松、牙周炎等，如机体出现上述多种疾病共存，也高度提示髓亏状态的存在。而对髓亏证进行纠正，则可对这些疾病起到更为有效的防治作用。
在中西医结合的路径探索中，还有两个问题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第一，明确中医是研究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工具，而不是研究的对象。中医成为研究对象，是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主体地位的逐渐确立而出现的。不难理解，当面对一个和现代自然科学体系完全不同的认识论存在时，人们自然的反应就是先去评价，再努力地去接受、整合并利用。但是很遗憾，中医一时无法解释，或者用现代科学维度很难去全面评价，于是便有了这个问题的持续争鸣。其实，如果我们将眼光投向医学研究的对象，会发现中医和西医都是有助于我们认识人体的工具。这些工具由于彼此研究的角度存在差异，各自优势可以互补，可以相互成就、相互完善。比如经络的实质，如果按照中医的描述，去循经研究其解剖结构和物质基础等，始终未有收获；但是如果将其视作活体内功能调节和功能联系的一种组织形式，便又为人体功能联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
再比如，中医髓的概念历经千年演变，经过不同医家解读，具有不同的内涵，同时由于中国古代传统并不重视逻辑学，标准化意识也较为薄弱，所以单纯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髓的实质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和困难。但是如果通过髓的解剖和功能表述，看到中医髓本质涵盖了西医视角中分属于不同系统的组织，我们就能意识到可以运用中医髓的认知，突破传统西医认识，重塑一个新的功能系统。这个功能系统客观存在于人体之内，分属于不同的结构系统，只不过由于西医的研究视角所限，其中的功能联系一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因此，不难看出，一旦我们跳出将中医作为研究对象的惯性思维，就会发现中医的视角可以为我们的人体研究提供更宽广的维度和视野。
第二，要注意人才培养。中西医结合的基础在人才培养。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中西医在融合再造的过程中，具有完善知识结构的人才非常重要。单纯掌握中医和单纯掌握西医的人才之间碰撞交流，可能仅仅适用于早期第一阶段的合作，而一个人如果兼备中西医学技术，尤其是在熟练应用西医技术的同时，又能掌握好中医思维方法，则可以在个体层面真正实现中西医融合，这种人才的大量出现必将会有力地推动中西医结合的进程，从而促进未来医学的诞生。因此，必须重视学贯中西的医学人才培养，关键是要抓好人才知识结构的完善，将中国传统哲学、中西医学临床以及科研精神和素质培养有机结合，尤其是注重中医思维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