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病人当人看

还是不禁想象，如果当时那场反对女疗愈师，甚至是所有女人以及与她们相关的所有价值观的行动没有发生，今天的西方医学将会是怎样？像动物一样被驱逐出医学行业的女人们，最开始的回归也只是准许她们作为护士进入业内。芭芭拉·艾伦赖希与迪尔德丽·英格利希注意到，护士是理想女性的化身——温柔、母性、奉献；而男医生呢，则是理性男性的化身，头顶科学的光环——恋爱小说家们可都是这么写的。医生负责开药方，出治疗方案；护士呢，则是伴随医生左右，负责各种日常看护。医生才不会“把才华和花了高昂学费在大学培训中学到的技能都耗费在照顾病人的乏味细节里呢”。^[74]关于在教育法国医生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任务分配，温克勒是这样描述的：培养医生，最要紧的是让他们学会“确保医生权威凌驾于其他公民之上的姿态”，而不是教给他们“用来缓解病人痛苦的实践。照料这种事归护士管，归助产士管，归理疗师管，归心理学家管。医生的事儿，就是从内而外散发着知识和权威的味道”。^[75]

然而，艾伦赖希与英格利希指出：“治疗，完整的意思应该是，既提供药方也提供照料，既当医生又当护士。旧时那些女疗愈师就结合了这两项职能，同时也因这两样都干得好而受大家的尊重。”^[76]在玛丽斯·孔戴的小说里，女主角蒂图芭在经历了塞勒姆的黑暗的几年之后，回到巴巴多斯岛又做回了疗愈师：有一天，别人送来了一个叛逆的年轻奴隶，他的主人抽了他250鞭，快把他打死了。“我让伊菲杰纳（这是他的名字）躺在我卧室一角的草褥子上，这样我就不会错过他的任何一声叹息了。”她说道。^[77]对病人的了解以及对他持续不断的关注也是治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了解和关注要求将病患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具被动的、没有生气的、可替换的肉体。后一种治疗手段将肉体与灵魂或精神分隔开，助长了虐待或非人对待病人的气焰。正是这种医疗方法，再加上上述的专横心志，解释了为何医者可以随意处置病人——就像简单的机械动作一般——或者就像眼前没这个人似地讨论病人。

把病人视为平等的对象，把他当成一个整体而非一个身体部位，意味着不仅不能将其身体独立于其精神之外，并且要用更多的善意去考虑病人的身体，而不是抱着纯理性的大科学家的姿态。身体，根据我们亲眼见证其诞生的新范式来看，就像一个恼人的存在，有点儿羞耻地提醒着我们人本身具有的动物性。西尔维娅·费德里希认为，猎巫时代对粪便的执念，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需要将身体视同机器般管理，将一切可能妨碍其活动的因素都清除出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们认为粪便象征着体内贮存的“不良因素”：对于清教徒而言，这些不良因素“是腐蚀人性的明显标志，是某种应被打倒、降服、祛除的原罪。因此就会把泻药、催吐剂和灌肠药施于孩童和中邪者身上，以驱逐他们身上的邪气”。^[78]而儒勒·米什莱认为从另一方面而言，是女巫引发了对“胃和消化器官的重新定位”。“她们竟然大胆地声称：‘没有什么污秽和不洁的。’（……）除了道德上的邪恶，没有什么是污秽的。自然界中，万物都很纯洁：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不去认真思考，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被一种虚张声势的唯灵论所禁止，更不用说被一种愚蠢的厌恶之情所遏制了。”在他看来，这种态度正好与中世纪的思想背道而驰。中世纪奉行万物有高低贵贱之别，认为精神高贵而肉体低贱，天堂高贵而地狱低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天堂高高在上。’可实际上，天堂既无所谓高，也无所谓低，高低都是一样。地狱又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他们对待整个世界和对较小的人类世界时，也持同样愚蠢的观点。世界就是一个整体；其中的万事万物，都与其他事物紧密相连。如果说肚子是大脑的仆人，为大脑提供养分，那么大脑对肚子也有同样的作用，永远都发挥着协助作用，为肚子准备好用于消化的糖。”^[79]

医者接受自己将病患视为人，视为平等的对象，同时也是让自己暴露在感同身受的环境中，也就是说，去体验恐惧、体验情绪。然而，按照冷血又疏离的科学界人士的传统，有抱负的医学生们也被教导要否认自己的情感。“这就好像，当他们在医院实习时，他们被期望不要太投入，在情感上，尽可能地离病患远远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温克勒指出。在学习中，他们经常要给自己“情感脱敏”，比如防御性地封闭自我。这是因为他们面对着亲眼见证的痛苦，会感到有压力、无力、无助。因为灌输给他们的优越感就是教他们要看起来强大，因此要保持冷漠。有些病人甚至学会了从这种冰冷的姿态中获得安心感，或者是认为尽管如此，还有可能是个好医生。关于这个念头，温克勒清楚地说道：“根本没有‘冷漠、疏离但又称职的’医生。”^[80]

医生可以表露情绪这样的念头会吓坏医生自己，也会吓到某些病人，似乎医生展露自己的人性，表现出自己的脆弱，自己的专业性就会消失，就会显得无能。这也点明了在我们心中对医生专业性的认识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人们仿佛看见情绪的洪流横扫一片，把他们冲得支离破碎，没法工作。我想起了曾为我的亲人治疗癌症的一位肿瘤科医生。在最后几次问诊时，当明白自己没法再让病人多活一些时日后，他一度眼含热泪。后来听到别人同我讲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悲伤中得到了支撑。这些热泪证明，当时看在他眼里的是一个活人，不是一个病例；陪伴了几年的人将不久于人世，这样的反应不是再自然不过了吗？对于同类的同理之心并不会减弱他身上的好医生光环，反而增辉不少。另一方面，如果面对痛苦无动于衷，这又传递出什么讯息呢？难道精神病患者才是秘而不宣的好医生典范吗？克制自己的情绪真的能让医生不被情绪裹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