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的本能反应
即便有能力从事某些有声望的职位或某项创造性的工作，女性也会因为心理障碍或身边没人鼓励而中止冒险尝试。于是，她们宁愿以间接的方式实现职业志向，在男神、朋友、雇主或伴侣身边扮演顾问、“小助手”或配角，一直遵循着医生／护士的老套路。某件T恤衫上的女权标语就旨在打破这种心理阻断：“去成为你爸妈想让你嫁的医生吧”。在科学的历史上以及艺术的历史上，曾有许多男性窃取了其女性伴侣的劳动成果——比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他在自己的书中就用了他的妻子泽尔达（Zelda）的文字。而等到泽尔达自己要出一本文集时，就只能署名为：作者的妻子。[84]但我们也从中看到，女性自己在心中默默接受了这类二把手或助手的身份设定。
艾丽卡·容笔下的女主角伊莎多拉·温的母亲也曾提醒女儿警惕那些艺术家或有抱负的艺术家，因为她母亲本人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伊莎多拉是这么说的：“我祖父之前就常在我母亲的画上再作画，而不去自己买新画布。为了躲过祖父的魔爪，有一段时间，我的母亲将爱好转向了诗歌。但后来她碰上了父亲。他自己写诗歌，会从母亲那里偷几个诗歌意象放到他自己的诗节里。”至于伊莎多拉自己，不管她多么真诚又深切地渴望写作（“我想重生，在写作中建立自己的新生活”），她仍深深地怀疑自己。在小说的最初两版草稿中，叙述者都是男性视角的：“我单纯觉得，人们是不会理会一个女人的观点的。”所有她熟悉的话题在她看来都很“平庸”“过于女性化”。而她也不大指望身边的人能对她表示出热诚的鼓励。她的姐姐，同时也是9个孩子的母亲，觉得她的诗歌“淫荡”又“露骨”，还指责她“不生孩子”：“你活得就像写作才是世上最重要的事！”当《怕飞》于40年后，即2013年再版时，艾丽卡·容在书的后记中承认，即使这本书已经卖了两千七百万本，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还筹划改编成电影，但她仍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诗人，只是有个写小说的恶习”[85]。但不管怎样，书还是出了，带着它的女叙述者与“女性化的”主题；无数女读者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无数男读者也欣赏这部作品。它既象征着伊莎多拉与艾丽卡的胜利，也象征着她们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怀疑、心结与恐惧，因为她们一度担心自己永远无法找到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说回我自己，我想起十几年前，有一位我很欣赏的哲学家建议我们合出一本我与他的访谈集，当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种绝境中扣动扳机的声音——这事对他来说挺划算，因为是我来写。他说了些女权主义的话：比如我不能自我否定吧？比如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最锻炼我的机会等。但当他对我说：“你知道吧，到时封面上也会有你的名字哦，不只有我的。”他那施恩般晦暗不清的语气让我一激灵。我感觉我的额头上闪烁着“母鸽”这个词语——柔顺又服从。又过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是一位知名媒体人，他们还把谈话录了下来，想以此为素材写书。他想知道我“是否乐意”把它转录为文字。当我有点儿干巴巴地回答“呃……，不”时，他赶紧接着说：“没事儿，没事儿！这事儿看你高兴！”他赌了把，觉得以我对他作品的热情，再加上我的女性服务意识与低人一等的卑下感，就能把我变成任人驱使的志愿秘书——他差点儿就赌赢了。完全冷静下来后，我拒绝了之前共同出书的计划。相反，我倒出了一本书，封面上只有我的名字。
但如果你拒绝自我牺牲或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那你马上就会招来一波谴责。如果你的叛逆是出现在工作上，那别人就会指责你自负、个人主义，只顾自己飞黄腾达，想要的太多。马上会有一堆男人来跟你鼓吹爱岗敬业的伟大：这份事业大过你个人，你会从这份无私奉献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虽然他们自己极少这么做，但好歹他们听人这么说过。好巧不巧的是，为这份事业卖力通常会演变为替他们的职业生涯卖命。而这种胁迫奏效了，更何况当这些男人开始写作、创作或拍电影，总之不论投入什么样的宏图伟业时，他们的身上都自带着一股无形却又笃定的理直气壮与威风凛凛，想挑战这样的男性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你是在家里反叛，拒绝围着孩子来安排生活，那你就是个泼妇，是个坏妈妈。在这里，人们同样奉劝你抛却小我，并且鼓吹母性的至高无上的影响，它会明显改变女性特质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只有生了孩子，女人才不再只想着自己”，某位年轻的美国女性这么说道。[86]少不得还有人会跟你说“没有人强迫你生孩子”，但是避孕与堕胎的权利又被认为会妨碍“好”母亲标准的强化[87]，说得好像对“好”父亲标准的强化就没多大影响似的，这很奇怪，因为他们也参与了生育的决定。好多育儿金句首先都是针对母亲来说的，比如：“孩子生出来不是为了给别人养。”这话没错，但生孩子也不是为了让女人一直围在孩子身边，放弃个体发展的其他面向。并且养育孩子，也可以是给他们提供一个自我平衡的成年人形象，不过度异化也不过于沮丧。[88]最终，还是有些女人会被当作惯坏了的孩子，没有经历人生挫折的温室花朵。然而，艾德里安·里奇强调：“不要把母性机制与生孩子、养孩子混为一谈，也不要把异性恋机制和亲密、性爱混为一谈。”[89]
