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个世界翻转过来——向自然宣战，向女性宣战
在很多方面，我都挺笨的。
在很多场合里，只要是有人提了个蠢问题，或是答话完全和问题不相关，又或是做出了可笑的评论，那人一准是我。有时候，我会捕捉别人的怀疑目光，猜测对面的人正在脑中想什么：“但是，听说她还写了几本书……”或“天哪，《世界外交论衡》（Monde diplomatique）真是什么人都敢往里招啊……”这种羞耻感就像是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摔个狗吃屎一样（再说，这也是我能干出来的事）。我笨拙的这一面总是不受控地跑出来，这让我更加懊恼。一般来说，我话刚出口，就已感觉到对方的惊愕了，但为时已晚。此势难挡，经过45年的角力，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得学会和它和谐共处，但这并不容易。
一方面，这股傻气可能源于个性。一点儿也不务实，没经历过什么剧变。注意力飘忽，常神游太虚，当我忘戴眼镜时更是如此。眼前的迷雾加剧了我思维的迷雾。害羞导致我很容易惊惶，进而失措。这是使我能在事后更好地抓住与分析情况要素，而非当下就反应过来的性格，说得简单点儿：我是慢性子，但我认为在我的笨拙中也有一种强烈的性别面向。我冲动、情绪化，有时还天真。我就是个活生生的性别歧视的底片，一个名副其实的冒失鬼、不理性的婆娘。在据说是女性不擅长的方面，我都很不擅长。上高中时，我差点儿因为理科而留级。我毫无方向感。如果我拿了驾照（感谢老天爷，我没那玩意儿），那修车的会把我当成摇钱树，趁机向我兜售各种稀奇的维修套餐。在我的职场生涯中，我和经济部、地理政治部的同事们互相看不上——这两个部门都是以男性为主的，离权力杠杆更近。
后来，我才明白，智力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常量，它可能根据我们所处的场合以及我们所面对的人而产生惊人的波动。不同的情势和对话者能激发或引出我们身上不同的内容，能促进或麻痹我们的智力。社会给女人和男人分配的擅长领域极不相同，被赋予的价值也差异极大，以至于女人比男人更常觉得自己又犯傻了。她们常出错的领域是盛名之下的领域，是被认为真正要紧的领域。而她们游刃有余的领域却被忽略、轻视或索性被无视。因此她们也就不那么相信自己。“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就这么自我催眠着，然后这个预言就成真了。有时，我说傻话是因为无知，但有时是因为我的大脑冻住了，因为我的思绪顿时如惊弓之鸟四散开来，我也无计可施。我困在了一个恶性循环里：当我感受到对话者的屈就或轻蔑时，我就会说更多的傻话，以此证实别人和我对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对话者可能是一名记者同事，也可能是洗衣机的修理工。上次那个修理工上门，开口就问关于设备操作的问题，但还没等我张嘴，他又急吼吼、不耐烦地问了一遍相同的问题，好像他非常清楚眼前这个人不太聪明（虽然我都准备好难得条理清晰地回答他这个问题了）。性别歧视出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用一种可怕的典型效应持续地提醒女性，她们根子里就很弱。而且我还要为我的晚年时光做好准备，因为很显然，这世上唯一比女人还笨的就是老女人。塞西亚·里奇曾说过，当她和芭芭拉·麦克唐纳去电脑店买东西时，芭芭拉问了店员一个问题，而店员回答的时候就一直盯着她看（里奇当时40多岁，芭芭拉60多岁）。[1]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或宗教领域的男性、医生、政客、哲学家、作家、艺术家、革命者、街头艺人们，一直用各种方式强调女人的先天愚笨和无法弥补的智力缺陷，必要的时候还会用疯狂的胡言乱语来说她们在生理上存在缺陷，从而证实他们自己的正确性。在这样持续的压制之下，我们难免会觉得自己确实有所不足。美国作家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有一段话曾总结过对女性有过的某些言论，至今读来仍触目惊心：
很明显，女人的大脑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她们大脑的神经纤维太纤弱了。因为她们有经期，所以大脑的供血量不足。
前面已经说过，所有抽象的知识、枯燥的知识，都应交给稳重又勤勉的男人来对付。“因此，在此补充一句，女人永远也学不会几何。”
还有个争议，就是不知道是否有必要教她们学代数。
对于有望远镜的女人，其建议就是把望远镜扔了，让她“别想弄明白月亮上是怎么回事”。[2]
