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夫、坡坡科夫与别人
前文我们提到过的某书中德勒夫医生的诊所开在一条叫作“窥淫癖”(Scoptophilie)的大街上。窥淫癖,又称窥视欲,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其描述为以某人为客体进行检视而产生的愉悦,这种快感一般与操纵感有关。这条街位于(虚拟的)“分拣城”(ville de Tris)。故事开始时,夜幕降临。医生在他的办公室里,那是一间遍布灰尘的小房间。书架上摆放着一些泛黄的玻璃瓶,里面漂浮着“几个浸着福尔马林的子宫和一些女人的乳房”,还有一个女人流产的胎儿。[31]这时,这位妇科医生的女管家已经开始为他准备晚饭了。这一天的倒数第二位女病人刚到,正坐在长沙发上。这是她第一次来这里。她叫夏娃,慕名来咨询“这位享有盛名、当之无愧的专家”。她的病很奇怪:她觉得自己身上附了成百名不同时代的女性的命运与声音。在漫长的会诊中,这名女性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陆续有好几个女性通过她的口说话,有一个《圣经》里的女罪人,一个被关在修道院里的修女,一个被当作女巫烧死的老妇人,一个在林中拾柴火时被强奸的年轻农家女孩,一个被限制行为而被厕所气味熏死的女贵族,一个被自己丈夫监禁的妻子,还有一个在非法堕胎后死掉的妓女。
德勒夫会——多多少少地——听一听,时而厌烦,时而走神,时而嘲讽,时而急躁,时而不安,时而发怒。他自问该怎么处理这个疯女人:把她送去疯人院还是只用药让她倒下?“是的,是的”,当她在大声怒斥时,他就这么低声嘟囔着。他回忆起年少时曾让他害怕或羞辱过他的女人,关于这些女人的记忆在脑海中不断浮现。他坚持自己的科学和数学公式,以抵御女性给他带来的恐惧:“(天堂×修女)禁果×柴堆+-泥地+妓女,我们的得数是……”当女病人的口中出现某个猎巫人时,他一下子专注起来,动情地想到他的恩师坡坡科夫,他就是某个“显赫的猎巫家族”的后裔。他让年轻女人给他详细讲讲这个男人。“这人非常让人讨厌,”夏娃回答道,“他穿着大皮靴,拿着一根又长又硬的手杖,穿着一件巨大的斗篷,像这夜晚一样黑。他年纪跟您差不多,医生,嗯,是的……是的,我跟您说,他身上有些什么让我想到了您,德勒夫医生!”医生先是眼睛一亮,感到荣幸,后来脸色又暗了下来,因为他似乎从病人的声音里辨识出了一丝“轻微的嘲弄”。
在瑞典作家马尔·坎德(1962—2005)的这部小说里,虽说首先针对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学,但更广泛来说,其讽刺的对象是医生与科学家这一群体。医学似乎已成了现代科学向女性宣战的主战场。我们所认识的医学正是建立在对她们的物理清扫之上的:猎巫运动最初瞄准的就是女疗愈师,这是有目共睹的。她们因为更有经验,所以比官方医生更有能力。在官方医生队伍中,有很多人是可悲的狄亚富瓦鲁[32],但他们利用了清除这批“不正当”劲敌的机会,将对方的许多发现占为己有。然而,13世纪时——早在猎巫运动开始之前——随着医学院在欧洲大学的出现,女性被禁止从事医药行业。1322年,定居巴黎的佛罗伦萨贵族女性杰奎琳·菲丽西·德·阿尔马尼亚(Jacqueline Félicie de Almania)被本市医学院的人告到了法庭,因为她非法行医。有6个证人证实她治好了他们,其中有一个还说她“医术和外科技术比巴黎最厉害的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还要好”,但这证词却让她的处境雪上加霜,因为身为女性,她就是被判定为不能行医。[33]有一本叫作《特罗图拉》(Trotula)的文集,收集了许多妇科病症,其得名就来源于一位著名的女性医生萨莱诺的特洛塔[34]。这本文集的命运[35]为我们展示了女性不仅在医学实践上被除名,甚至在医书史上也被抹去了身影。《特罗图拉》汇集于12世纪末,历经各种磨难,最后于1566年辗转到某德国书商的手中。书商将这部分书稿整合到一部更宏大的合集——《妇科书》(Gynaeciorum Libri)中。由于对特洛塔的身份存有疑问,所以书商将这部分书稿安在了某个名为艾洛斯(Eros)的男医生头上。“这样一来,《妇科书》里收集的希腊、拉丁和阿拉伯作者名单就展示出了明显的同质性:一群男性在谈论女性身体,标榜自己掌握了妇科知识的要义。”多米尼克·布朗切这样总结道。[36]在美国,现如今的医生从业者中男性所占的比例比欧洲的更高,但对女性的排挤却比欧洲晚一些,大概在19世纪。来自中产阶级白衣(白种)男性的雷霆一击,引起了女性猛烈的抵抗,特别是在大众健康运动时期[37],但最终还是男性获胜了。[38]
