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魔鬼？
这个自16世纪起，在欧洲权贵的眼中身形不断扩大的魔鬼，站在每个疗愈师、每个巫师、每个略微大胆或躁动一些的女性身后，直到把她们变成对社会的致命威胁的那个魔鬼究竟是谁？那个魔鬼是否就是自主的呢？
“权力的核心在于，把人与他所能做到的事区分开。如果人们都能自主，那就没有权力什么事儿了。巫术的历史，对我来说，也是自主的历史。另外，一个结了婚的女巫，比如《神仙俏女巫》里的那个，就很奇怪……有权者应该要树立榜样，显出没有他们就不行的样子。在国际政治中，最让人操心的永远是那些闹独立的国家。”评论家帕克姆·蒂勒门特（Pacôme Thiellement）这样总结道。[56]直到今天，在加纳（Ghana），还有一些女性被强制生活在“女巫营”（Camps de sorcières）里，这些人中有70%是在其丈夫去世后被控告为女巫的。[57]在伦加诺·尼奥尼（Rungano Nyoni）执导的（故事片）电影《我不是女巫》（I Am Not a Witch，2017）中，赞比亚有一个类似的女巫营，这群“女巫”的背上系着白色长丝带，被拴在一个巨大的木制线轴上。她们背上的丝带大概有几米长，能严格地控制她们的活动范围。人们认为这个装置能阻止她们飞去杀人——不然她们能“飞到英国去”，有人这么说。她们如果弄断了带子，就会变成山羊。当地政府官员的妻子给树拉（Shula）——被当成女巫带到这个营地的小女孩——看自己当年用过的、现在已经没用了的那个线轴，并告诉树拉，她曾经也是个女巫。她强调，只有通过婚姻获得尊重，也就是绝对的恭顺与服从，才能在弄断丝带的同时不会变成山羊。
在巫术审判浪潮还未出现之前，15世纪的欧洲曾出现过先兆性的事件，当时废除了贝居因修女（béguines）[58]的特殊地位，这些女性所形成的社区当时常见于法国、德国与比利时。其成员通常是一些寡妇，既没有丈夫但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修女。她们逃离了男性权威，在一个社区内生活。她们住在各自的小房子里，旁边有种着菜与草药的园子，往来无拘。艾琳·基纳（Aline Kiner）在她满含深情的小说里，还原了巴黎的王室贝居因修道院，其遗址至今仍在巴黎的马莱区（le Marais）。[59]小说的主人公老妇人伊莎贝尔（Ysabel）是贝居因修道院的草药师。她的居所散发着“燃烧的木块与苦涩的草药”的气味。她有“一双奇特的眼睛，瞳仁既不是绿色也不是蓝色的，那双眼睛能捕捉到天空的细微差别，她园子里的植物，在下雨时泛着阳光穿过水滴的亮泽”——她像是蓬蓬婆婆的姐妹一样。有些贝居因修女甚至是在院墙之外生活与工作的，比如让娜·杜·弗（Jeanne du Faut），她经营着一家丝绸店，生意还不错。她们体验着身体、智力与精神的全面盛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时被关在修道院内日益枯萎的成千上万名女性［19世纪时，将自己的女儿送进慈善圣母修女院的诗人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有一天发现他的女儿身上散发着臭味；当他为她提出一周洗一次澡的要求时，修女们大感震惊，回答道：“修女的梳洗只包括掸掸衣服上的灰尘而已。”[60]］。1310年，在格列夫广场（Place de Grève，位于现在的巴黎市政厅前），来自埃诺（Hainaut）的贝居因修女玛格丽特·波雷特（Marguerite Porete）因异端邪说罪被处以火刑，就此敲响了这些女性的丧钟。她们不容于世，遭到越来越多的白眼，因为她们“既不服从神父，也不服从丈夫”[61]。
今天，国家已不再以女巫之名组织公共处刑。但针对那些想要自由的女性的死刑在某种意义上转到了私人领域：比如有的女性被她的伴侣或前任伴侣杀死（在法国，平均每三天就会发生一次），原因常是她出走或宣布有出走的意愿。艾米丽·阿露安（Émilie Hallouin）就是这样，她被她的丈夫绑在了巴黎—南特的高速列车（TGV）的铁轨上，那天是2017年6月12日，是她的34岁生日。[62]而媒体报道这些谋杀案的方式，就像唤起人们对烧死女巫的火刑架的记忆一样庸俗。[63]关于勒普莱西-罗班松（Le Plessi-Robinson）的某一男性将妻子烧死的事件，《巴黎人报》（Le Parisien，2017年9月23日）用上了这样的标题：“他放火烧妻子，却烧着了房子”，好像受害者只是件家具，又好像主要事件是房子着火。这名进行报道的记者似乎觉得这位丈夫笨拙得可笑。唯一可能让一起杀害女性事件得到应有重视的情况是杀人犯是黑人或阿拉伯人。但这时又要扯上种族主义，而不是保护女性了。
