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被“消融”的女人：自己定义自己
但独立自主并不只限于单身女性或寡妇。已婚女性们也可以在丈夫的眼皮底下实现独立自主。这正是小说中所描绘的女巫夜行的寓意所在。她们溜下床，瞒着沉睡的丈夫，骑着扫帚去参加派对。虽然有悖于当时的男性自尊，但在魔鬼学家的妄想中，女巫夜行正如阿梅尔·勒·布拉-肖巴尔笔下所写的，“彰显了来去自由，不仅无需丈夫同意，还经常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他自己不是巫师的话，甚至还不利于他。女巫在腿间夹一根木棍或是一条凳子腿，声称这是她所缺少的男性特征的替代品。当她以这种方式虚构性地扭转了自己的性别后，她也跨越了女性的局限：她为自己争取到了自由活动的权利，这在社会层面上本是男性的特权。（……）女性在赋予自己这种自主权并躲过男性——后者通过支配女性才获得了自身自由——时，她就从他身上偷走了一部分能力：所以这场‘飞行’（envol）是一种‘偷窃’（vol）。”[66]
自主权并不是当今试图让人相信的“报复”威胁论。它并不意味着关系的缺失，而是可以建立关系，但这些关系必须尊重我们的完整性、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我们能全面绽放，而不是自我束缚。这种自主不拘泥于生活方式：无论是单身或非单身的，有孩子或没孩子的，都可以实现自主。帕姆·格罗斯曼（Pam Grossman）曾写道：“女巫，是唯一通过自身来持有某种能力的女性原型。她不因其他人而被定义。妻子、姐妹、母亲、处女、妓女，这些原型都是在与他人构成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女巫，是一个独立伫立于天地之间的女性。”[67]然而，在猎巫时期某种女性典范被大力推广，一开始是通过暴力，后来——随着19世纪建立起理想的家庭妇女形象——是通过谄媚、诱惑与威胁的巧妙结合。女性被一步步塑造为生育角色，她们的劳动参与权也渐渐变得非法了。从此，她们被置于某种尴尬的境地。在这一位置上，她们的身份总是处于被混淆、萎缩与吞噬的危险中。所谓的典范阻止了她们活出自我，以使她们成为所谓女性特质的代表。1969年，在纽约，WITCH组织以放一群老鼠的方式搅黄了一场婚礼沙龙。[68]其中有条标语愤然写道：“一朝为妻，再难为人。”
时至今日，结婚生子的女性们如果不想成为“消融的女人”，就必须时时刻刻地使出全力抵抗。“消融的女人”这一说法来自柯莱特·科斯涅（Colette Cosnier）。当时她正在看由贝尔特·贝尔纳什（Berthe Bernage）所写的“布丽吉特”（Brigitte）系列小说——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连载、长达40卷的女性视角作品。小说的女主人公在第一卷中还是个18岁的姑娘，到最后几卷中已是曾祖母的年纪。柯莱特·科斯涅认为，该小说的作者想要“构建一套关于现代生活的契约，以供年轻女孩、妻子与母亲参照使用”。所以，当布丽吉特温柔地望着自己的孩子们时，贝尔特·贝尔纳什这样写道：“有一天，洛斯琳（Roseline）也将融入另一个家庭中，而他呢，在角落里攥着小拳头的小男子汉呢，有一天也将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69]我们也许会认为自己离这样一个保守的世界还有几英里远（虽然没有明说，但这样的布丽吉特，在战争期间肯定是贝当主义者[70]，有时还会是个反犹分子）。然而……在传统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内部，妻子的需求总是在丈夫与孩子的需求面前被抹杀。“女人们心照不宣的好母亲标准就是把自我消融在别人的生活里。”社会学家奥尔纳·多纳特（Orna Donath）这样写道。[71]在最新派的夫妻身上，即使这条古老的逻辑不再成立——这不太可能发生——但一旦有了孩子，这条逻辑就神奇地生效了：所有的家庭重担都落到了母亲的肩上。30多岁的记者与作家迪迪乌·勒库克（Titiou Lecoq）说自己以前从未担心过性别歧视：“直到，啪嗒一下，我有了孩子。之前我只是绝对的‘自我’，但我现在明白了成为女人意味着什么——不巧的是，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员。”不仅女性自我认知的很大一部分受到了家庭角色与母亲角色的打压，而且她们还承担了育儿过程中吃力不讨好的那部分。迪迪乌·勒库克在研究该主题后发现：“只有孩子们的游戏活动和社交活动是男女共享的。”她又评论道：“现在我理解那些爷们儿了。我自己也觉得，与其费劲儿地挑选那些小衣服，还不如和孩子们在森林里散步更有趣。”[72]
在母亲身份里的自我消融仍抵不过教育任务与家务问题。美国诗人与散文家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回忆道，当她于1995年第一次怀孕时，不再写诗，甚至不再看书了，只一门心思上缝纫课：“我给孩子的卧房缝了一些窗帘，制作了一些婴儿睡衣，给自己尽可能多地抹上防妊娠纹的乳霜，希望自己还能恢复到几个月之前的样子。（……）我感觉自己被大家当成了一名纯粹的孕妇，于是我也把自己当成了一名纯粹的孕妇，这让一切更轻松，也不那么让人操心了。”她身边的人都很坚决地让她专心当孕妇，不要分心当作家。所以，当她本该去新英格兰一所著名的男子学院为自己的诗歌做专题讲座时，那所学校的教授得知她已有七个月身孕后毅然取消了这次邀请。这位教授认为她当时的状态“会让这群男孩子无心听她的诗歌”。[73]2005年，小说家艾莉叶·阿贝加西在其小说《一件幸福的事》中，就写到了这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偏见倾向。有天早上，当时处在怀孕早期的叙事人与她的论文导师有约。她灰心丧气地想道：“就算是依靠某种奇迹，我真的能起来，我该如何以这副样子去见他呢？之前与他建立平等的关系就够困难的了。我要扯什么谎才能为我现在的变化辩解呢？”[74]说得就像怀孕的荷尔蒙会抑制大脑正常运行似的，抑或是想要做到既能思考又能生孩子就算大逆不道似的。