说男人“稳重又勤勉”，禁止女人学几何的那人是伊曼努尔·康德（Emmanuel Kant）。关于望远镜的那段取材自莫里哀的《女学究》（Les Femmes Savantes，1672）中克里扎尔（Chrysale）对菲拉曼特（Philaminte）说的一段长篇大论：“您最好烧了这没用的玩意儿，把科学留给城里的医生；行行好，给我从阁楼摘了这个吓人的长镜筒，还有那几百件看着就糟心的破烂儿：别去张望月亮上的人干什么了，您以为跟您在家一样呢。”这两处引用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后者讲话的是戏剧角色，这里无疑是在重复莫里哀的厌女情绪。然而，有些刻板印象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当我在看这些新闻资料时，看到一则网购广告，上面画了个女人的大脑切面，写着如下想法：“天体（astronomie），不感兴趣。但我邻居的人体（anatomie），嗯……”是个卖望远镜的广告，售价49．99欧元。[3]
这些预设的偏见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仍然任由过分自负的男人们“解释人生”，这里借用了丽贝卡·索尼特某篇著名文章的标题[4]。这篇文章写于2008年，前一天晚上她刚去参加了一场社交晚宴。当时，某人和她在聊某主题时，提到最近出版的某本书写的就是这一主题，还说他看到了《纽约时报》上的摘要，但他浑然不知这本书的作者就在他眼前……他当时侃侃而谈，以至于某一瞬间丽贝卡差点儿以为自己错过了某本同一主题的重要著作的出版。“这种综合征，”她评价道，“是每个女人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的战争，这场战争也在她们内心日日演练，里面充斥的硝烟是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念头，是保持缄默的邀请。虽然我作为一名作家有着不错的职业生涯（有丰富的研究与充分的实践），但我也不能完全摆脱这场战争。毕竟有这么一刻，我就让煞有介事先生和他的自信粉碎了摇摇欲坠的信念。”第二天，她一起床，一口气就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了。该文一发表，就如野火般蔓延开来：“它引发了共鸣。挑动了你的神经。”在无数的读者反馈中，有一则消息来自生活在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的某位上了年纪的男性。他说，“他从未对女人做出不公之事，不管是个人生活中还是在职场”，还指责她“没多接触些正常男性”，“在说话前先好好了解一下”。“最后他给了我一些人生应该怎么过的建议，并详述了我的‘自卑感’。”
你最终还是接受了投向自己的目光，接受了自己的无用，接受了自己的无能。有时在大街上遇到和善又单纯的游客向我询问时，我都跟他们说，最好还是问别人吧。但当他们走远时，我才意识到我是能给他们好好指路的。“方向感”“经济”：当这类字眼闪进我脑海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恐慌，就像当初听到“数学”一样。几年前，普罗旺斯大学曾让两组小学生凭记忆复制一幅相当复杂的几何图形。对其中一组说的是做一份“几何”练习，对另一组则说是做一套“画画”练习。在第一组中，女孩做得没男孩好。在第二组中，女孩们摆脱了数学的可怕阴影，因此也就没有预设自己的失败。她们做得比男孩要好。[5]在高中快结束时，我自己也曾有过一次机会跨越之前认为无法突破的障碍。我迎来了一位对自己所教学科无比热情的女教师，她既耐心又和善，一点儿也不像之前那些自命不凡的牛仔男们。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她，两年下来，我简直成了数学好手，在中学会考（Maturité，相当于bac[6]的瑞士文凭考试）中考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数学口试中，我顺利地写出演算公式后，还漂亮地回答了一个有点儿棘手的问题，她兴奋地喊道：“好样的！”那是25年前的事了，但我从未忘记过那个激动的“好样的”，对于当时站在写满数字的黑板前的我是那么如梦似幻。我的愚笨并不是命定的：我兴奋到晕眩。［2014年，来自伊朗的玛丽安·米尔札哈尼（Maryam Mirzakhani）成了第一位获得菲尔兹奖（la médaille Fields）——相当于数学界诺贝尔奖——的女性。三年后，40岁的她死于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