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女仆”的造反
如今，对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象征体系的争议明显并不仅限于医学界。比如，禁止情绪，并将其贬低地归于女性，且只归于女性——这种逻辑在医生中尤为明显，但其实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1985年，非裔美国活动家科拉·塔克（Cora Tucker）领导了一场反对在她所居住的贫穷且较多黑人聚居的弗吉尼亚州哈利法克斯镇（Comtéde Halifax）设立放射性垃圾掩埋场的斗争。她讲述了一开始，政府的代表们——白人男性们——将她当作“歇斯底里的家庭主妇”，这让她极度受伤。她回去想了想，到了下一次集会，他们又一次辱骂她时，她反击道：“你们说的对，我们是疯女人。一旦涉及生死，特别是我自己的生死，我就会歇斯底里。男人没变得歇斯底里，那是他们有问题。”[99]总之，情绪并不总是将我们带入歧途：有时正好相反，当我们倾听情绪时，会得到拯救。不仅是当别人想让我们生活在放射性垃圾场边上时，而且碰到上文提到的骚扰或虐待时也是如此。一旦相信自己感知到的情绪——无论是厌恶、愤怒，还是拒绝、反抗——跟随体内与脑中发出的警报信号，这些受害者们就能找到自卫的力量，就算劝人理性的声音背后隐藏着震慑的、令人动弹不得的权威的声音。
当然，情绪有时也会使我们变得盲目，任人操纵。但假装情绪不存在也不一定能避免这种风险。因为不管怎样，情绪一直都在。苏珊·格里芬在其书的开头感谢了所有帮助她思考的人，她还提到听说“思”在中国书法里的构造是“脑”与“心”的结合体。[100]哲学家米歇尔·胡林（Michel Hulin）曾说，纯粹的理性只是空谈，世上没有无情之理。他强调，在所有智识领域里，就算是最死板、最严苛的学科，在其根基上都有一种情感偏好——“亲有序而远混沌，重清明而轻模糊，喜完满而恶残缺，厚协调而薄不均”。他写道：“从更深远的层面上来讲，情感，包括它不可避免的偏好性，根植于理解行为本身。因此，如果意识能达到完全中立且不倚仗任何价值判断的话，我们看到的万事万物就只是此时此地它们所呈现的样子。”他总结道：“在智识的国度里，我们正是在情感偏好的变化地基上建起了一幢幢理论大厦。”[101]
仔细研究一下，在这种虚妄到不真实中，认为理性是非物质的、纯粹的、透明的、客观的意图背后，有一股孩子气的东西。不止是孩子气，还有深深的恐惧。当你面前站着一个从未闪现过一丝迟疑、自信满满、对自己的智识与高人一等都深信不疑的人——无论是医生、学者、知识分子还是酒馆常客——很难想象这样的姿态能隐藏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但这种假设值得思考，正如马尔·坎德在《女人与德勒夫医生》中让我们看到的，在高大的科学巨人背后蜷缩着一个吓坏了的小男孩。另外，我们必须记住，笛卡尔式世界观最初的诞生是为了消解当时的人心动荡。苏珊·博尔多在书中记录道，先是哥白尼（Copernic）证明地球绕太阳运行，颠覆了当时的宇宙起源论；后来，又来了一个多明我会修士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说宇宙是无限的，并对“中世纪想象中封闭而舒适的宇宙”施了魔咒，进一步加剧了动荡。与此同时，望远镜的出现也让观察者飞向了宇宙的黑洞。从此，“无限张开了它的大嘴”。笛卡尔的使命在于回应因这种爆炸性言论产生的焦虑，带领人们“从怀疑、失望走向笃信、希望”。面对这个如今看来浩渺、无情又冷漠的宇宙，他铸就了一种最大限度的超然态度，似乎是以此来表达鄙夷或抵抗。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将“若有所失、渐行渐远”的经验转化为追求知识与人类进步的动力。在这一番行动之后，“无限宇宙那噩梦般的风貌倒成了现代科学与哲学的明亮开阔的实验室”。[102]
