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方面’卓越？”
除了有些学科我真的弄不懂之外，还是有一些我挺擅长的，也让我挺自信的学科。比如高中时，在我差点儿因为理科而崩溃时，我的希腊文翻译可是在会考中拿了奖的。但我当时只觉得这是附属科，只能证明我的小脑瓜可以作为一颗小卫星，奏着欢快的音乐不停地绕着“真知识”这颗行星旋转。但渐渐地，我对这种公认的所谓真理产生了质疑。直到今天，我某些方面的不足还是让我感到遗憾。所以，在实务方面，我远没有那种别人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有的蔑视感，我很抱歉自己在这方面就是个白痴。但除此之外，我越来越有底气去质疑评判智力的主流标准。
比如说，作为读者的我当时爱上《世界外交论衡》这本杂志，是因为它的文学和哲学文章写得好。它关于时代和社会的思考、责任感、具有的伟大知识分子的鲜明特征、精妙又不落俗套的象征手法，都让我深深地爱上了它。在这本杂志中，我看到了甚合我意的某种诗意报刊。刚开始在这里工作时，我也曾被许多同事酷爱使用数字、图形、图表一事打乱了阵脚，这些东西我之前压根没留意过。我对这些一窍不通，当我偶尔试图涉足时，理解的闪电会划破我脑中的晦暗，我一点儿也不想了解这些。我不否认它们有用或很棒。确实也有一批读者很喜欢看这类事物。但也存在另一些人，比如我这类的，他们接收不到这类东西传达给他们的信息，他们更倾向于其他感知世界的方式，那些方式的信息量同样丰富。一开始，我惭愧于自己用不好数据图表，但现在我释然了。并且，随着年岁渐长，我越来越能看清，在所知领域碾压我的那些人也有他们的局限、死角和弱点。我质疑——至少在内心深处——我在他们面前的愚笨的绝对性以及他们面对我时的智商的绝对性。但这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可以理解的是：既然站在了智力好的那一侧，对自己的机敏有什么好困扰的呢？这也许是我要写书的原因：给我自己创造能发挥才能的地方（好吧……我希望是），呈现出几个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主题，证实它们的意义和重要性。
当人们讨论女性在大学里的地位时，一般说的都是女大学生与女教师的比例，或是男性在某些部门几乎是弥足珍贵的存在。人们会抱怨性别歧视——一般是来自男学生与男教师的歧视——或女性自身缺乏自信导致她们不敢选物理或计算机这样的专业。但人们似乎经常忘记质疑教学内容本身，忘记了对于某些年轻女性而言，进入大学意味着吸收一些知识、方法和规范，但这些却是几个世纪以来在没有女性参与（有时甚至是为了针对她们）的前提下创立的。如果你指出了这一问题，有人立马就怀疑你是本质主义者：您难道想说女性的大脑构造不同于男性，她们有一套“典型女性化”的方法学习知识吗？如果她们用自己的话来叙述知识，她们会在数学公式旁边加上小心心吗？然而，本质主义的指责也可以反转：正是因为女人和男人并不是某个抽象空间内凝固的组成物质，而是在历史的变化与运动中维持某些关系的两个群体，所以不能将大学知识视为一种客观的东西，并赋予其某种绝对价值。
人们总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例如，每年10月有一天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日。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声音抗议这一官方历史。就“发现美洲”这一说法而言，单说“发现”一词就很成问题，因为抗议者的举证让大家看到，对于某些人来说勇敢的探险家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是血腥的侵略者。从某种角度来说，女人何尝不是历史的失败者呢？这段历史有多暴烈血腥，想必从前文也已窥见一斑。那为何她们是唯一一群被征服还不能发表观点的人呢？当然，有了女人这一层身份也不一定就能给出什么独到的见解。我们能看到一些史学家支持采纳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也能看到一些女性史学家拒绝用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猎巫运动。总有一些被殖民的子孙觉得殖民自有它的魅力，有一些奴隶的后代对奴隶制主题完全不感兴趣，还有一些白人对这两个主题热血沸腾。但即便如此，就能说归属于哪个族群毫不重要吗？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是由男人塑造的这件事，对于如何处理——或者说，一开始的不予处理——猎巫运动这一史实，并不是毫无影响的，因为这段史实曾被长期忽略，或只是在脚注中被隐晦地提起。这里再提供一个事例：埃里克·麦德福特曾写到在某些还不适应单身女性存在的社会里，猎巫运动曾起到某种“疗愈”效果。玛丽·达利对此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敢不敢用同样的字眼（“疗愈”）来描述屠杀犹太人或私刑处死黑人？第二，疗愈了谁？[7]……
