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峰之醉：打破“老巫婆”形象

几年前的一个夏夜，我正和女性友人D在某餐馆的露天座位上吃晚饭。那些露天座位的桌子挨得很近，D又是个爱聊天的人：她既热情，又慷慨，洞察力很强，博闻强识。但说到兴起时，或许也因为她的职业习惯——总在讲台上对大学生们宣讲——她几乎忘了要控制音量。这就有点儿尴尬了，尤其是当她要帮你分析个人生活的最新进展时，还会帮你重新梳理一遍，再把你的情感问题一一抖落到一群陌生人的耳朵里。那天晚上，在我们旁边那桌用餐的是一对情侣。那位女性挨了10分钟，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拜托，小姐！不是吧！我们都听不到自己说话了！”

我朋友窘迫得连忙道歉，羞得差点把头埋进盘子里。但过了一会儿，她朝我扬起脸，竟是满面春风。她眼里闪着光，得意地对我小声说：

“她刚才管我叫‘小姐’呢！”

我完全明白她想说什么。我俩都已40出头。也就是说，在这个岁数，作为职业地位稳定的知识分子，没从事什么繁重的劳动，有条件吃得健康，会保养自己，还会适当运动，这样的我们还能在常听见的“夫人”称呼里听到几声“小姐”。我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怎么能注意不到呢？一个男人，从18岁直到垂垂老矣，都只被称为“先生”。但对于一个女人，总有这么一个时刻，在她日常生活里经过的人们都要排着队向她指出，她已不再年轻。我至今还记得刚听到别人喊我“夫人”时，我有多恼火，甚至感觉被冒犯了。他们惊到我了。我花了好一阵工夫才说服自己这不是侮辱，并且我的价值也不倚仗我的年轻。我以前还嘲笑过阿里克斯·基罗·德兰，因为她坦率地承认自己沉迷于蔬果摊小贩喊她“小姐”，我自己也曾习惯于享受年轻女孩才有的优待。我自己都没察觉到，“年轻”这个标签根植于我对自己女性身份的认知中，并且很难剔除。

在写本章的内容时，我很抗拒。身体内有个声音说，我还不想直面年龄的话题：毕竟我还没到45岁呢。正如美国作家塞西亚·里奇（Cynthia Rich）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的：“我们很早就学会了以自己与老女人之间的距离及相对于她的优势为傲。”^[1]很难丢掉这份旧习气。我渐渐了解，到现在为止，我其实还未认真想过自己对衰老的偏见与恐惧。人们常说，老与死是当今社会的禁忌话题。或许只有女性衰老才被隐而不谈。甚至当讲述现代巫术的时髦英语杂志Sabat^[2]做了一期关于典型的“老妇人”（The crone）这一专题，要颂扬其女性力量时，还是放上了一些年轻女性的形象，包括封面上也是，各个都是脸蛋光滑，身材紧致。^[3]其中一位还是代表性的精英经纪公司（Elite）的模特。这些女性刊物透过一张张时尚照片，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让其读者们只向这些16—25岁间的模特看齐，故意对其中许多人已韶华不再置之不理。

塞西亚·里奇的伴侣芭芭拉·麦克唐纳（1913—2000）写了好几篇关于年龄歧视的重要之作。她在1984年时提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再次体验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无视：“我这一辈子，所有的小说、电影、广播或电视都从不告诉我女同性恋者活在这世上，也不告诉我作为女同性恋者可以幸福。如今，没有任何东西告诉我，老女人存活在这世上，同样也不告诉我作为老女人可以很开心。”^[4]当看到女权主义圈子也不可免俗地对衰老一事保持缄默与偏见，甚至更严重时，她感到格外悲愤。每次聚会时，她都发现自己是最老的那个，这让她不禁想问别人都到哪里去了，年轻时与她并肩战斗的女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当时60来岁的她常去当地的一家女权主义咖啡电影院，那家店的墙上贴着好多女权代表人物的海报，比如伍尔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还有艾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提起常去光顾的那些比她年轻的女客人，她写道：“她们脑中没有我的位置，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家店。然而，我的年纪和那些海报上给予她们启示的女人差不多。”^[5]

她讲了一件令人恼火的事情。在出发去某次波士顿女权夜间游行之前，当时65岁的她突然发现其中一位活动组织者正在和塞西亚·里奇（比她小了20岁）说话，而她们俩谈论的主题就是她本人。那位组织者担心她跟不上游行的节奏，想把她挪到队伍的另一部分。芭芭拉大为光火。她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因为那位年轻女性认为她没有估量自己的气力，还因为她居然不直接跟自己说这件事。窘迫的组织者这才明白自己行为的不慎重，连连道歉，但仍无法驱散芭芭拉心头的不适。她感到十分沮丧：作为女人，她一生都觉得自己是男人世界中存在的问题；如今作为老女人，她觉得自己又成了女人世界中的问题。“如果我连这里都待不下去了，还能去哪儿呢？”^[6]

她还注意到了一件有趣的事。1979年，《女士》杂志（Ms．Magazine）发表了一份排名表：《20世纪80年代要追随的80位女性》，其中只有六位年过半百，仅有一位超过60岁。她对此评价道：“我说的无视，就是这个。”即使对于那些榜上有名的40多岁的女性而言，这里传达的讯息也很让人气馁：她们可以从中推断出自己将在十年内消失不见。更糟糕的是，该杂志还要搞个针对高龄者的排名表，并且解释说“杰出的女性有责任带动其他人”。在芭芭拉·麦克唐纳看来，这种逻辑暗示着“母亲的牺牲与隐形”^[7]。一般来说，她与塞西亚·里奇都在呼吁女权主义者冲破父权社会的各种基准与家庭角色。里奇发现，当两个女人在自由畅聊时，如果其中一个心中嘀咕“她都能当我女儿了”或“她都能当我外婆了”，那对话会顿时卡住。甚至连“姐妹会”（sororité）这样的概念都引人怀疑。“其标签告诉我们，我们得继续扮演好仆人的角色——管好自己也管好他人，正如好仆人一直做的那样。我们将使彼此专注于各自的角色。我们将否认彼此拥有的潜在的颠覆力量。”实际上，在看到法国报刊为刊登的一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照片所配的标题时，我大感震撼，甚至还有点儿愤懑^[8]：“祖母造反了。”这一标题不仅不恰当——因为斯泰纳姆不是任何人的祖母——还强调了我们的词汇表里并没有对应这种人物的词汇，而且它还将这位女性塑造成了与她相去甚远的某种居高临下的刻板形象。“每当我们将一位‘老妇人’当成某位‘祖母’看待时，都是在否认她独立的勇气，无视她的自由，”塞西亚如是说，“我们罔顾她自己的选择，对她说，她真正该待的地方是家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