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接受的生育言论
但许多人并不接受这样的做法。在某本书中，演员玛莎·梅丽尔（Macha Méril）认为“不生孩子的女人就是一群错误的人”，是“自己的寡妇”，她觉得该好好用以下措辞教育一下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鬼魂：“天才的西蒙娜啊，您这可是铸下大错了。您本该爱孩子的，但您选了那个天杀的萨特，害您走了弯路。您和那个美国情人［作家尼尔森·艾格林（Nelson Algren）］在一起的时候，不就差点儿让您的女性肉体满足于当母亲了吗？当了母亲，您也不会变笨，您的脑子也不会转得更慢。”（转述这段话的露西·朱贝尔评论道：“脑子嘛，倒是不会转得更慢，但笔头吧，就说不准了，谁知道呢？”[70]）1987年，Elle杂志的记者米歇尔·菲图西对科琳娜·迈尔的书中所写的内容感到气愤，于是发表了《女超人受够了》（Le Ras-le-bol des superwomen），写了一堆要协调家庭与工作之间平衡的困难，还有女性解放的艰难现状。但显然有些人不可能允许自己为了给生活减点儿负担就删掉公式中的其中一项，或者，起码不是那一项。
当不再质疑那些自主不生孩子的女性的人品时，人们开始从她们身上寻找某些替代性的母性表现：女老师就是自己学生的母亲，书籍就是女作家的孩子等。劳利·丽斯在一篇反思如何解决没有孩子的污名的文章中，列举了一长串象征性做母亲的例子。这显然符合某种体面的个人需求。但按照网上评论的说法，这种类比惹恼了不少并非从事以上职业的女读者们。[71]“我就想翘了做母亲这门课。”克洛蒂尔德代表自己说道。她就是自主不生孩子的一员，而且她还是护士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不错。[72]
对大众而言，除了做母亲之外的任何自我实现不仅都是一种替代，而且是一种权宜之计。在讲述加布里埃·香奈儿[73]早年生活的电影《时尚先锋香奈儿》（Coco Avant Chanel）里，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例子。年轻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但这个男人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镜头里的她满脸泪水，但到了下一个镜头，她迎来了第一场职业上的成功。在时装秀之后，来宾鼓掌，为她欢呼。而她坐在角落里，目光空洞而忧郁。结尾处的字幕告诉我们，她之后大获成功，但终身未嫁，也没有孩子。由此，人们可能会以为她在爱人逝去之后悲痛不已，活得就和修女一样，一心扑在事业上。然而，事实正好相反，香奈儿的一生精彩又跌宕起伏：她有过好几段情史，至少也是爱过好几个吧。事业成功也许是对她个人不幸的补偿——这种说法总有点儿操纵人心的意味，更有可能是灵活使用的陈词滥调。早在她的情人意外身亡之前，她就在搞事业了，但出于某种原因秘而不宣罢了。而这份工作显然也为她带来了无限的满足。
每当看到有人犹豫时，伊丽莎白·吉尔伯就鼓励他们来问自己为何不做母亲，因为她觉得有必要谈谈这件事。而丽贝卡·索尼特正好相反。她抱怨老被问同样的问题：“我写作的目的就是寻找各种方式来表达那些难以捉摸又被忽略的东西，描述各种细微的差异，既颂扬集体的生活也赞美个人的生活，用约翰·伯格[74]的话说，寻找‘讲述的另一种方式’。这就解释了我为什么对没完没了地用同样的方式讲事情感到无力与沮丧。”[75]她自己关于母性话题的文章来自某次她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讲话。当时让她大为吃惊的是，现场话锋一转，竟然讨论起《达洛维夫人》或《到灯塔去》的作者没生孩子的事。在大西洋的这一头，2016年的玛丽·达里厄赛克（Marie Darrieussecq）也曾有过同样的惊诧。当时她受邀在《法国文化》（France Culture）这一节目上谈自己的新译作《一间自己的房间》[76]，主持人也直接向她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一开始，她还耐心回复说，伍尔夫的痛苦是深沉的，但谁也说不准没有孩子是不是其中一个因素。但之后，主持人还是不依不饶地追问，她终于爆发了：“这让我很困扰！抱歉，我努力维持礼貌，但这真的让我恼火！会有人拿这些问题去问一个没有孩子的单身男作家吗？太可笑了！我觉得这么问，是只把她看成了一个女性的肉身，但这并不是她在其文章里做的事啊。”[77]这足以证明帕姆·格罗斯曼的观点是正确的，她在给《文学女巫》——伍尔夫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的庆典所作的前言中写道：“人们仍旧认为创造孩子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女性是危险的。”[78]更需要知道的是：即便你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也逃不了要做母亲的烦扰。那些不打算复制自己的女读者，或者是忽视了生孩子这事的女读者，收到警告了吧：没必要埋头写什么旷世巨作来转移大家对你这重大过失的注意力，错过这件事，你铁定会很惨，你还不知道吧。如果你想写东西，就为了其他理由写吧，比如说为了开心；不然的话，就用你那可耻的无聊空闲去树下读点儿小说，落得自在，或者做些你想做的其他事情。