20世纪90年代初，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在她关于自我评价的书中提到，有人曾对美国20万名大一新生做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在上了大学之后，大多数年轻女性们越来越倾向于自我贬低，与此同时她们的男同学们却保持或增强了自我肯定。当时许多大学教员都强烈抵制学术经典多样化，因为那样会为女性与少数族群创造更多的空间。他们大肆攻击“政治正确”（Politiquement correct）——其缩写是“PC”，WITCH组织的其中一位创立者罗宾·摩根曾调侃说这其实指的是“Plain courtesy”（“朴素的礼貌”）。他们自认是“卓越”的卫道士。“难道最重要的问题不该是‘在哪方面’卓越吗？”斯泰纳姆评论道。在她看来，他们之所以急着拉住历史的缰绳，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改变不仅意味着让女性和少数族群进入大学课堂或某个现存机制内，还意味着“让他们学会用新目光审视、质疑各种用来评判其言行的‘标准’这一概念本身”。[8]
我一直觉得，当我面对艰涩科学的霸权和某种接触这个世界的方式——冰冷、规矩、客观、持重——时，我的不平与我的女性身份相关。但因为讲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关联，也就不愿意详细说明了。还是本质主义的幽灵阻止了我。我不想看到自己为某种“女性化”看待与做事情的方式辩护。另外，我也看到，不是所有女性都像我这样，就像我也在男性身上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知识感性。于是，我就只深挖一个理念。不管我写的什么内容，最终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这个理念上。就算我写的是一本关于甲壳动物繁殖的书，我也能找到办法把这个理念放进去。我一再组织语言，不断地抛出对理性（或只是人们自以为的理性）崇拜的批判。我们对这种理性崇拜早已习以为常，甚至经常曲解它的原意。这种崇拜既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去认识与它相关的一切，还决定了我们要对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如何改造这个世界。理性崇拜让我们将世界理解为一堆分离、呆滞、毫无奥秘而言的事物，它们各自的用处都是即时的且仅有一个，可以用客观的方式认识它，要用它时把它拿出来就好了。这种崇拜一直依附于19世纪的主流科学，直到量子物理的到来扰乱了这一片祥和，当然这只是不那么傲慢的说法。量子物理为我们讲述的更像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世界，解开了这个奥秘就会出现其他未知的玄妙，这种探秘可能永无止境。在这个世界里，各事各物并非互相区隔的，而是交缠纠结的。在这里，人们要打交道的，不再是属性固定的客观之物，而是能量流与某些进程。在这里，观察者的存在会影响经验的展开。在这里，我们远远不能坚持某些牢固不变的规律，我们看到的是不规律、不可预见性，还有无法解释的“跃变”（sauts）。正是基于这一切，斯塔霍克说，现代物理证实了女巫的直觉。物理学家伯纳德·德·斯帕纳特（Bernard d'Espagnat）认为，考虑到迄今为止物质与世界对终极认识表现出来的抵制，依靠艺术来捕捉总是与我们的智识捉迷藏的东西也并不荒谬[9]：可以想见，如果用这一结论来重新组织我们早已熟稔的所知所识，其结果会有多么颠覆……
即使到了一百年后的现在，我们还在努力整合上述发现背后的含义，其尖锐地否定了17世纪兴起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的代表人物笛卡尔在其著名的《方法论》中曾畅想看见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与掌控者”。地理学家奥古斯丁·博克[10]曾在其著作中分析过因笛卡尔这种面对自然的姿态而引发的各种混乱。让-弗朗索瓦·比耶泰[11]也曾梳理过整条“连锁反应”的进程，即这种商人式的、冰冷算计的逻辑从文艺复兴的西方缓慢延伸至全球，甚至被错认为理性巅峰的过程。[12]迈克尔·勒维（Michael Löwy）与罗伯特·赛尔（Robert Sayre）已经指明，当年的浪漫派艺术家——被今人视为一群脸色苍白又兴奋异常的浪荡子们——早早就意识到了这套思想体系的根本错误。即使他们想要发掘与拔高其他精神领域，但并没有公开表示拒绝理性：他们只是尝试“反对工具式理性主义，即为主宰自然与其他人类而服务的理性主义，一种以人为大的理性主义”。[13]
这些思想家们帮我厘清了面对我们长久浸淫的文化时所感到的不适。因为这种文化教世人征服、喧闹、好斗；因为它天真而荒唐地相信，可以将身体与精神分离，将理智与情感分割；因为它盲目地孤芳自赏——甚至是反应过激——瞧不上其他文化；因为它惯常用丑到离奇的建筑物与城市规划来破坏自己的地盘，甚至还用大炮打苍蝇（却不提及杀死苍蝇这件事）；因为它的棱角太锋利，因为它的光芒太刺眼；因为它无法容忍阴影的存在、朦胧的存在、神秘的存在[14]；因为它散发着一切皆可贩的病态气息。这些作家的笔墨渲染了某种悔恨，不是对已存在的世事，而是对本能够存在的世事感到遗憾。直到现在，我还是没能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清楚地说明我对女性主义的痴迷，尽管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某种关联。但因为前面提到的猎巫运动以及众多女作家对此的解读，一切都变得明晰了。就像我找到了我的拼图上至关重要的那一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