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恩的语言发展理论
W.斯特恩（W.Stern）的理论体系是他的儿童言语发展的理智（intellectualistic）概念，这个概念十分著名，而且多年来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然而，恰恰又是这个概念明白无误地反映了斯特恩在哲学上和心理上的个人至上主义（personalism）的局限性和自相矛盾，以及该理论体系的唯心主义基础和科学的失效性。
斯特恩本人把他的观点说成是“个人发生论”（personalistic genetic）。我们将在以后对这种个人至上的原理开展讨论。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斯特恩如何探讨发生学问题，并且让我们从一开始就声明，他的理论像所有理智主义理论一样，就其本质来说是反发展的（antidevelopmental）。
斯特恩区分了言语的三个根源：表达的倾向（expressive tendency）、社交的倾向（social tendency）和“有意的倾向”（intentional tendency）。虽然前两种言语根源构成了在动物中可以观察到的言语雏形，但第三种言语根源却是人类所独有的。斯特恩在这一意义上给“有意性”（intentionality）下了一个定义，即对某种内容的指向（directedness）或意义（meaning）。斯特恩说，“人类在心理发展的某个阶段获得了当发出声音的时候去意指某种事物的能力，也即去涉及某种客观事物的能力”（38，p.126）。实际上，这些有意的活动已经是思维活动了；它们的出现意味着言语的理智化和客体化（intellectualization and objectification）。
斯特恩与那些代表新的思维心理学的作者们保持一致，虽然比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程度上要稍差一些，斯特恩强调逻辑因素（logical factor）在语言发展中的重要性。
我们不想与下面的陈述发生争论，这种陈述认为先进的人类言语（advanced human speech）具有客观意义，而且能够预测思维发展的某个水平。我们也同意必须注重存在于语言和逻辑思维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麻烦的问题在于，斯特恩把“有意性”这一专门要求作出发生学解释的先进的言语特征（也即这种“有意性”如何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看作是言语发展的根源之一，认为它是一种驱动力量（driving force），一种生来就有的倾向，差不多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无论如何是某种原始的东西，在发生学上与表述的倾向和交流的倾向是同等的东西——所有这些确实在言语刚开始时就被发现了。在以这种方式看待有意性的时候，他用一种理智主义的解释取代了发生学的解释。
这种用需要解释的事物来“解释”一件事物的方法是一切理智主义理论的基本缺点，尤其是斯特恩的理论的基本缺点——因为一般说来它是空洞无物的，并且具有反发生学的性质（属于先进的言语的特征被降级到言语的开始时期）。斯特恩在回答为什么和如何获得言语意义时说：从有意的倾向中获得意义，也即朝着意义的倾向。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J.Moliere）的内科医生通过鸦片的安眠特性来解释鸦片的催眠作用。
斯特恩对1.5岁或2岁的儿童进行了研究，并对他的伟大发现予以著名的描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分强调逻辑可能导致多大程度的夸张。在那个年龄，儿童先是意识到每一件物体都有它永久性的象征（permanent symbol），一种识别它的适宜模式（pattern）——也就是说，每件事物都有个名称。斯特恩相信，进入生命第二年的儿童能够意识到一些象征，并且能够意识到需要这些象征，因此他认为这种发现已经是在特定意义上的思维过程了：
了解符号（sign）和儿童开始明白的意义（meaning）之间的关系原则上是与简单地使用声音意象（sound images）、物体意象以及两者的结合有所不同的某种东西。而且，在无论哪种物体中，每一件物体都要有自己的名称，这个要求可以看作是儿童作出的一种真正的概括——可能也是儿童第一次作出这样的概括（40，pp.109～110）。
是否有事实的和理论的根据去假设一名1.5岁或2岁的儿童能意识到语言的象征功能，意识到一个一般的规律和一个一般的概念呢？在过去的20年中，对这一问题所作的一切研究提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我们所了解的有关1.5岁或2岁儿童在智力方面的各种情况是与斯特恩的假设，即儿童能够进行复杂的智力运算的假说相抵触的。观察和实验研究都表明，儿童只是在后来的时期里才能掌握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或者掌握符号的功能性用途；这是明显超越一名2岁儿童的能力的。此外，系统的实验研究也已表明，掌握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过渡到用符号进行运算（operation），不会因为儿童的瞬间发现或者瞬间发明而产生。斯特恩认为，儿童是以一次了结的方式发现语言意义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它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也就是说，在十分原始的发展水平上它的早期开端和过渡形式），也有它的“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它具有自己的一系列阶段，自己的量的发展、质的发展以及功能的发展，自己的动力（dynamics）和规律］。
