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生命的“林间空地”
那些拒绝做母亲的女性也常被误解为讨厌孩子，就像女巫那样会在巫魔夜会时用尖牙啃烤架上的孩子或给邻居的儿子下诅咒。这真是双重的令人气愤。首先，这与事实相去甚远：有时候，正因为与孩子有强烈的共情才让人不想将他们带到这世上来，而其他人可能为了各有争议的理由生养孩子。露西·朱贝尔就对此嘲讽地说道：“最能促进生育的莫过于在养老院里度过漫长岁月的凄凉晚景，没人探视，也没有什么消遣。为了躲过这场噩梦，有些人生了8个孩子，一周7天，一天一个，还多了一个——马有失蹄嘛。”[58]被虐待、殴打、强奸的孩子数量如此之多，让人不禁质疑是否所有生了孩子的人都爱孩子。再者，女人也有权利不寻求孩子的陪伴，甚至坦率地讨厌他们，即便这意味着无情地撕开所有假象，将常与女人挂钩的温柔奉献的形象踩在脚下。不管怎样，都不太可能再有什么好的表现了。她们一在孩子们面前变得温柔或将孩子抱入怀中，就会引来意味深长的目光与评论（“你好适合带孩子啊”“你一定会是一个很棒的妈妈”）。她们厌倦了这些，索性硬起心肠，表现出彻底的鄙夷，哪怕被当成怪物。因为她们可以爱孩子，享受与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光，但不一定要亲自生孩子：“我菜烧得不错，但我不想开餐馆！”连环画《你呢，什么时候想生孩子？》里的女主角这样说道。[59]
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Elizabeth Gilbert）说，这世上有三种女人：“一种是天生做母亲的人，另一种是天生做阿姨的人，还有一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被允许靠近小孩3米之内的人。所以必须了解自己到底是哪种类型，因为要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那可是要命的。”她自己就是属于“阿姨队”的。[60]2006年，在一本法国女性杂志上，一位年轻的女性讲述了自己见识过的“阿姨”有多厉害。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与一位朋友一起到她朋友的阿姨家度假。直到下了飞机，她才发现那位阿姨竟然是萨宾·阿泽玛（Sabine Azéma）——一位在别人问及生子问题时，冷静表示自己选择不做母亲的女演员。这样的假期在往后几年里又连续来了好几回：“萨宾给我们租了一台小小的摄影机，鼓励我们写东西，然后把写的拍出来。我们花好几个钟头在旧市场里找演戏的行头。萨宾自己拥有一辆小汽车，因为她不喜欢开快车，所以有一次，她好几个小时都跟在一辆大卡车后面。我们笑疯了。我们感觉自己没被当成孩子，她也不像个大人，这就是神奇之处。我们的假期更像是于洛先生[61]式的，尤其不是麦当劳式的，感觉像是在有‘毒药与老妇’[62]那种氛围的茶室，是一个酒店花园，而不是拥挤的广场小公园。萨宾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稀奇的物件，有纽约的陀螺、英国的铅笔等。最重要的是，她把自己的幸福感注入到了我们的心里。”[63]在这种社会角色的多样化下潜藏着被低估的丰富性。有一次，40多岁的斯泰纳姆参加电视节目《今夜秀》（Tonight Show），主持人琼·里弗斯（Joan Rivers）问她：“我女儿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快乐。我无法想象没有她的样子。难道您不为没有孩子而后悔吗？”她回道：“这么说吧，琼，如果所有女人都有孩子，那就没人来跟您说没孩子是什么样的了。”[64]
很多女性都说过为何她们想赋予自己生命的意义与做母亲的身份不兼容。比如尚塔尔·托马斯（Chantal Thomas），热爱自由、孤独与旅行的她就非常直接地说道：“这件事从头到尾没有一样东西能吸引我，怀孕不吸引我，分娩不吸引我，喂养、照顾、教育孩子的日常生活也不吸引我。”[65]在读西蒙娜·德·波伏娃年轻时所写的《岁月的力量》时，最让人吃惊的是她那绝对且没有边界的求知欲：不管是书或是电影，她都是求知若渴，她一心想成为作家。她也同样渴求物理空间。在马赛担任教授时，她认识到行走的意义。一有机会她就去远足，一口气走个几公里，沉醉在风景和感受中，不会让自己因担心发生意外或遭遇袭击而停下来（不过会有些警惕性）。她煽动了几个自称要追随她的朋友。