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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研究范围而言，要对皮亚杰的智力发展（intellectual development）理论的一切方面作出评价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兴趣集中在皮亚杰关于语言和思维发展关系中自我中心主义的作用的概念方面。可是，我们也将简要地指出在皮亚杰的那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假设中我们认为存在错误的东西，同时也将指出他在解释儿童思维的特性方面未能加以考虑的一些事实。

现代心理学在一般方面，儿童心理学在特定方面，都显示了将心理问题和哲学问题结合起来的倾向。德国心理学家阿赫（N.Ach）的一次会议演讲题目恰当地总结了这种倾向，他在会议结束时所作的评论中说，“不过，那是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hy）”确实，在儿童思维的复杂领域中，许多问题既与认识论相互交叉，也与理论逻辑学和其他哲学分支相互交叉。皮亚杰一次又一次地漫不经心地接触这些问题，但是他极力克制自己，结果放弃了这些问题。尽管他的意图是避免形成理论，但他仍未能成功地将他的研究保持在纯粹真实的科学范围以内。有意回避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可能使它的许多支持者卷入诸多矛盾的哲学。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便是皮亚杰对于科学中因果解释的地位的看法。

皮亚杰在阐释他的研究发现时试图不考虑因果问题。这样做便危险地接近了他所谓儿童方面的“前因果关系”（precausality），尽管他本人可能把他这种避而不谈因果问题的做法看作是一个不落俗套的“超因果”（supracausal）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因果关系的概念已经超越发展。皮亚杰建议，我们可以根据短暂序列作出的发生分析（genetic analysis）来取代根据因果关系作出的现象解释（explanation of phenomena），也可以根据数学方法构想出来的现象的功能性相互依存（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的公式来取代根据因果关系作出的现象解释。在A和B这两种相互依存的现象的情形中，A可能被看作是B的一种功能，或者B被看作是A的一种功能。研究者保留了此时此刻用最符合他目的的方式把数据描述组织起来的权利，尽管他对早期的发展现象通常予以优先的地位，因为这些现象从发生的意义上说更容易解释。

由于把功能的解释取代因果的解释，结果使发展的概念丧失了真正的内容，虽然皮亚杰在讨论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时承认，研究心理发展的学生应该义不容辞地解释这两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不应该去忽视它们，他的解决办法如下：

但是，开始时，有必要选择一种习语（idiom）而不是其他习语。我们已经选择了社会学习语，可是我们强调指出，对此不存在排他的可能——我们保留对儿童思维进行生物解释的权利，并将我们正在此处进行的描述翻译成它的术语（30，p.266）。

确实，这使皮亚杰的整个方法成为一个纯属任意选择的问题了。

皮亚杰理论的基本框架有赖于两种对立形式的心理作用的发生序列的假设，精神分析的理论把这两种对立形式的精神作用描绘成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和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

根据我们的观点，满足需要的内驱力（drive）和适应现实的内驱力不能被看作是彼此分离和相互对立的。只有通过对现实的某种适应（adaptation），才可能真正满足某种需要。此外，不存在这种为适应的缘故而适应的事情；适应始终是受需要支配的。可是，这一不言而喻的事情却被皮亚杰莫明其妙地忽略了。

皮亚杰不仅在享乐原则发生于现实原则之前这个站不住脚的概念上与弗洛伊德具有相同的观点，而且在把享乐的欲望从它隶属于生物学上重要的附属因素的地位提高到独立的必不可少的力量地位［也即心理发展始动（prime mover）地位］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上也与弗洛伊德具有相同的观点。一旦皮亚杰将需要和享乐从现实适应中分离出来，逻辑便迫使皮亚杰把现实主义思维作为一种与具体需要、兴趣和愿望相分离的思维提出来，也即作为一种“纯思维”（pure thinking）提出来，这种思维的功能是专门为它自己的缘故而寻求真理。

根据我们的观点，我向思考——在皮亚杰的图式中处于现实主义思维的对立面——是一种后来发展的思维，是现实思维的结果，而且是它的必然结果，即用概念进行思维。它导致了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现实的自主性（autonomy），从而容许满足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一些胡思乱想。这种我向思考概念与布洛伊勒（E.Bleuler）的概念完全一致（3）。我向思考是各种思维功能分化和极化（polarization）的结果之一。

