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理智不在人们以为的那一边时
在所有的医科分支中，最明显的就是，产科使针对女性的战争和现代科学的偏见得以延续。卡洛琳·麦茜特在书中写道：“女巫与其同侪——助产士，都曾站在风暴中心。这场风暴是关于物质与自然的掌控的，这也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各领域建立新关系所必需的。”[81]有两件医疗器械将助产士逐出了这一领域，并且为“正规”医生，也就是说男医生们，打开了新市场：一个是窥镜，另一个是产钳。前者是19世纪40年代由一位阿拉巴马（l'Alabama）的医生詹姆士·马里恩·西姆斯[82]发明的。这位医生一直致力于在奴隶身上做实验。他曾让一位叫阿纳沙（Anarcha）的女奴做了30多场无麻手术。“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都嵌入了器具里。下次当您把脚踝放在产科用托架上时，请想想这句话。”说这话的是加拿大记者萨拉·巴尔马克（Sarah Barmak）。她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当今女性是如何为自己的性别正名的。[83]而产钳出现的时间要更早些，它是由16世纪一位移居到英国的胡格诺派信徒彼得·肖博伦（Peter Chamberlen）发明的。在17世纪时，也就是在1670年，他的侄子休（Hugh）想在巴黎的主恩医院（Hôtel-Dieu）给弗朗索瓦·莫理斯（François Mauriceau）展示如何使用产钳时，在操作上出了大问题：最终导致产妇和婴儿都死了。在英国，这件器械被列为外科器械，而外科手术是禁止女性参与的……当时的女助产士们纷纷指责医生的这种操作是危险的，但都无济于事。[84]她们在1634年所写的反对彼得·肖博伦三世的请愿书如同泥牛入海。一场来势汹汹的诽谤袭来，诬告她们不称职且蒙昧。直到17世纪末，生产仍由男性医生主导。[85]1760年，在法国主恩医院工作的英国助产士伊丽莎白·尼赫尔（Elizabeth Nihell）公开表示从未见过生孩子需要借助器械的。在她所著的《论助产术的技艺》（Traité sur l'art de l'obstétrique）中，她指责外科医生用产钳只是为了个人方便，想缩短工作时间。[86]
讽刺的是，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们正是谴责女助产士们操作不干净才把她们赶出了这一领域的。然而，在17—19世纪，许多平民阶层的女性在第一次生产时因产褥热而死伤惨重。比如，1866年2月，在巴黎妇产医院生产的女性死了1／4。美国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说在1840年左右的维也纳，人们曾将去世的女性以两人装一个棺材里的方式来掩盖骇人的死亡数据。[87]1797年，英国知识分子与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生下第二个女儿（未来的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的作者）后，也因产褥热而去世。[88]19世纪中期，当时在维也纳一家医院工作的医生伊格纳兹·菲利普·塞麦尔维斯[89]了解了这一“流行病”的起源：因为医生们在解剖尸体后，直接就去接生了，没有洗手……当他强制所有同事进产房前先洗手之后，死亡率骤降。他满怀愧疚：“只有上帝知道，因为我，有多少病人提早进了坟墓。”但他的发现却让同行群情激愤，因为他们一想到自己的手竟是死亡的载体就无法接受。随后的几年中，塞麦尔维斯眼见一扇扇大门对自己关闭。失落的他最终死在了维也纳的一所精神病院中。1795年，一位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戈登（Alexander Gordon）曾提出与他类似的假设，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霍姆斯也曾提出相同的结论，并遭到了相同的攻击：他被称为不负责任且爱出风头的野心家[90]……标准洗手步骤是在塞麦尔维斯死后20年才确立的。
玛丽-艾莲娜·拉埃在她的书《分娩：女人值得被更好地对待》中，不止揭露了产科的暴力行为（且不论某些医生、助产士与护士或多或少的个人善意行为），还详细地描述了我们大多数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和（或）生孩子的方式有多么反常与充满争议。她带我们完整地回顾了我们设计与规划的生孩子方式，我们对此再熟悉不过了，甚至从未想过要以别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在这许多争议中，首先说分娩姿势吧。标准的仰卧姿势其实是最不利于产妇与胎儿的，因为这样就失去了重力的协助。乌拉圭医生罗伯托·卡德罗-巴西亚（Roberto Caldeyro-Barcia）甚至说“除了吊起双脚以外”，这是最糟的姿势了。[91]这种分娩姿势归根结底只安排好一个主角：位于产妇两腿之间的医生，抢尽了风头。这就和性行为中的传教士体位一样，既被认为是唯一“合适的”姿势，也表现为“男人积极勤勉，女人消极被动地如海星般躺着”。[92]事实上，是路易十四在1663年他的情妇露易丝·德·拉·瓦利埃尔（Louise de la Vallière）分娩之际，要求医生让她仰卧，“以便他能躲在帷幔之后观看这场分娩”。又是该死的偷窥欲……五年后，国王的医生莫理斯——就是看着休·肖博伦展示产钳使用失败的那位——在他影响深远的分娩论著里开始鼓吹这种分娩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