她珍惜自己的自由，从她用几笔就能将自己所拥有的几间房间的迷人之处描绘出来就可证明这一点。她喜欢自己住，从她在巴黎上大学时就这样：“我可以到黎明才回去，也可以在床上看一整夜的书，然后到大中午才睡觉。我可以24小时不出门，也可以突然就出门。我中午在多米尼克的餐厅（Dominique）喝罗宋汤，晚上到圆顶餐厅（La Coupole）喝一杯巧克力。我喜欢喝巧克力，喜欢喝罗宋汤，喜欢那些长长的午觉和无眠的夜晚，但我尤其爱自己的任性。几乎没什么能阻挠我。我愉快地发现，从前那些成年人天天在我耳边念叨着的‘认真地活着’，其实一点儿也不沉重。”所以，怎么能看不出一旦怀孕，这样的冲动、这样的热情都将戛然而止，一切她热爱的、对她来说重要的事物都将渐行渐远呢？在这本书里，她也解释了为何回避做母亲，为了这事儿她“没少被骂”。她说：“我的幸福太坚实了，以至于再没有别的新事物能吸引我。（……）我一点儿也不憧憬从一块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团上找回自我。（……）我觉得不是我拒绝做母亲这件事。它压根不在我的命运里。没有孩子，我才是天然完满的我。”[66]这种怪异感，有些女性也深有同感。我有一个女性友人就跟我说过这种感觉。她说当她20岁时做完堕胎手术后，那手术在她脑海中还是很抽象：“就像是我去割了个阑尾。”
同一件事也在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身上发生过。她在2015年出版的自传《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Ma vie sur la route）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本书献给伦敦的约翰·夏普医生（Dr John Sharpe）。他在1957年——法律允许英国医生出于女性健康以外的原因终止妊娠的十年前——冒了巨大的风险接收了一位22岁、即将去印度的美国女人，为她做堕胎手术。当时他只知道，她取消了在美国的订婚仪式，将要奔赴一种未知的命运。他对她说：“您得答应我两件事。第一，和谁也别提我的名字。第二，这一生，只做您想做的事。”亲爱的夏普医生，我相信深明大义的您，不会埋怨我现在才说出迟到的这句话，在您去世多年之后：
我把我这一辈子活成了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样子。
这本书献给您。[67]
就斯泰纳姆的情况来看，没有延续血脉，并不意味着背叛她自己的母亲，反而是还她公道，继承她的衣钵，尊重她的家族历史。在她出生前，她的母亲露丝（Ruth）刚在记者生涯中崭露头角，她差点儿就抛下丈夫和大女儿，同她的朋友去纽约打拼了。“如果我缠着她问，‘那你为什么没去呢？你为什么不带着我的姐姐一起去纽约呢？’她就会回答我说没关系，她能有我和姐姐已经很幸运了。如果我一直问个不停，她就会说，‘如果我走了，就没你这号人了！’我从来没有勇气对她说，‘但就有你这号人物了。’”在父母分手后，年少的斯泰纳姆与日渐消沉的母亲独自生活。当能逃开这一切时，斯泰纳姆动身去了纽约，替她母亲实现了当年的梦想。她在致母亲的悼词中写道：“和很多走在她前面的女性一样——其实今天很多人也这样——她从未独自踏上旅程。我希望她能走上她深爱的那条路。”[68]
当我在写这一章的时候，在翻我爸的文件时发现一本褪了色的蓝色笔记本，封面上写着“纳沙泰尔高等商学院”（École supérieure de commerce de Neuchâtel）。里面只有我爸用他有棱有角又漂亮的笔迹写的一长串文学参考书目。他抄写的是《明日之书》（Le livre de demain）这本杂志上的综述摘要，有几本书还是莫里斯·梅特林克和埃德蒙·雅卢[69]的。我的祖父在我的父亲12岁时就离世了，由此带来的变故打破了父亲的文学梦。那么有涵养又对文学孜孜以求的他不得不去学他完全没兴趣的商业。后来，他还是过上了好日子，但也走不回那条文学路了。没什么能消解这种遗憾以及未能施展才能的痛苦。当我还没清晰体会到这份剜心之痛前，我自己也曾沉浸于书籍与写作的世界——没有什么比它们更真实、更值得关注的了。或许我们的父母有时也会聊起他们热爱的事物。有些爱得痴了，别的什么爱好也容不下了——如果他们当初没能照着心意全心投入所热爱的事物时更是如此。或许有些修复需求就是容不得半点儿折衷；或许也正是这样的需求让人在世代的丛林里划出一片空地，驻扎于此，浑然两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