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死
西尔维娅·费德里希有本书叫《卡利班与女巫》，这个书名参考了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一个人物。卡利班在《暴风雨》中是一个黑皮肤的怪物，据说是由女巫所生，从精神到身体都很丑陋。他被书中的男主角普洛斯彼罗形容为“恶毒的奴隶”或“暗黑之果”。卡利班象征着奴隶与被殖民者。对他们的剥削，就如剥削女性一般，完成了资本主义跃进所需的原始积累。但是与奴役女性更像的另有一种奴役，这种奴役也更常拿来与奴役女性作比较：那就是对自然的奴役。这一理论在1980年由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提出，她的著作《自然之死》[15]算是补充了费德里希书中的未尽之言。她在书中追溯了文艺复兴时期，当时人类的活动变得更密集，只求获取大量的金属、木材以及广袤的耕地，这不仅空前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同时也在精神层面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古老的世界观将世界理解为一个鲜活的机体，经常将其比作一个哺育的母亲的形象。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来，老普林尼、奥维德或塞涅卡[16]都曾谴责过采矿行为，称其为被贪婪（对金子）或屠杀欲（对铁矿）支配的侵犯之举。在16和17世纪，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又给采矿加了一条罪名——淫欲，因为那是对地球的强奸。当时的人们就看到了“采矿这一行为就像在女性体内四处翻找东西”。[17]矿脉被看作大地母亲的阴道，金属所藏匿的洞穴，就如同她的子宫。原有的精神模式站不住脚了，渐渐被其他模式所替代。在这些模式下，人们开始肆无忌惮，采伐无度，地球的身体失去了活力。同时，狂热的新商潮需要大量木材来建造码头、桥梁、船闸、驳船、舰艇，还要拿它来做肥皂、啤酒桶或玻璃器皿。于是，第一次出现了将这样的自然视为“资源”的管理方面的担心：1470年，威尼斯出了一条法令，规定从此以后，只能由兵工厂，而非本市官员来组织橡树的砍伐。麦茜特这样总结新出现的全景：“随着欧洲的城市逐渐扩大、森林逐渐衰退，随着沼泽干涸、运河网在景观中铺开，随着无数大型水车、熔炉、锻炉与吊车渐渐主导整个工作环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到自然被改变、被机器所操控。因此也就产生了某种迟缓但又无法逃避的异化，与人类经验的基础——直接的、即时的、有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相背离。”机械论宣扬的是，对世界的认识可以是“确定且相互连贯的”；有机生命的无序让位给“数学法则与恒等式的稳定性”。世界从此被看作一具死尸，物质都是被动的。机器的模型，尤其是时钟，在各处都很流行。笛卡尔在《方法论》中将动物比作自动装置。托马斯·霍布斯[18]——或许是受了1642年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设计出第一台计算器的启发——竟将推理比作简单的加加减减。[19]
就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苏珊·博尔多所说的“分娩惨剧”：将自身从中世纪的有机体兼母体中剥离出来，以投身到由“清晰、超然、客观”主宰的新世界。人类从这个旧宇宙跳脱出来，“就像是个完全独立的实体，和之前共享灵魂的旧宇宙一刀两断”。这位美国女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对女性气质的逃离，远离了与世界母亲的联合记忆，抛却了所有与之相关的价值”，代之以强迫式的拉开距离，划清界限。[20]对此，贝奇特也说过：“制造新男人的机器”也是“杀死旧女人的机器”。[21]从此出现了一种“高度男性化的认知模板”、一种“男性认知风格”，冰冷且无生气。博尔多指出，这种对世界的阐释一点儿也没有20世纪女性主义的迷幻色彩：“现代科学的创建者们故意且明确地断言，科学的‘男子气’将创立一个新纪元。他们认为这股男子气可以使认知通往一个更干净、更纯粹、更客观、更有序的世界。”因此，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宣称这是“时代雄风之诞生”。[22]
所有主体与其自身、与周遭世界的关系都被颠覆了。肉体被认为独立于灵魂且与其无关：“我并非这团俗称人体的肉身”，笛卡尔在《方法论》中如是说。西尔维娅·费德里希从中看到了一些观念，这些观念之后将人变成了“工具，贴合资本主义规则所要求的规律性与自动性的工具”。[23]苏珊·博尔多提醒道，对肉体的鄙夷——将其比作牢笼——在西方哲学中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24]但她又解释道，不论是对柏拉图还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肉体与灵魂都是交缠在一块解不开的，灵魂只有在死后才能逃离肉体。笛卡尔呢，步子跨得大了些：他直接将二者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对他来说，人的精神“一点儿也不掺和肉体的事儿”（《方法论》）。
自然不再被当作滋养的腹地，而是变成了一股无序、野蛮、要去征服的力量，就像女人那样，卡洛琳·麦茜特如是说。曾经的她们据说比男人更接近自然，也更富有性欲（但性压迫如此成功，以至于当今女性被认为比男性更寡欲）。“女巫，是自然中暴烈的化身。她制造风暴，引发疾病，毁坏农田，阻碍繁衍，屠杀幼儿。这引发失序的女人，就像混乱的自然，应加以管束。”一旦套上笼头、被降服之后，无论是女人还是自然都只剩下某种装饰功能，成为“疲惫不堪的丈夫—实干家（mari-entrepreneur）的心灵慰藉与休闲胜地”。[25]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这位公认的现代科学之父，生动地表达了这两种主宰的共同点。他在国王詹姆士一世[26]身边做了10余年的近臣顾问，并担任过各种权高位重的职位，尤其是首席检察官一职。詹姆士一世本人也写过一篇魔鬼学的论著，他坐上英国王位后立即修改了立法：即日起，任何使用巫术的行为，不只限于害人性命，都将被处死。在卡洛琳·麦茜特看来，培根在其书中隐晦地主张将对付行巫嫌疑犯的那一套用在自然身上。他用来确定他的科学目标和方法的图像都直接来自法院或是刑讯室，他在那里待的时间可不短。他建议，应对自然严刑逼供，强迫它交出自己的秘密。他曾写道：不该认为“审判自然这种事再怎么说也不能做”；反之，应将自然“贬为奴隶”，“给它戴上镣铐”，用机械工艺来“塑造”它。[27]现存的某些术语中还有些痕迹透露出这种征服者的姿态，甚至还带有一丝男性的、侵犯的意味：比如说到“洞穿一切的头脑”（esprit pénétrant），或是英语中的“铁证如山”（hard facts）——也就是说无可争辩。[28]我们甚至还在一位美国环保主义哲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所写的内容中看到过这种姿态：“环保主义者就是谦逊地意识到，自己的每一锹都是在土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29]
到了19世纪，最终被驯化的自然可以用一个顺从的女人来形容。它已不再反抗科学的攻城略地。法国雕塑家路易-厄内斯特·巴莱斯（Louis-Ernest Barrias，1841—1905）有一件名为《自然在科学面前揭开面纱》[30]的作品，就展现了一名衣襟敞开的女子姿态优雅地摘掉盖在头上的面纱。如今看着她，不由得让人想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法国人的宣传海报上有一段怂恿阿尔及利亚女子摘掉面纱的标语（“你们难道不漂亮吗？快揭开面纱来看看呀！”），还有2004年禁止在学校戴头巾的法令。很显然，女人——特别是本地女人——还有自然，当初都是以同样的逻辑被驯服的，现在竟想在西方男权的眼皮子底下有所掩藏，这显然是不可容忍的。所以要将行巫嫌疑人的身体全部剃光——不管是毛还是发，这样才能彻底地检查，正如所宣示的那样，看见一切是为了更好地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