现在，有些人看到了生活在这个大实验室的诸多不便，可同时代人常常不理解他们，也不认可他们。指责他们对科技社会的质疑，而这个社会也是他们依赖并享受着舒适性的社会。然而，随着生态危机的影响日益直接与明显，这个理由已渐渐站不住脚了。这种逻辑让人想起那些试图让指责医疗系统的病人噤声的人，他们的理由就是这些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还得靠医疗系统。这样的逻辑让我们于心有愧，让我们服软屈从，让我们放弃抵抗。我们在这个社会出生，但我们能插手的空间必然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对这个负有责任吗？但因此而禁止我们批评这个社会只会让我们在面对灾祸时束手束脚，放弃思考，更广泛来说，是扼杀想象和渴望以及记住事情并不注定是现在这番景象的能力。
另外，令人惊讶的是，很多人似乎并没有想过历史可能有另一种走向，历史的河流可能流经不一样的河道，我们本可以——未来也永远有可能——从中受惠又不用遭罪。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可以简单用二选一的格言——或者更像是要挟——来概括：“要么前进到核时代，要么倒退到石器时代。”（其结果是我们可能会两者兼得。）因此，吉·贝奇特在他那部记录欧洲猎巫史的著作中，并没有掩盖任何的恐惧，而是回溯了当中的所有事件，并细致地讨论了它们的文化意义，其最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简言之就是，不打破几颗蛋就没有煎蛋卷吃。他确实认为这一时期是一场“变革”的一部分，而变革，他认为，“只能通过消除某些敌对立场或消灭支持（或宣称自己支持）这些立场的人才能完成。”他断言：“本意在于屠杀女巫的运动，在不知不觉中，也促成了诞生孟德斯鸠、伏尔泰与康德的运动。”总之，他对自己总结出的这一逻辑表示赞许：“杀了旧女人，成就新男人。”[103]他的话再次证明了，研究猎巫运动的史学家们本身就是驱逐女巫的那个世界的产物，他们的思想仍被困在他们自己构建的牢笼内。与该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芭芭拉·艾伦赖希与迪尔德丽·英格利希的看法：她们不仅提到了个人的悲剧——理想被扼杀，热情被扑灭——还提到了社会在驱逐女巫的同时所失去的一切，以及这些女性本可能成就和改变的一切。她们说，对女巫的剿杀是一场对才华和知识的剽窃浩劫，并希望重新夺回——或者至少是出手指证——曾经遗失的东西[104]……
贝奇特硬要将他讲述的恐怖历史转化成所谓的历史进步的美好故事，这使他说出了某些牵强附会的臆测。比如，他在书中写道：“在这场不正当的女巫屠杀中，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得到了好处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整个时代的思想朝着更理性、更公正的方向转变了；自卫与辩护的权益得到了加强，对人权也有了意识。”但这句话里的“不正当”要怎么解释呢……玛蒂尔达·乔斯林·盖奇的分析（提醒大家，写于1893年）看上去有理得多：“在这段时期里，人们的思想都被引到了同一个方向。教会教给大家的主要教训就是，得背叛亲友才能保证自己得到拯救，这催生了某种极端的自私。每个人都为了确保自己的性命而不惜出卖他人，即便那人是血亲或爱人，一切人类情感都被丢弃到了一边。怜悯、体恤、同情都被根除。基督徒里再也找不到正直的踪影。恐惧、痛苦与残酷成了绝对主宰。（……）对女人的鄙视与仇恨被更加强烈地灌输给人们，教会教给大家的自私的训诫之一就是，对权力的执迷以及背叛。对老年人也不再尊敬。年老的悲苦与病痛再也激不起人们心中的一丝同情。”[105]这种景象足以浇灭人道主义者的满腔热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