斯特恩无疑忽视了导致符号功能成熟的错综复杂的方式；他关于语言发展的概念被大大简化了。儿童突然发现言语具有意义：言语如何变得有意义的这样一种解释真的值得与语言的有意创造理论、社会接触的理性主义理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理智主义理论相结合。所有这些理论都无视发生学的现实，从而无法对任何事情作出解释。
实际上，斯特恩的理论也未能站得住脚。瓦龙（H.Wallon）、考夫卡（K.Koffka）、皮亚杰、德拉克罗伊克斯（H.Delacroix）和其他许多人在对正常儿童的研究中，以及彪勒（K.Buehler）在对聋哑儿童的研究中，都已经发现：（1）儿童发现词与物体之间的联系并不立即使儿童清楚地意识到符号和符号所指对象的象征性关系，这是充分发展了的思维的特征；对于儿童来说，词是物体的一种属性或者一种特征，而不仅仅是一种符号；儿童先掌握物体-词的外部结构，然后掌握符号-符号所指对象的内部关系；（2）儿童作出的发现实际上并不是突然的发现，这种发现的确切时刻是能够被探究的。一系列长时间的和复杂的“分子”（molecular）变化导致言语发展中那个关键时刻的到来。
斯特恩的基本观察是正确的，确实存在那种发现的瞬间，它对粗略的观察来说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情况在斯特恩的研究首次发表以来的20年间毫无疑问已经得到确认。斯特恩所发现的儿童在语言发展、文化发展和智力发展中的决定性转折点（decisive turning point）确实存在——尽管他用理智主义观点对此作了错误的解释。斯特恩指出了这种关键性变化发生的两个客观征象：开始出现询问物体的名称，从而引起儿童词汇量的急剧增加。这两种情况对于言语发展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儿童方面，他积极地搜寻词语，这种情况与动物的“言语”发展毫无相似之处，这预示着儿童言语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就在此刻，对于儿童来说，从其他一切信号中显现了“壮观的言语信号系统”（signal system of speech）［引自巴甫洛夫（I.Pavlov）］，并在行为中发挥一种特殊的功能。把这一事实建立在客观征象的基础上，这是斯特恩的伟大成就之一。可是，他对此所作解释的空洞贫乏则是十分令人吃惊的。
其他两种语言的根源，即表述性语言和交流性语言，它们的发展可以从最低等的社会动物追踪到类人猿和人类，与这两种语言根源相对照，“有意的倾向”看来不知出自何方；它既没有历史，也没有任何根源。按照斯特恩的观点，它是基本的、原始的，它“一劳永逸地”自发地冒了出来；它是一种使儿童通过纯粹逻辑运算去发现言语功能的倾向。
可以肯定，斯特恩并没有用如此众多的话语来表述所有这些问题。他参加了一场论战，不仅同反对理智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们开展争论［后者专门从儿童言语的开始追踪到情感-意动（affective-conative）的过程］，而且也同那些过高估计儿童逻辑思维能力的心理学家开展争论。虽然他并没有重复他们的错误，但是，作为言语的起源，也即有意义言语的不可分析的首要原因，斯特恩却赠予了理智一种几乎是形而上学的基本地位，从而犯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
这种类型的理智主义在智力过程的研究中已证明是特别不合适的。乍一看，它似乎具有合理的应用范围，其实并非如此。例如，人们可能期望，当语言意义被看作是智力运算的一种结果时，言语和思维之间的关系会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实际上，这样一种方法，就像它规定一种已经形成的智力那样作出规定时，阻碍了对思维和言语所涉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考察。斯特恩对这一基本的语言问题所作的阐述充满了矛盾，而且也是他的著述中最薄弱的部分（38）。
诸如内部言语、内部言语的发生以及内部言语与思维的关系等重要的课题，斯特恩几乎未予接触。他对皮亚杰关于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 speech）的研究结果进行了考察，这种考察也仅仅局限在儿童对话的探讨方面，而忽略了自我中心言语的功能、结构及其发展的意义。不仅如此，斯特恩也未能把思维中复杂的功能性和结构性变化与言语发展联系起来。
甚至当斯特恩为发展现象提供了一种正确的特征以后，他的理论框架仍然阻止他从自己的观察中得出明确的结论。下述事实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这里更为清楚的了，斯特恩未能看到他把儿童的最初言语“翻译”成成人言语的含意。对儿童最初言语的解释是每一种儿童言语理论的试金石；它是现代各种语言理论中一切主要潮流相遇并穿越的焦点。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种理论的整体结构是由如何翻译儿童的最初言语决定的。