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运动导致的精神创伤也催生了许多荒诞的故事。比如，那时候并没有在公开场合烧毁任何一件胸罩。然而，所有人都坚信——苏珊·法吕迪也是那么写的——“女权主义将所有内衣都放上了火刑架”[79]。有时人们还会指责那时候的女权主义蔑视母性或是让那些向往做母亲的女人自惭形秽。这或许只是某些个人行为——当然这很令人遗憾——当时产生的女权理论里并没有这样的言论。在美国，研究者安·斯尼托在那段时期的女权文本中没有找到任何所谓的“憎恶母性”的痕迹。[80]至于1972年由艾伦·佩克（Ellen Peck）创立的昙花一现的“全国非父母者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Non-parents，简称NON），和女权运动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实际上，不生孩子这件事极少，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没被拿来辩护过。只有一次众所周知的例外：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由一群非裔美国女性签署的《避孕宣言》（Déclaration sur la contraception）。有些黑人男性认为避孕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大屠杀。针对这个观点，这些黑人女性回应道，正好相反，这是“某种用来反对针对黑人女性与黑人儿童的种族大屠杀的自由”，因为没有孩子的黑人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利。[81]在法国，示威女性高呼道：“等我想要生再生孩子！当我想要生再生孩子！”“这里的‘等我想要’的激进意味被‘当我想要’冲淡了，”克里斯汀·戴尔菲（Christine Delphy）分析道，“运动总是把重点放在何时生和生多少上，却从未说过生与彻底不生。显然，女权运动从不敢表达这样一个理念：女人也许完全不想生孩子。”[82]夏洛特·德贝斯特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思潮有反思性、社会性，还带有心理分析的色彩。它以某种方式发出了一个惊人的训诫：‘可以做你想的事情，但必须得生孩子。’”特别是女性，她们面临着某种矛盾的“爱生不生，但你想生”的生育欲悖论。她们对此又格外敏感，以至于那些自主不生孩子的女性——按照这位社会学家采访过的某位女性的说法——更倾向于“既不做她们自己想做的，也不做别人想让她们做的事”。[83]珍妮·萨菲尔说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渴望孩子，她只是“想‘渴望孩子’”。[84]因此，我们自以为自己拥有“选择的自由”，实则这份自由是十分模糊的。
这样的文化氛围使那些不生孩子的女性自感孤立无援。“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你能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不想要生孩子的念头。”夏洛特·德贝斯特采访过的一位女性这么对她说道。[85]这种脆弱的心安理得——甚至有时并不存在——让那些不生孩子的女性在生活出现变故时，总不禁自问：是因为没有孩子吗？我想起每当自己撞到家具，磕碰到脚趾头（我只是夸张）时，总是有一个念头闪过：报应来了。有意或无意地，我总是在等待“报应”，付出所谓的代价，我才能过我想要的人生。相反，如果是一位母亲，不管她陷入什么样的困境，都很少会扪心自问，是不是她决定要孩子才让事情有所不同。尚塔尔·托马斯曾讲过这样一件轶事：“有个女人来找我，告诉我她那吝啬的儿媳是如何用诡计把她从自己在布列塔尼的家里赶了出来。她见我无动于衷，便把矛头指向我说：‘那您呢，您对孩子满意吗？和他们相处得好不好？’‘我没有孩子。’（沉默，对视良久）‘那一定很可怕。’她说着，然后就转身走了。”[86]
我15岁时——那时我已确定自己不想做母亲——被伍迪·艾伦[87]的电影《另一个女人》的视角给吓到了。里面的女主人公是一位50多岁的哲学教授，由吉娜·罗兰兹（Gena Rowlands）扮演。在电影结尾处，她崩溃地抽泣着说：“我觉得我是想要个孩子的！”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这一幕并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伍迪·艾伦也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的参考。[88]那些自主不生孩子的女性会经常听到这样一句威胁：“有一天你会后悔的！”这句话透露了一种很古怪的逻辑。难道就为了在某个遥远的未来不感到某种可能有，也可能不会有的后悔就强迫自己去做完全不想做的事吗？这个论点又把相关的人拉回了她们中的许多人想要逃离的那个逻辑，即某种具有前瞻性的逻辑：如果有了孩子，那他的存在会吞噬你的当下，你会终日活在如何担保他将来的日子无虞的担忧中：得贷款，得拼命工作，得操心未来留给他的遗产，得担心付他的各种学费等。
不管怎样，我无意冒犯伍迪·艾伦，但从长期来看，不生孩子似乎并没有造成多么大的痛苦。内维耶弗·赛尔，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对不生孩子的女性存有偏见的那位心理医生，也不得不承认，她所采访的那些女性“并没有散发出失落或后悔的气息”[89]。作为一名外科兼妇科医生，皮埃尔·巴纳尔（Pierre Panel）发现那些做过绝育手术的女病人中，“极少”有人感到后悔：“那些后悔的人，一般是在绝育合法化[90]之前遭受了——确实要用‘遭受’这个词——输卵管绝育手术的女病人们，也就是说做出绝育这个决定的是医生而不是出于她们本人的意愿。”[91]当后悔存在时，它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然而，有些学者还提出了一种假设，即存在某种被迫的后悔：“说白了，就是女人们一生中都被告知不生孩子就不完整。当逐渐老去时，她们就觉得自己缺了点儿什么或是贬值了。”露西·朱贝尔总结道。她接着说道：“我们要改变这个讯息，或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个悔恨的幽灵会逐渐消失。[92]”希望这个社会能让女性实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夫复何求？“我不想被要求结婚，生孩子，做这，做那。我只想做个人。”37岁的琳达说道。[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