当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面世时，评论家兼作家安德烈·卢梭（André Rousseau）感叹说：“如何才能（让女人）明白：彻底地奉献自我才能有无尽的充实感？”[90]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纳丹出版社（leséditions Nathan）出版的《女性百科》（l'Encyclopédie de la femme）中，蒙萨拉博士（Dr．Monsarrat）还是以这样的措辞谈到对女孩子的教育：“她必须以最无私的态度来做事情。女性在生活中的角色就是为周遭献出一切：舒适、欢乐、美丽；保持微笑，没有抱怨，没有脾气，没有疲态。这是项艰巨的任务。要让我们的女孩子练就这种一以贯之且甘之如饴地抛却自我的本领。1岁时，她就得自发地知道去分享玩具、糖果，把她身边的东西都给出去，特别是她最爱不释手的。”[91]一位当代的美国作家说出了连自己都感到迷惑的行为：自从她做了母亲后，每次吃饼干时，她总是吃饼干碎，而把完好的饼干留给丈夫和女儿。[92]1975年，有个为反对“奴仆式当妈”而成立的法国团体喀迈拉（Les Chimères）[93]曾指出，就连艾芙琳·苏尔罗（Evelyne Sullerot，1924—2017）这样的女权斗士都把她的孩子还小的那段时光说成是她“自证其身”的几年。[94]女人们总抱有这样一个信念：活着的理由就是服务他人。而当她们不能生儿育女时，这进一步增加了她们的痛苦。20世纪90年代初，有个叫马丁娜（Martina）的墨西哥裔美国女人，当得知自己出于医疗原因必须摘除子宫时，她哭着给母亲打电话：“我觉得，从此以后，大家就彻底把我当成废人了。我之前就没给他（她的丈夫）把家里打扫得亮堂堂的，甚至还是他做饭。现在，我连孩子也没法给他生了！”[95]
人们唯一能想到的女性宿命就是献出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献出自我的途径就是放弃一切自我创造的潜能，而不是发挥那些潜能。因为毕竟，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挖掘自己的独特性，施展自己的个人抱负来充实我们周边的人，不管是当下的还是未来的。或许这也是我们唯一能追求的自我奉献方式了吧，因为这尽可能好地安置了我们灵魂中不可消减的自我牺牲的那股能量——如果真存在这能量的话。与此同时，对我们潜能的浪费仍在持续。“一个‘真正的女人’，是一座欲望之墓、梦碎之墓、幻灭之墓。”喀迈拉组织这样写道。[96]女人们，经常不怎么相信自己，不怎么确信自己的才能。不怎么笃信有权为自己而活的女人们是时候学着在污名化与恫吓面前捍卫自我了，是时候认真对待自己的鸿鹄之志了，也是时候在面对男性权威企图将她们的能量化为己用时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了。“请你们永远选择你们自己。”艾米娜·索乌（Amina Sow）说道。她是丽贝卡·特雷斯特遇到的一位从事数字信息系统方面工作的女性。“如果你把自己放在首位，你会走出一条非同凡响的人生道路。当然，人们会说你自私。但不是这样的。你有能力，你有梦想。”[97]
在中上阶层，许多母亲都放弃了充分施展自己所学的机会，以便全身心投入到对下一代的教育中，她们还想着要让自己的孩子们得到最好的教育。这种忘我本身就是矛盾。为了孩子的成功与发展而倾注的时间、金钱与精力透露出——至少是隐秘地透露出——她们对孩子成就大事的期望。许多心理学家、作家与教育家都建议要发现并帮助那些天赋异禀或“高潜力”的孩子，这也反映出这份期许无处不在。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实现自我的重要性与需要认可的合理性方面，存在广泛的认同。当然，我们付诸努力的对象不仅有小男孩，还包括小女孩。没有人会差别化对待：我们又不是在18世纪。然而，当这些小女孩将来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们之前倾注的一部分资源很大可能会付诸东流。当她们成年时，突然间就像变戏法一样，每个人都觉得，现在对于她们来说，成就自己不再是人生中重要的事情了，重要的是在家庭生活方面的成就，这让人觉得之前为了她们的教育而忙碌只是为了折腾她们的母亲。保证自家孩子未来成功的大任就这样落在了她们的肩上。倘若她们想兼顾家庭生活、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活，她们就要遭受当妈之后的不公正对待，而与此同时，当爸却一点儿也不影响男人的职业生涯或远大抱负。总之，如果想做到逻辑上的前后一致，要么就放缓对女孩的教育，要么就在对其培训中加上一门严肃的游击战训练课，教她们如何应对男权，同时积极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