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之言不足信
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应指明，这并不是要否认许多医护人员做出的巨大奉献，他们的工作环境经常是充满考验的。和很多病人及病人亲属一样，我受了他们很大的恩惠，所以我担心让他们误会我不知感恩或言辞不公。在为守卫自己的职业信念而斗争时，他们遇到的困难不只是预算削减与盈利逻辑：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都是在抗击着某种结构性逻辑，这种逻辑是从这个职业的开创方式继承而来的。他们中有一些人完全吸纳这种逻辑，从而变得倨傲、粗鲁、厌恶女性。玛丽·达利甚至认为，妇科学是魔鬼学以其他方式展开的延续：医生就和女巫猎人一样，可以推说自己只是试图将女性从邪恶中拯救出来，因为孱弱的本质，她们更常暴露在邪恶中；这种邪恶以前叫魔鬼，现在叫疾病。[50]事实上，很难否认医学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女性施行了不人道的暴行，此处就不再一一追溯了。只说几个例子：19世纪70年代，那阵子曾大规模地对女性做摘除健康卵巢的手术，只为纠正被判定为过度的性欲或修正“不规矩的行为”（一般在夫妻之间）。还有摘除阴蒂，最后一条登记在案的阴蒂摘除手术是在1948年，对象是一名5岁女童，手术原因是“治愈”她自慰的“毛病”。[51]还有脑叶切除术，这种手术能“还给家人一个不闹腾的人，一只真正的温顺小动物”，做这一手术的病人绝大多数为女性。[52]
现在，医疗行为中除了虐待与暴力行为[53]，还多了一份轻忽与随意。这都是因为利益的驱使以及制药实验室的冒失，有些结果已构成犯罪。近几年来涌现了大量的医疗器材丑闻，其中一些病患要么送命，要么生不如死：比如，法国的乳房假体PIP，有数万产品流通到全世界，而产品中的硅胶会泄漏到体内；节育器Essure（来自拜耳实验室），其产品的金属部分会导致一些女性无法进行房事；三代与四代避孕药，服用这些产品后，罹患血栓、肺血管梗塞与脑溢血的风险明显升高[54]；盆底重建术Prolift（来自强生实验室），本是为了治疗盆腔脏器脱垂，结果到头来却是真正的刑具，以至于有位深受其害的病人说道：“我没有勇气自杀，但我真的希望一睡不醒。”[55]我们还可以加上法国药厂施维雅（Servier）的糖尿病药物美蒂拓（Mediator），它已致1 500—2 000人死亡，由于这种药是作为食欲抑制剂开的，因此受害者大多为女性；还有优甲乐（Levothyrox，正式名称为左甲状腺素钠片）：2017年春，德国默克（Merck）实验室修改了该药物的配方，缓解了甲状腺衰退的症状，在法国已有三百万人服用过这种药物，其中80%为女性；然而，新配方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极其痛苦且有致残风险的副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出现了乙底酚（Distilbène）丑闻。这款被认为可预防流产的药物却导致服药女性的女儿们出现不孕、高危妊娠、流产、胎畸形、癌症等问题。美国在1971年禁止使用这种处方药，法国是在1977年禁止的，但该药被UCB医药公司推广过，有20万名女性服用了这种药。其影响将波及三代人。男孩也不能幸免。2011年，一位身体80%伤残的年轻男子在法庭上获得了赔偿金：他的外婆于1958年服用过乙底酚，导致其女儿子宫畸形，而这个女儿于1989年生下了一个超早产儿。[56]无独有偶，在1956—1961年间推广的沙利度胺（Thalidomide），本是为了缓和孕妇的孕吐症状，却可能是导致全球数万婴儿畸形的罪魁祸首。2012年，帝亚吉欧集团（groupe Diageo）向一位出生时就无臂无腿的澳大利亚女子赔付了几百万美金。[57]
