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思考的区域
在有75亿人口的情况下，种族灭绝的危机看起来并不存在，更别提生育率不足会导致这种危机了。正如作家与喜剧演员贝西·赛尔金德（Betsy Salkind）所说：“在上帝说‘繁衍生息’时，地球上只有两个人。”[36]至少在西方，避孕方法是随处可得的，反之，生孩子也不再享有先前的经济优待。并且，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再相信有更好的未来（甚至连有没有未来都难说）的时代，在这个人口过多的星球上，到处是各种污染留下的疮痍，开发仍在癫狂地持续中，西方还有法西斯在叫嚣。我想起威廉于2006年开始画的一幅画：在一个豪华、温暖又舒心的房间里，一个中产阶层家庭在聚会。在画面中的一角，房子有面墙是通向破败的外部世界的，那里到处都是汽车残骸与摇摇欲坠的建筑物。一些瘦弱的人爬行于鼠群之间。在墙面开口处，父亲指着外面的一片荒芜对惊恐的女儿与儿子说：“总有一天，这一切终将属于你们！”但承认吧，在要把某人推进这样的环境中时，还是会有一丝犹豫，每个人都会在这种恐怖中尖叫。当然，还是有一大堆想生孩子的理由；但生孩子这件事已不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我们怎能忘记稍微实现一点儿自己的预设呢？
围绕生子这个话题，大脑总是犯懒，思考得不够。据说生孩子这事是本能，但这一前提本身就值得怀疑。美国随笔作家与女权主义者丽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说过，人们总是给出所谓的人人适用的办法。虽然这些法子总是失败，但不妨碍“别人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些法子一传十、十传百”。她还发现：“‘人生要有意义’这个念头极少会冒出来。那些标准操作（比如结婚生子）不仅被认为本身就具有意义，还被看作是唯独具有意义的事。”她哀叹说人们都按照社会成规活得太整齐划一了，“但却非常悲哀”。她还说：“除了自己的后代之外，还有很多值得爱的。那么多别的事物需要爱，那么多别的工作需要爱，这些都需要世人来完成啊。”[37]这份联想的缺失也体现在Elle杂志上刊登的米歇尔·菲图西（Michèle Fitoussi）就科琳娜·迈尔的书《没有孩子》所写的愤怒书评上：“翻来覆去说的还是上一本书《你好，懒惰：关于工作无聊以及对抗它的方法》（Bonjour paresse，sur l'ennui au travail et les moyens d'y résister）里那套懒洋洋的理念。享乐权是唯一的信条。所以要扫除一切障碍。（……）这样一来就脱离了生存的折磨，我们整天就只剩下快活或凝视自己的肚脐眼，啃着姜饼（？）。没有爱也没有幽默，而这二者是幸福的组成要素。很可惜，她非常缺乏。”[38]在这里用爱引援，就跟电影《我娶了个女巫》一样，都是卫道士为了让各种评论噤声所使用的幌子。
要知道，没有孩子就意味着到你死的时候，不会留下你带到这世上的某个人，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你塑造的。你给他塑造的是一种家族气息，这是个巨大的包袱，有时会大到让人喘不过气来——里面有经历、命运、痛苦与宝藏，一代代地叠加，一代代地相传，直到传到你的手上。你可以期待有人为自己的逝去哭泣，可能是伴侣，是兄弟姐妹，是朋友，但这和有后代为你哭泣还真不是一回事儿。这或许是唯一难以接受的情况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知道不会有人像我想念我的母亲那样想念我。”戴安娜说的这句话收录在某本献给“两口之家”的书里。[39]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传承。同一种想象力的缺失让我们忽视了——有时候孩子也不传承或不一定以我们满意的方式传承——传承可以有许多途径：每个人的存在都会撞倒无数的木柱，留下深刻的印迹，虽然这些印迹并不总能为我们所察觉。两个选择不生孩子的美国人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他们之所以辞职并骑自行车环游世界一年，是因为他们在沙滩上遇到了几个自行车车手。在交谈之后，他们做出了这一决定，那些车手们想必不会想到这次邂逅会有这么深远的影响。“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影响他人的。”[40]孩子，只不过是我们大多数人来这世上走过一遭的证明，也是我们唯一被驱使着按照前人足迹再做一次的证明。再说了，就连孩子也不只有父母这两个塑造者。比如，难道你对前任与他人生的孩子，或者是经由你介绍认识的两个朋友共同孕育的孩子，不用负一点儿间接责任吗？
尽管避孕观念已渐为大众所接受，但仍然很难设想爱着一个人，渴求一个人，却不想与其生子的情况。因此，那些宣布自己不想做母亲的女性常听到别人说那是因为她们还没“遇到那个好男人”。这似乎也印证了某个隐晦的信念，即有成果的关系才是真正的性关系，或许是因为这成果提供了性事曾发生过的唯一证据吧，证明了关系当中的男人是“真男人”，而其中的女人也是“真女人”。波利娜·波拿巴[41]刚好有一句挑衅的话可以反驳这种观点：“孩子？我宁愿怀上一百次，也不愿意生一个。”因而，不该由此推论说生孩子可以证明发生过性行为（依我的浅薄之见，哪怕只花一分钟来证明也太浪费时间了），也不该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同性恋且坚决地反对而生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