2017年,有一位匿名的法国医院医生在欧洲1号电台(Europe 1)里得意地承认曾把手放在其女同事的屁股上,“只是开玩笑”。如果他的女同事对他这种“让大家放松心情”的心意深有同感,突然伸手摸他身上的家传宝或是在他屁股上拍一下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好笑了。[39]著名的“医科学生精神”或“解压之需”这样的借口,总是被一次次提起,只是为将同事、上级对女性医生的性骚扰合理化[40],并在各种场景下掩盖骚扰带来的敌意。同样被掩盖的还有男性医生根深蒂固的念头:她们不该在这儿,她们是侵入者。这样带着怨恨的回声像是从很久远的地方传来。2018年,图卢兹普尔班医院(l'hospital Purpan)的十几名实习医生——大多数为女性——发起了一项活动,要求撤下实习生食堂墙上的色情壁画。他们的同事中有几位显得有些犹豫,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医科学生艺术”是“医学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1]:无言以对……无独有偶的是,一位外科女医生说在她刚开始职业生涯那会儿,有一天下班时,她的导师对她说,“小鬼,你在这行或许能有出息。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手术室里没哭的小丫头。”[42]
同样地,女病人也尝到了这种身体被轻佻对待的苦头。比如她们在手术室沉睡时,医务人员对其身材品头论足,又比如,某位年轻女子去看妇科医生时所经历的一幕:“上一次,在会诊结束后我想再去找医务秘书预约下一次的时间,却看到他(妇科医生)进了同事的办公室,跟别人描述起我的胸部。我听到他们大笑。秘书麻木地听着,我一下就明白了,这不是第一次,她听到过。之后我再也没去过那儿。”[43]医学界和军队类似,都是弥漫着对女性深深的敌对情绪并崇尚男子气概的专业团体——尤其害怕“娘娘腔”的举动。但在一个实施暴力的机构里见怪不怪的事情,放到一个旨在治愈的专业里,显得尤为骇人。
引人注目的是,今天的医学界仍然集聚了诞生于猎巫时代的科学的各个侧面:进攻型的征服精神,仇恨女性;相信科学是全能的,相信科学的践行者也是全能的;相信肉体与精神是分开的,相信一种冷漠的、不受任何感情影响的理性。一开始,医学就秉承了这股征服与掌控的意志,麦茜特已为我们梳理了这股意志的由来。但有时这股征服欲已到了夸张的程度:2017年12月,一位英国外科医生被告上了法庭,因为他在给两名病人做器官移植手术时,将自己的名字首字母用激光刻到了移植的肝脏上。[44]面对女病患时,这种态度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首先,正如弗洛伦斯·蒙特雷诺(Florence Montreynaud)指出的,“女性器官都是以男性的名字来标记的”,这就像在女性身体的各个部位插上旗子:“直到1997年,连接两个卵巢和子宫的导管一直被叫作法罗皮奥管(trompes de Fallope)——法罗皮奥是16世纪的一位意大利外科医生——最近才有了输卵管(trompes utérines)的叫法。那些位于卵巢里的小囊泡,也就是从青春期开始到绝经期结束的岁月里,每个月都孵熟一颗卵子的小囊泡叫作德格拉夫卵泡(follicules de De Graaf)。这个德格拉夫也是个男医生,是17世纪的荷兰人。分泌外阴与阴道入口液体的腺体被命名为巴多林氏腺,这位巴多林是17世纪丹麦的男医生。另外,在20世纪,阴道里有一块神秘的快感区被命名为G点,这个‘G’来自德国男医生恩斯特·格拉夫伯格(Ernst Grafenberg)的姓氏首字母。想象一下这事儿发生在男人身上:海绵体叫伊米莲·杜邦(Émilienne Dupont),或者输精管叫凯瑟琳·德·肖蒙(Catherine de Chaumont)……”[45]