这种反应正好对应了19世纪的医生们提出的“能量贮存”理论：当时的人们认为，人体的器官与功能会互相争夺体内有限的运行能量。于是从那时起，其最高使命被认定为生育的女性们就该“将能量保存在体内，保存在子宫周围”，芭芭拉·艾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与迪尔德丽·英格利希（Deirdre English）这样解释道。女人们身怀六甲时，会被要求平躺并避免一切其他活动，尤其是智力活动：“医生与教育学家一拍脑门就得出的结论是，高等教育可能对女性健康有害。他们警告说，大脑过于发育，会让子宫衰退。要让生殖系统发育良好，就不能让智力好好发展。”[75]至今仍充斥在我们周遭的离谱臆测不是正出自这种支持贬低女性社会地位的歪理邪说吗？这种对女性身体的古老空想妄论仍在助长对女性的社会降级——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这严重打击了各位母亲：人们将她们当作略显柔弱的理想原型的化身来加以颂扬，却拒绝将她们视作独立的人。
前面我们提过，崔西·麦克米伦曾建议吞忍怒火，因为这样才有人敢娶你。对愤怒的审查在抹煞女性的自我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女性的愤怒会直接影响母性的发挥。”艾德里安·里奇如此写道。她直接援引了《小妇人》里的母亲马尔梅（Marmee）对女儿乔（Jo）说的话：“乔，我这一辈子几乎每天都在愤怒中。但我学会了不表露出来，我还希望之后能学会感受不到愤怒。虽然这可能又得花上40年的时间。”因为母亲这个“岗位”就是要保证家庭氛围的平和与安宁，既照顾家中其他成员的温饱，也要关心他们的情感需求。“她个人的恼怒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了。”[76]今天，我们提倡非暴力教育。必须尊重孩子，不能给他们造成心理创伤。“必须做出改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努力为他们维持干净和友善的语言环境，保持话语的文明。不粗俗，不偏不倚，通情达理。”科琳娜·迈尔（Corinne Maier）在她的檄文《没有孩子》中这样讥讽道。[77]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很怕被妈妈责骂。如果她像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的高音喇叭那样对我说话，我会更害怕。“现代有个悖论：要帮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却并没有让女性也成为活出自我的个体，而是让她们回归母亲的身份，剥夺了她的个体性。必须要跳出这个悖论。”迪迪乌·勒库克这样分析道。[78]
在工作领域，女性也有被“消融”的风险。这里同样有束缚，同样有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比如打压女性看护者——乡下的治疗师或官方认证的女性治疗者——和在医界建立男性垄断，这种现象一开始是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后来又传到了19世纪末的美国，可以此为典型进行分析：当女性被允许重回医疗岗位时，只能作为护士出现，也就是说她们处于科学“巨人”的助手这一从属地位，这是根据她们的“天性”给她们分配的职位。[79]如今在法国，很多职业女性不仅是从事兼职工作（占职业女性总数的1／3，而男性从事兼职的人数仅为职业男性总数的8%[80]）——这不算完全的经济独立——也就是说不算独立，而且她们从事的职业都被局限在与教育、照顾孩子与老人相关的行业，抑或只是助手的职位：“近一半的女性（47%）总是集中在十来个工种之内，比如护士（87．7%）、家政或育婴保姆（97．7%）、护工、秘书或教师。”[81]然而，西尔维娅·费德里希指出，在中世纪时，欧洲女性和男性一样可以从事许多职业：“在中世纪的城镇里，女人们可以做铁匠、屠户、面包师、烛台匠、帽匠、酿酒师、羊毛梳理工或者是小商贩。”在英国，“85个行会中，有72个都有女性从业者”，并且其中有几个行会，女性占主导地位。[82]所以，20世纪开始的这场较量不是女性的攻城略地，而是收复失地。这场光复依然任重道远：女性仍被视为工作领域的僭越者。心理学家玛丽·博赞（Marie Pezé）认为女性所处的从属地位与她们所遭受的骚扰与侵犯有直接联系，“只要女性命运中的这种贬低没有被迎头痛击，我们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她总结道。[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