我们的实验还把另一个迄今为止人们所忽视的重要问题推到了面前：这便是在儿童思维过程的发展中儿童活动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自我中心言语并非中止于真空状态，而是与儿童处理现实世界的实际直接相联系。我们还看到，自我中心言语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了推理活动的过程之中，而且可以说开始是从儿童有目的的活动中表现出智慧；然后，随着儿童的活动渐趋复杂，自我中心言语在问题解决和计划中日益发生作用。这一过程被儿童的活动启动起来；他对物体的处理意味着他的思维过程的实现和形成。

根据这些事实，皮亚杰的结论要求我们去澄清两个重要的论点。第一，由皮亚杰论述的儿童思维特征，例如概念混合，并没有如皮亚杰认为的那样扩展到如此大的范围。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的实验也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儿童对不了解或未曾经历过的一些问题往往产生概念混合的想法，但是，他对于熟悉的事物或者通过实际的检验容易解决的问题，往往并不求助于概念混合的思维方式——而且这些事物的数量有赖于教育方法。再者，就概念混合的本身而言，我们期望着去发现后继因果概念的某些先驱因素，这些后继的因果概念是皮亚杰本人附带提到的。概念混合的图式本身（尽管有些起伏不定）引导儿童逐步朝着适应的方向发展；它们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些概念混合图式或迟或早会通过严格的选择、还原（reduction）和相互适应，在运用假设的领域里被磨炼成优良的调查工具。

第二个要求重新评价和限制的论点是皮亚杰的发现对儿童的可行性。他的实验使他相信儿童是不受经验影响的。皮亚杰提出了一种类比，对我们的发现颇有启发：他说，原始的人类仅仅在一些特殊的、有限的实践活动中向经验学习——而且，他把一些罕见的例子，如农业、狩猎和制造东西，作为例证加以引用。

但是，这种与现实短暂的、部分的接触并不影响他思维的一般倾向。同样，对儿童来说更是如此（30，pp.268～269）。

原始人类中的农业和狩猎是与现实的接触，我们不应忽略这些接触，因为这些接触实际上是原始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皮亚杰的观点对于他所研究的那组特殊的儿童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他本人告诉我们他在儿童中间观察到的独特的思维品质的原因。

实际上，儿童从不真正地与事物接触，因为他并不劳动。他玩弄东西，或者想当然地看待这些东西（30，p.269）。

皮亚杰确立的发展的一致性（developmental uniformities），在皮亚杰的研究条件下用于特定的社会环境。这些发展的一致性并非自然法则，但却是历史地和社会地确定了的。皮亚杰由于未能充分地考虑社会情境和社会环境的重要性而受到了斯特恩（W.Stern）的批评。儿童的交谈究竟是以自我中心为主还是以社交化为主，不仅有赖于他的年龄，而且有赖于环境条件。皮亚杰在一所特殊的幼儿园里观察儿童的玩耍，因而他的系数只在这种特定的儿童环境里才是有效的。当儿童的活动完全由游戏构成时，往往伴随着广泛的自言自语。斯特恩指出，在一所德国幼儿园内，由于有着更多的小组活动，因此自我中心主义的系数就较低；而在家里，孩子们的言语从很小的年龄起就倾向于社会化占主要地位了。如果德国儿童的情况确是这样的话，那么苏联儿童和皮亚杰在日内瓦（Geneva）幼儿园里的儿童之间的差别一定会更加明显。皮亚杰在他的著作俄文版前言中承认，有必要对不同社会背景的儿童行为加以比较，以便能够在他们的思维中把社会思维与个人思维区别开来。鉴于这个原因，他欢迎与苏联心理学家们合作。我们也深信，对来自不同社会环境的儿童的思维发展进行研究，尤其是对那些和皮亚杰研究的儿童有所不同的儿童进行研究（这些儿童是劳动的），这样的研究一定会产生一些研究结果，这些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形成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范围的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