人们也开始审视关于女性的偏见在何种程度上妨碍了对女性的医疗护理。“就说同样的症状吧，一位女病患说自己胸部有压迫感，医生会给她开一些镇静剂；而一位男病患说自己胸闷就会被叫去看心脏科。”神经生物学家卡特琳娜·维达尔（Catherine Vidal）举例解释道。[58]另外，许多女性在未查出有子宫内膜异位之前，每次月事都饱受折磨。这种疾病影响着十分之一的育龄女性，但才刚刚被人们所正视。在法国，它成了2016年全民动员运动的主题。[59]这样的机能障碍只会招来一句“这只是您想出来的”——这就是德勒夫医生念叨的“是的，是的……”；女人没法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不能确认自己的话被严肃对待。我们在优甲乐事件中再次印证了这件事。女病患总是被怀疑胡说瞎编，夸大其词，被认定为愚昧、情绪化、不理智。（我还需要澄清，在面对一位不怎么友善的医生时，我并不会像平时那么废话连篇吗？）马丁·温克勒指出：“有些研究让大家关注到医生无意识的性别歧视，他们更常打断女病患的话。”[60]长期以来，医学界都将女性当成天生孱弱、多病、先天不足——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中，人们将她们当作一群有慢性病的患者，老是叮嘱她们卧床休息，甚至把她们逼疯——但近期似乎改变了看法。现在，医学界怀疑她们所有的病痛都是“身心层面的”，即其精神状态影响到身体状态。一言以蔽之，她们从之前人们认为的“身体有病”变成了现在的“脑子有病”。[61]一位美国女记者认为，当今健康产业——比如瑜伽、排毒、瘦身奶昔与针灸疗法——在富裕女性中的大获成功，虽然常遭人调侃，但这也说明了女性在主流医疗系统中体验到的是怎样不合格且非人性化的服务。她指出：“这个产业会专门打造宾至如归的氛围，用柔和的灯光环境让人感觉被宠爱和轻松。而且在这里，参照的基准就是女性身体。”[62]“不管您怎么想排毒和那群提供排毒服务的人，”一位业内人士说道，“他们就是群为您着想的人，他们知道幸福与健康是多么脆弱，他们衷心希望您人生圆满。”[63]
2018年年初，美剧《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形象地展示了传统医疗系统对女性有多不友好。该剧的女主角之一米兰达·贝利（Miranda Bailey）确信自己有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于是去了最近的医院的急诊室。[64]接待她的医生一脸怀疑，还拒绝了她所要求的更深入的检查。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场对峙——一方是黑人女性，自己就是医生；另一方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白人同侪，高高在上，傲慢自大。当贝利不得不承认自己还受强迫症困扰时，就更没有人相信她所说的话了：人们给她找了个精神科医生。当然，故事到了最后证明贝利是对的，而观众——尤其是女观众——欣赏到了那位傲慢的天之骄子的崩溃。这一集剧情的灵感来源于《实习医生格蕾》众编剧中一位女士的亲身经历。她有次被一位医生当成“神经兮兮的犹太女人”对待。[65]当这集播出的时候，正好呼应了网球运动员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自述的经历：在2017年7月生产后，她开始出现一些肺栓塞的初期症状，但没人相信她的话，她差点儿因此丧命。她的经历也突出了一个事实：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孕期死亡率是最高的，如果放到黑人女性上这比例还要再高一些：“因妊娠并发症致死的黑人母亲要比非西班牙籍的白人母亲高两到三倍，由黑人生下的婴儿死亡率也要高一倍。”[66]这是因为她们的生活条件要更恶劣些，也就意味着没有那么好的医疗随访，她们承受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同时还因为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更严重的种族歧视。即便这位黑人女性有钱又有名，并且作为顶级运动员，对自己的身体有更全面的认识，这仍旧是个问题。有两个惨烈的事例说明了在法国，这种蔑视造成的致命伤害：2017年12月，住在斯特拉斯堡的刚果裔年轻女性娜奥米·穆森加（Naomi Musenga）在打电话求助时，受到急救中心女接线员的嘲笑，不治身亡；2007年，在佩皮尼昂（Perpignan），一位被班上同学取笑为“小棕人”的塔希提裔小女孩诺埃拉尼（Noélanie），差点儿被同学勒死；医生却拒绝救治她，说她“是装的”。[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