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世界的雏形

一方面，是我们所知道的产房：嘈杂，灯光强烈，医务人员从四面八方涌来，产妇不出所料地被压制着，受到监测，只许采用同一种姿势，遵照同一套生产程序——也就是“统一化、流水线与标准化”的组织范式，玛丽-艾莲娜·拉埃评论道。^[93]（艾德里安·里奇也有类似的观点，她在1976年写的《女人所生》一书中说道，分娩过程中当然是需要某种辅助与救护的，但“请求援助与要求被摧毁是不一样的”。^[94]）另一方面，是一家诊所的“自然室”，拉埃自己就是在这里分娩的，当时在场的有她的助产士以及她的爱人。她描述道：“在微光中，放着舒缓的音乐，我自由地采用身体告诉我的姿势，像一只豹子一样爬行在各种设施间，像一只猴子一般任意抓着那些设备。我并没有感到疼痛，而是有一股难以置信的力量。我发出几声有力的叫喊，充满能量地吼了几嗓子，还有几声深沉的低吟。”看到这两段文字时，我的印象是在第一间产房见到了喧闹文化的种种特征，我在上文已提到它带给我的不适感。而在第二间产房，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雏形，这个世界与自然——与女性——保持着更加平和的关系。两个迎接新生命的不同空间，两种向他宣告不同意义的方式……

拉埃的方式在我看来也很有趣，因为面对本该理性的医学，她并不要求不理性的姿态：相反，她只是抗议它刻意的理性。她的书中有大量的脚注和科学参考文献。就算她主张让女性重新掌控分娩主权，也不是以“本能”的名义，这种“本能”经常给她们灌输一种这是科学过程的想法。她说分娩是“一种反射”，身体自己是知道该如何做的，就像呕吐一样，“只不过结果令人愉快多了”，但也因此，更应让它不受干扰。她指出，医疗流程中引起的压力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之后医疗系统又自诩解决了这些问题：“监测仪器持续发出的噪声，还有如果某个传感器移位，就响个不停的刺耳警报声，这些都会导致产妇的肾上腺素升高。肾上腺素的产出会抑制催产素的分泌，而催产素是导致子宫收缩的一种激素，对分娩至关重要。这样一来，子宫收缩就会没那么有效了。为了弥补，医务人员会决定注射一剂催产素，这就改变了收缩的力度，从而增加了痛苦，因为此时体内没有相应地释放出另一种激素内啡肽。产妇这时会想使用硬膜外麻醉以对抗攀升的疼痛感，但这样的话，身体就无法即时感受到疼痛感，并做出相对的反应，这样的无感又进一步放缓了分娩的过程。”这样的逻辑就导致有些女性会说：“我要是没在医院生，可能会死的。”还有许多人会说：“医院差点儿没把我杀了。”与既有观念相反的是，并不是因为在医院里分娩，产妇的死亡率才降低的：“1945—1950年间，分娩死亡率的骤降是因为生活条件改善了，卫生和医疗条件也转好了，这些影响远比医院产科的分娩干预要大得多。”

尽管女疗愈师的行为和女巫很相似，都惹人猜疑，但这群被猎巫运动锁定的女人却是真正站在理性的这一边，远比当时的官方医生更可靠，按照芭芭拉·艾伦赖希与迪尔德丽·英格利希的话来说，“官方医生更危险且更低效”。在学院里，他们学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神学；他们的招数是放血和（水蛭）吸血。这本来就是白费力气的，而且他们所称的治愈了病人还会遭到宗教权威的反对，那些权威认为这么做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到了19世纪，他们终于有权行医了，但还得证明“他们对肉体的关注并不会危及灵魂”。（“事实上，了解过他们的医疗培训后，看起来他们倒是危及了肉体。”芭芭拉·艾伦赖希与迪尔德丽·英格利希讥讽道。）如果说专供富人的官方医生还能让上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那些女疗愈师们可没享受到一点儿宽大为怀。她们积极地反对教士们灌输给民众的疾病宿命论，关于这种论调，儒勒·米什莱曾形象地概括道：“你们犯下了罪孽，上帝才让你们受苦。感恩吧：你们来世所受的苦，就会少得多了。你们自己去忍受痛苦和死去吧。教会有为死者专用的祷词。”^[95]同样地，女人得忍受生子之苦来抵偿原罪。女疗愈师用麦角为她们减轻痛苦，至今麦角仍旧用在分娩中或产后的药物里。她们用到的许多植物也载入了现代的药典。“当女巫们已经对骨头与肌肉、植物与药物有了深刻见解的时候，那些医生们还在从占星术中得出自己的诊断。”^[96]换句话说，果敢、远见、拒绝服从与摒弃旧迷信不一定是属于人们所以为的那方。“我们有极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所谓的‘女巫’，是那个时代最有科学精神的一群人。”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在1893年就在书中如是说道。^[97]将她们与魔鬼联系到一起，意味着她们已经跨出了别人以为她们会固步自封的小圈子，跨入了之前由男性独享的领域。“用酷刑折磨致死是教会镇压女性智慧的老法子了，知识落到她们手里时，就会被认定为不祥之物。”^[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