雷内·克莱尔（RenéClair）于1942年推出的电影《我娶了个女巫》（J'épouséune sorcière）不仅是部好莱坞轻喜剧，还可被视为碾碎独立女性而进行的恬不知耻的狂欢。片中，维罗妮卡·莱克（Veronica Lake）饰演的詹妮弗和她的父亲因巫术被烧死在了17世纪的新英格兰。而到了20世纪，詹妮弗获得重生，打算报复当年控告他们的人的后代。但她误喝了给这个男人准备的药水，反倒爱上了他。从此之后，她的超能力就只用来帮她的男人赢得选举：典型的男人的白日梦。在赢得选举之后，当他回到家时，她急着帮他换上拖鞋，跟他说她打算放弃魔法，以便成为“知晓分寸的普通妻子”。说实话，在故事的一开始，这位在父亲监护下的（当时还没接受丈夫的监护）天真、任性又欢快的女巫就不是那种会吓倒法官们的不可控制的人。正是男性实体为她注入了生命。当她与父亲的灵魂重生时，她恳求父亲：“父亲，给我一个身体吧！”因为她想要重新拥有“对男人扯谎的双唇，再折磨他”——这里的女巫形象加入了厌女群体的陈词滥调。父亲满足了她的愿望，给她造了个躯壳。这皮囊——正如送了她一件裙子的主妇所言——“娇小惹人怜”。一个漂亮的小尤物，如此轻灵优雅，之后的好莱坞还会制造更多的此类佳人：不占多大地方，穿着一件蕾丝花边的睡袍或是皮草大衣，以便更好地勾引未来的丈夫。后来，当她的父亲想要收回这身皮囊以惩罚她爱上凡人时，天选之子（既赢了选举又赢了美人，双重意义上的天选之子）的一个吻让她活了过来，就像睡美人那样。最后，她在火炉边织毛线，身旁围着家人，看上去是个幸福的结局。这时她的小女儿已经开始骑着扫帚满屋子乱跑了。“我担心有一天她会给我们惹一堆麻烦。”她叹着气说道。但别担心：她会被制伏的，就像她的母亲一样。当然是通过“爱”，这“比巫术更强大”。女巫为嫁人而幸福地放弃巫术的故事，我们在电影《夺情记》[64]中又见到了一次。[65]
在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的电影《东镇女巫》（Les Sorcières d'Eastwick，1987）中，故事走向却大相径庭。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新英格兰的一座小城镇里的故事，杰克·尼克尔森扮演的戴里尔·范·侯恩（Daryl Van Horne）——魔鬼的化身——宣称不相信婚姻：“对男人有好处，对女人一无是处。她在婚姻中死去！她在婚姻中窒息！”当他第一次遇见埃里克桑德拉［Alexandra，雪儿（Cher）饰］时，对方告诉他自己是寡妇，他这样回答道：“抱歉……但您现在可算是一位幸运儿了。当一位妻子摆脱她的丈夫或是一位丈夫离开他的妻子时，不管是因为死亡、抛弃还是离婚，女人这就是逃出生天了！她盛放了！像花，像果实，她成熟了。对我来说，这才是女人。”他搬入的城堡曾经发生过处决女巫事件，他对此也吐露了自己的看法：“一见到强势的女人，男人的尾巴就耷拉下来了。那他们如何应对呢？他们就烧死她，折磨她，把她当作女巫，直到所有女人都害怕：她们既害怕自己，又害怕男人。”在戴里尔还未来到小城之前，三位女巫——分别由雪儿、米歇尔·菲佛（Michelle Pfeiffer）与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饰演——都不太敢相信自己拥有法力。然而，正是她们召唤了他。在一个雨夜里，她们一起喝着鸡尾酒，一边畅想着理想男性的样子，一边用自己的意念呼唤他。在结束前，她们还是叹着气地总结道，“男人不是一切的答案”，但也纳闷自己为什么总是将话题转到男人身上。在他突然闯入她们的生活之前，她们总是在自我压抑，自我约束，装作自己“只有原本自我的一半”，以符合父权社会与清教徒社会的各种规矩。而他却鼓励她们活出百分百的自己，让能量、创意与性感自由地释放。他出现了，这个超越一切普通男人的男人，一个她们不用担心会吓跑的男人。“来吧，我承受得住。”（I can take it．）他总是这么对她们说。在这里，电影不仅跳出了婚姻的框架，还告诉我们：爱与欲望不仅不会消灭女巫，还会让她们的法力大增。更重要的是，在电影的结尾，三位女巫都摆脱了亲爱的戴里尔·范·侯恩。这里，我们注意到有个关于魔鬼形象本身的悖论：这个所有无主之女的主人被甩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魔鬼学家无法想象有一天女性会完全独自自主，在他们看来，那些他们诬告为巫的自由女性也有另一种服从：她们必定是拜倒在魔鬼的黑袍之下，也就是说她们仍要屈从于某种男性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