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育之欲：无子，也是一个选项
“当你真正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将做母亲这件事变成了什么之后，逻辑上唯一说得通的态度就是拒绝母职，”40年前，喀迈拉组织就这么写过，“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如果这么做，你就拒绝了一项重要的人类体验。”[1]对于艾德里安·里奇来说，做母亲作为某种成规，很明显地“将女人放到了某个隔离区，削弱了女性的潜能”。作为第一批诚实记录做母亲的情感矛盾的女作家之一——里奇有三个儿子——她说过：“这种情感冲突就像无底深渊，让人挣扎在捍卫自我与母性召唤之间，很可能呈现为（在我这里的状况就是）切实的痛苦。但这种痛苦还不及生产疼痛等级中最小的那种。”[2]而科琳娜·迈尔呢，她没有这样的烦扰：“您想要平等？那先别生孩子了。”[3]换言之，肚子要罢工：早在避孕合法化被通过之前，在（男性间的）争论中就透出了这份巨大的恐惧，同时也是一种奇怪的承认——因为毕竟，如果做母亲真如我们社会上所说的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妙体验，为何女人们要绕道而行呢？
从此之后，那些没有生育渴望的女性享受到了切实的利益。她们省去了里奇所说的自我撕扯的工夫，发现心头上那几块大石中有一块神奇地消失了。或许那并不是阻碍平等的最大障碍（也不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心中大石），但总能迎来心里的一阵轻快。有一位确定自己不要孩子、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的年轻女性，回忆起术后第一次性事时的兴高采烈，以及“无限的自由感”：“我记得当时在想，‘原来这就是男人们感受到的！’我再也不会变成大肚婆了。”[4]
在欧洲，自从猎巫时代起，政治势力就开始抓着避孕、堕胎与杀婴这几个话题不放。[5]这三个主题——即使第三个不与前两个放在同一层面来讨论——经常成为进行抗议的利刃，抗议的主题有时是针对女性开出的条件，有时是整体的社会良俗。在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Beloved，1987）中，女主人公塞斯（Sethe）杀死了自己刚出生的小女儿，因为不想让她背负为奴的一生。玛丽斯·孔戴（Maryse Condé）为1692年塞勒姆女巫事件中被控告的奴隶蒂图芭（Tituba）写了一部小说。[6]在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发现自己怀了心爱的男人——约翰·印第安（John Indien）——的孩子后，决定打掉。他们两人当时都从属于邪恶的牧师萨缪尔·帕里斯（Samuel Parris），觉得自己迷失在了这冰冷的马萨诸塞州，周围都是充满敌意与恶意的村民。“对于一个女奴来说，做母亲不是一种幸福。蒂图芭这样说道。这等于将一个无辜的小生命放逐到了一个无力改变命运的充满奴役与卑鄙的社会。在我的整个童年时期，我一直能看到一些女奴杀死自己的新生儿。她们将一根长刺扎进婴儿那软乎乎的脑袋，或者用有毒的刀片切断他们的脐带，又或者是趁着夜里把他们抛到恶鬼出没的地方。我听到她们交流药方，那些做出来的药水、洗剂或注射剂能够让子宫永久绝孕，让子宫变成铺着猩红色裹尸布的坟墓。”当她被诬告为女巫时，约翰·印第安乞求她招供出他们要她供认的人，让她尽一切可能保住性命，为了他们将来的孩子。她朝他喊道：“我永远不会在这没有光的世上生孩子！”在她出狱之际，当铁匠一锤砸断戴在脚踝和手腕上的锁链时，她嚷道：“没几个人能走这霉运：出生两回。”当得知自己又将被卖给一位新主人时，她开始“认真怀疑”那个教给她一切的老女巫常对她说的一句话：生命是个礼物。“生命是个礼物的前提是，我们每个人都能选择降生在哪个肚子里。急匆匆投生到某个穷苦的、自私的或年纪尚轻的女人腹中，重蹈上一辈人的倒霉覆辙，加入被剥削、被辱骂的一方，还要被强迫接受某个名号、某种语言、某些信仰，啊，这是何等的苦难！”面对她所经历的没有尽头的暴行，她开始“想象生命有另一条轨道，有另一种意义，有另一件要紧事”。她想着：“生命该有另一种滋味。”但是，母亲的身份仍让她生出矛盾的情绪；她犹豫了，怀疑自己的抉择。她回到了故乡巴巴多斯岛（Barbade），重新成为一名自由的疗愈师。她远离人群，独自居住在一个临时小屋里。当看着刚刚救治的小女婴静静地躺在她母亲的怀中时，她担心自己之前拒绝成为母亲是错误的选择。当再次怀孕后，她决定留下这个孩子，但她要行动起来，让这个世界在新生儿到来前有所改变。可以想见，这种对抗并不会给她带来什么好处。