斯特恩认为，儿童的最初言语既不能从纯理智主义的角度进行解释，也不能从纯情感-意动的角度进行解释。他承认墨伊曼（E.Meumann）在反对理智主义理论中的巨大功绩，儿童的最初言语实际上就是这样称呼物体的（28）。然而，他并未与墨伊曼具有同样的假设，即儿童的最初言语不过表述了儿童的情绪和欲望。他对儿童最初言语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通过这种分析，他十分结论性地证实这些言语还包含了指向一种物体的某种方向，而且这种“客观的提及”或指向功能常常“适度地决定了情绪性语词”（38，p.183）。
下面是斯特恩如何翻译儿童的最初言语的情况：
儿童的“妈妈”被翻译成高级的言语，并不是指“母亲”这个词，而是指一句句子，例如“妈妈，到这儿来”，或者“妈妈，给我”，或者“妈妈，把我放在椅子里”，或者“妈妈，帮帮我”（38，p.180）。
可是，当我们观察儿童的动作时，很显然，“妈妈”这个词不仅是指“妈妈，把我放在椅子里”，而是此时此刻儿童的全部行为表不了这种意思（他的手伸向椅子，尝试去抓椅子，等等）。这里，“情感-意动”的指向是朝着一件物体的（用墨伊曼的术语来说），而且这种“情感-意动”的指向性和言语的“有意倾向”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仍然是均衡的整体，因此对“妈妈”的唯一正确的翻译，或者对其他任何最初言语的翻译，是示意性手势（pointing gesture）。言语最初是对手势的惯常替代；它早在儿童的“语言发现”（discovery of language）之前已经出现了，而且在儿童能进行逻辑运算以前就出现了。斯特恩本人承认手势（尤其是示意性手势）在确立最初言语的意义中的媒介作用（mediatory role）。不可避免的结论是，示意性手势实际上是“有意倾向”的预兆。然而，斯特恩则倾向于对那种“有意倾向”进行发生学历史的追踪。对他来说，这种“有意倾向”并不是从示意性动作（手势或最初言语）的情感性物体-指向（object-directedness）那里演化而来——它看来不知来自何方，而且这种“有意倾向”解释了意义产生的原因。
这种同样的反发生学的研究方法也构成了斯特恩在其精辟著述中处理所有其他主要问题的特征。例如，在论述概念的发展，论述言语和思维发展的主要阶段等方面，就有这种特征。除此之外，不可能还有其他东西了：这种方法是斯特恩发展的理论体系，即个人至上主义（personalism）哲学前提的直接结果。
斯特恩试图反抗经验论（empiricism）和先天论（nativism）这两个极端。一方面，他以自己的言语发展观点反对冯特（W.Wundt）的观点，因为冯特把儿童言语看作环境的产物，而儿童自身的参与基本上是被动的；另一方面，斯特恩又反对一些心理学家的观点，因为这些心理学家认为，最初的言语［像声词（onomatopoeia）和所谓的托儿所语言］是无数代儿童们的创造。斯特恩持小心翼翼的态度，既不忽视模仿在言语发展中的作用，也不忽视儿童的自发性活动的作用，并通过把他的“趋同现象”（convergence）概念应用于这些问题而做到了这一点：儿童言语的获得是通过激励儿童讲话的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也即儿童周围人们的言语）的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这种外部环境为实现这些内部机制既提供了刺激又提供了材料。
对斯特恩来说，趋同现象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实际上，当我们像歌德（W.Goethe）那样说“科学的言语隐藏了它的实质”时，它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趋同现象”这个响亮的字眼，在这里是指一种完全不可辩驳的方法论原理（也就是说，应当把发展作为一种过程来加以研究，这种过程是由有机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这样一来，便使作者摆脱了对言语发展中社会的、环境的因素进行分析的任务。虽然斯特恩经常强调说，在言语发展中，社会环境实际上是主要因素，但是，事实是，他把社会环境的作用仅仅限制在加速或减缓发展的速度上面（这种发展遵循它自身固有的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用斯特恩关于意义如何在言语中产生的例子来说明问题那样，实际上他过高地估计了有机体内部因素的作用。
这种偏见是个人至上主义参照框架的直接结果。对斯特恩来说，“人”在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cal）上是一个中性的实体（neutral entity），“尽管他的部分功能的复杂性证明了一种统一的、目标指向的活动”（39，p.16）。这种关于个体的唯心主义的、“单子论”（monadic）的概念自然导致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语言看作扎根于个人的目的论（personal teleology）——从而在斯特恩的方法中对语言发展问题产生了理智主义和反发生学的偏向。当斯特恩的个人至上主义用于言语行为的社会机制时，正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忽略了人格（personality）的社会方面，从而导致了明显的荒谬。他的形而上学的人格概念，认为一切发展过程都产生于个人的目的论，结果把人格和语言之间的真正的发生学关系颠倒了过来：我们拥有形而上学的理论，即人格由于具有目标指向的本质而产生了语言，从而取代了语言起着显赫作用的人格本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