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其他出路的冲动

在1348年的黑死病狂潮还未卷走欧洲1／3的人口之前，教会对生育率一向漠不关心。要是照理想教义来说，它倒是希望大众都能禁欲节制。但之后，情况变了。到了16世纪末，方济各会^[12]的让·本尼迪克蒂（Jean Benedicti）宣扬无节制生育，并向家庭保证，就如同鸟类一样繁衍，“上帝会满足他们的需要”^[13]。18世纪，欧洲人口暴增，但生育派仍大力鼓吹生育，只不过所用的噱头没那么诱人了。在19世纪末的法国，生育率仍是一百年前的水平，与整个欧洲的趋势背道而驰，生育派因而振臂疾呼“为了社会稳定，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保卫种族！”生孩子：由此带来的工人家庭之间的就业竞争会让他们更为顺从，需要大量士兵参加战争，从殖民地来的移民对民族认同造成了威胁。^[14]

由于某种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看起来关注民生、尊重生命的反倒是那些接受或提倡限制生育的人们。猎巫者会毫不犹豫地折磨可疑的孕妇，却不会处决幼儿或逼他们观看对他们父母施行的酷刑。^[15]当今，没有什么比反堕胎斗士贴上的“保卫生命”这个标签更具欺骗性的了：他们中有好多人支持死刑，在美国的还支持武器自由流通（2017年，有15 000多人死于此因^[16]），可没见他们用同等的热忱去反对战争或反对污染，要知道，2015年全球死亡人口中有1／6的死与污染有关。^[17]“生命”这个词，只有用在消耗和拖垮女性生命时才能让他们热血沸腾。生育主义关乎权力，而非出于对人类之爱。并且它只涉及女人中“好”的那一类：史学家弗朗索瓦丝·威尔杰（Françoise Vergès）指出，在20世纪60—70年代，法国政府一面拒绝在本土将堕胎与避孕合法化，一面又在海外领地鼓励堕胎与避孕；比如在留尼旺岛^[18]，白人医生做了上千例绝育手术与堕胎手术。^[19]

决意打破繁殖链，可能是为自己的生存状态重启了赌局，也可能是力量平衡的重新洗牌，可能是松开了命运的钳制，也可能是扩大了此时与此地的自由。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研究者卡洛琳·M．莫雷尔（Carolyn M．Morell）与凯伦·赛肯（Karen Seccombe）指出，选择不生孩子的并不只局限于少数上层阶级女性：在莫雷尔采访的女性中，有3／4来自贫困或工人阶级家庭。这些上层阶级女性都事业有成，都直接将自己社会地位晋升的原因归为决定不生孩子。其中有一位叫格洛丽亚的43岁的女医生这样说道：“如果我讨喜又温顺的话，那现在的我或许生活在佛罗里达，带着六个孩子。我或许会嫁给某个机械师，然后天天想着下个月的账单怎么办。这不是我要的。”46岁的萨拉，童年时期生活在费城南部聚集着东欧犹太移民的街区里，她说：“那很像是生活在犹太区，那时的我愿意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大、更好的角落。从八九岁起，我就时常在白天溜出去。坐着有轨电车一路到市中心。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里滕豪斯广场（Rittenhouse Square），然后再搭巴士坐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只为看一看，听一听。”1905年，某位署名为“无子之妻”的匿名美国社工写道：“我发觉，如果女人处于被支配的状态，那常常是因为她们有孩子而没有钱。有孩子妨碍她们有钱。我发现，有一笔自己老老实实挣来的、足够的钱，就能获得自由、独立、自我肯定以及自在生活的能力。”^[20]不生孩子也不再只是白人女性的选择：在生于1900—1919年之间的非裔美国女性中，有1／3没有生孩子，这人数已超过选择不生孩子的白人女性。^[21]

对抗大多数人都安之若素的世人潮流与生活方式，仍是科琳娜·迈尔于2007年所写檄文的中心思想。她抱怨人们先是在学校、后是在公司里安营扎寨——这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机遇，而是某种围困。她哀叹，生孩子就是将探寻生命意义的任务“交棒给下一代”。“我们生活在一个蚁族社会。望到头的人生愿景就是工作与生孩子。一个将生命局限在挣口粮与自我复制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因为它没有梦想。”^[22]她从生育中看到了现有体系的限制。生育让我们不得不保持某种可能导致生态灾难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保证了我们的驯服（因为我们“有孩子要养”，身上背着债，等等）。卡米耶·杜思烈（Camille Ducellier）在自己的电影《女巫，我的姐妹》^[23]中致敬了女作家克洛伊·德罗姆（ChloéDelaume）。克洛伊回应道：“我就是未产女性，我永远不会生孩子的。我憎恶谱系以及那些有毒的杜撰。‘继承’这一概念只不过相当于最后一个携带者身上的病毒。”她还说：“你成天想的都是如何对抗肚皮的恐惧，往里面塞满胚胎：这是一种缓解焦虑的行为，只有吃抗抑郁药的人才会那么做。”^[24]

尽管我自认为是个相对和善又冷静的人，但我近乎惊恐地发现，每当想到生育以及我拒绝的原因时，我的心头就会迅速窜起一团怒火——啊，再次出现怒火了……不愿生育或许是一种让社会为其缺陷与失败负起责任的方式，是拒绝忘却与原谅的方式，是宣告不会有任何和解的方式。这也是他人会为此感到不安的原因。但此处的“否定”是“肯定”的另一面：它源于一个念头，即人类的冒险本可以更好地展开；也源于一种对我们将生活与世界变成现在这副模样的反抗；还源于一种能够通过没有孩子的存在方式，更好地逃避顺从，以及共同命运的压迫与陷阱的感觉。这个选择提供了一种氧气袋、一个丰裕之角。它准许人恣意地活，放开来过：你会在其中发现大把属于自己的时间与自由，你可以无限畅游，直到筋疲力尽，不用担心做得过头了，凭直觉行事，有趣的事情往往开始于人们认为应该阻止其发生的时候。在我的逻辑里，不传递生命的火把，才能充分地享受生命。至今为止，这番论调也只让我和一位朋友争吵过一次。那次争吵十分激烈，是在闲聊当中毫无预警地爆发的。后来，尽管我们试图重归于好，但我们的友谊已回不去了。那个男人与我父亲同年，所受的天主教教育在他身上根深蒂固。虽然不能直接把他等同于严苛的天主教徒（不然我们之前也成不了朋友），但正是这种敏感让他有了那样的反应。另外，在争论的交锋中，他的话里也带着浓烈的宗教意味。他挥舞着食指，狠狠地对我说：“希望是不会被割裂的！”对啊，有时候，不生孩子就是不“割裂希望”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