如今，在各种惊惶或绝望中犯下的杀婴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恐慌。人们将杀婴的女人看成怪物，不愿追问是何种情境逼她走向了极端，也不愿承认一个女人会不惜任何代价来拒绝做母亲。2018年冬天，在法国纪龙德省（Gironde），37岁的拉莫娜·卡内特（Ramona Canete）因犯下5起杀婴案而接受审判。这些婴儿源自婚内强奸。“我表达了拒绝。整个过程中我都在哭喊。事后我还在哭。”被告人说道。[7]她的丈夫也出庭了，但只是作为普通证人。1974年，在美国，38岁的乔安娜·米哈尔斯基（Joanne Michulski）在自己郊外小屋前的草坪上，用一把屠刀砍下了八个子女中最小的两个的头。她被认定为精神错乱并被拘禁。她的丈夫表示，她之前从未对孩子们使用过暴力，并且看起来很爱他们。他只说道，这几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带着期许出生的。住在旁边房子里的牧师也作证说，打从这一家人搬进这个社区起，那个年轻女人就是一脸“平静的绝望”。艾德里安·里奇分析道：“这个社会并没有承认在父权制度下对母亲身份的成规性暴力，反而谴责女性，逼得她们最后爆发，犯下心理病态的暴行。”[8]2006年，一个法国女权组织收集到了某位似乎年纪稍长的匿名女性的证词。据她所说，她曾两度独自生产并扼死婴儿。她在18岁时就结了婚，21岁时已有了三个孩子。她与孩子们一直被关在家中。“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抽屉：敲一下，就往里塞了个孩子；当抽屉空了，就再塞一个。就这么回事儿。”当她试着逃避性事时，她的丈夫就打她。“我不必有任何欲望。看上去，我似乎拥有想要的一切：每天吃着饱饭，孩子们也去上学了。他不想了解我有没有别的期望。他根本不关心这个。”她尝试用各种方法堕胎，成功了九次。但不是每次都奏效。“这很不人道，但到了那个节骨眼，你就只剩下这一个法子了。”将她的故事广而告之的女权组织意欲打破某种幻觉：大家误以为，既然避孕与堕胎都被许可了，那在法国就不再会有他们所认为的非自愿怀孕。[9]
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只是让日子变得有希望，都得先让生孩子变成随心所欲、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一件事。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坚称在女巫出现的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都表现得很残暴。在他看来，为了让女巫与魔鬼的契约这一传说成立，必须要有“冷酷无情的时代所带来的致命压力”，所以，与下方的黑暗相比，“地狱本身似乎应当是一个庇护所和一个避难所”。在这种情形下，农奴“非常担心孩子多了非但供养不起，还会让他的命运变得更加糟糕”。女性活在怀孕的梦魇中。整个16世纪，“不生育的渴望与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了”。相反的是，“教士、领主们”倒希望自家多添几个农奴。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共同的想象中，巫魔夜会就像是两派势力交锋的道场。它给穷人提供了一种魔幻的救济手段，以对抗富人的生育指令。魔鬼学家确实都认为“从巫魔夜会回来的女人都不会怀孕”：“撒旦会让庄稼发芽，但会让女人不育”，米什莱这样总结道。[10]而在现实世界中，实施节育操作的是那些女性疗愈师，也因此她们遭到了残酷的打压。
“地狱本身似乎应当是一个庇护所”：这个反转并没有发生在米什莱的时代，却出现在了亚历山大·帕帕迪亚曼蒂斯（Alexandre Papadiamantis）的小说《小女孩与死亡》（Les Peties filles et la Mort，1903）里。卡杜拉（Khadoula）是一位希腊的老农妇，作为巫师的女儿，她平时做着助产士与疗愈师的工作，她因社会里女性们的困境而感到痛苦：这些女孩们只是从这一种奴役走向另一种奴役，从服侍她们的父母变成服侍她们的丈夫、子女，而她们要嫁人时，置办她们的嫁妆还可能掏空一家的家底。所以，当卡杜拉参加周边某个小女孩的葬礼时，她不由地感觉如释重负：“晚上，当老卡杜拉来到办葬礼的人家里参加慰灵仪式时——其实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安慰可言，她满脸喜悦，替无辜的新生儿与其父母高声感谢上帝。此刻，悲就是喜，死就是生。一切互相转化，互相循环。”她在心中自问：“我们能为穷人做些什么？我们给他们的最大礼物，就是不得不——原谅我，上帝！——给他们一些绝育的药草，或者是只生男孩子的药草……”当她凝视着刚降生的孙女时，她苦涩地喃喃道：“她来这儿是来受苦的，也让我们受苦。”她一下子失去理智，勒死了婴儿，踏上了逃亡之路。到了小说的结尾，虽然卡杜拉的行为可怕，但帕帕迪亚曼蒂斯还是将他的女主人公护送到了远离男人社会的某个所在，让她重返自然。[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