这样的控制并不只是纸上谈兵。医学界似乎特别热衷于一直监视女性身体,并确保自己能无限制地使用它。就像在孜孜不倦地重复着对自然与女性的驯化过程一样,似乎总是要迫使这个机体处于消极被动,才能保证它/她的顺从。例如,马丁·温克勒就质疑在法艾莲娜·拉埃(Marie-Hélène Lahaye)强调了2016年6月,法国的妇产科医生在反对拓宽自由助产士技能的新闻稿中所使用的激昂标题:他们说自己揭发的是某些不利于对女性进行“医学监督”的措施……玛丽·达利从这种习惯里看到的是让所有女性都保持某种焦虑与担忧的状态——就像让她们对照审美标准而担忧一样——这消耗了她们的部分能量。[46]
很多医生觉得自己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以至于干了不法的事都不自知。2015年,在网络上发现了一条南里昂医学院(médecine de Lyon-Sud)的内部备忘录。内容是邀请妇科专业的学生们实训阴部国被说成“雷打不动的规矩”“神圣的义务”的妇科会诊,在法国,从青春期开始,即便身体非常健康,也要参加每年的妇科检查。这在他看来毫无理由:“这种‘自有性行为开始,之后每年’进行妇科检查、乳房检查及涂片检查‘以预防某些疾病’(言下之意就是可能有罹患宫颈癌、卵巢癌或乳腺癌的风险)的说法,在医学上是没有根据的。更不用说30岁以下的女性得这些癌症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并且,即使得了也不可能在一次‘泛泛’的会诊中就检测出来。然后,又过了一年,病人恢复健康了,医生连检查也不做就又写了(避孕的)处方。为什么?很简单:如果这个女人没事了,给她检查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了。那么,坦率地说,干嘛还要烦她呢?”对啊,为什么呢?有时,这种规矩还会被暗箱操作:温克勒提到了一个案例,是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被她们的医生,同时也是她们的镇长要求每季度做一次乳房检查和一次妇科检查。[47]这位镇长的动机或许是出于深层的意识形态考量吧。博主兼作家玛丽-触诊,操作对象是在手术室里沉睡的女病人。玛丽-艾莲娜·拉埃说,在社交网络上,许多医生与医学生看到别人提醒他们说,每个医疗行为都需要经过女病患或男病患的同意,将手指插入阴道视同强奸时,他们都感觉受到了冒犯。有些还反驳说这里头“没有什么性的意味”,他们更“没有感觉到任何愉悦”,说这是强奸有点儿言过其实了。还有些厚颜无耻地辩解道,如果照程序走、征求女病患同意的话,她们很可能会拒绝……玛丽-艾莲娜一再看到、听到有人说阴道触诊与直肠触诊只是平平无奇、毫无一丝性意味的医疗行为。她索性在推特上建议道,既然这样,医学生们大可在彼此之间开展这项实训:“我表示这并未激起我的一丝快意。”[48]
还有一个很成问题的陈规旧例:当一位女性临产时,一大帮医务人员陆陆续续进来,将两根手指插入产妇的阴道,查看宫颈的扩张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既不征求产妇同意,也不提前知会她,有时动作还有点儿粗暴。拉埃让大家想象下用类似的方式对待身体的其他部位:你去看牙医时,过一阵子就有一拨陌生人走进来把手指伸进你嘴里;或者你去找专科大夫作直肠检查,这时10来个人轮番把手指插进你的肛门……她总结道:“这样的操作在几乎所有医科门类里都是不可想象的,除了产科。因为这一科只针对女性。”[49]这里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道出了一种成见,即女人的身体属于任何人,就是不属于她自己。这种成见以不同程度藏匿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也解释了为何女人不该为了被摸屁股而大动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