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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来小结一下我们的分析结果。开始时，我们试图找到思维和言语的系谱（genealogy），运用了比较心理学（comparative psychology）的资料。这些资料不足以在确定的程度上帮助我们探索类人猿的思维和言语的发展路线。类人猿是否像人类一样具有同样类型的智力，这个基本问题仍然颇有争议。苛勒作了肯定的回答，其他一些人却作了否定的回答。不过，无论这个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是否会被解决，有一些是已经很清楚了：在动物的世界里，朝向人类那样的智力来发展的路线并不等同于朝向人类那样的言语来发展的路线；思维和言语并不是由一个根源产生的。

即便那些否认黑猩猩有智力的人，也不能否认类人猿具有某种近似于智力的东西。类人猿所表现出的最高类型的习惯形成是初级的智力。它们会使用工具这一事实预示着它们具有人类的行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s）来说，苛勒的发现并不令人惊讶。马克思（K.Marx）（27）很早以前就说过，对劳动工具的使用和创造，尽管一些动物种类也能以初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是人类劳动过程的独特特征。人类智力之源可以追溯至动物领域这个论点，很早就为马克思主义所承认；我们发现，在普列汉诺夫（G.Plekhanov）的著作中有过详尽的阐述。恩格斯（F.Engels）（9）写道，人与动物有着共同的智力活动的一切形式；只是发展的水平不同：动物能在初级水平上进行推理，能够进行分析（敲开核桃就是一种分析的开始），能够在面临难题或遇到困境时进行试验。有些动物，例如鹦鹉，不但能够学习说话，而且还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意义地运用词语：在乞讨时，它会使用一些词语，以便得到美味食物；在遭到取笑时，它会说出在其词汇中最上乘的辱骂词语。

毫无疑问，恩格斯并没有认为动物具有人类水平的思维和言语能力，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在这一点上详尽阐释有关他的论述的确切含义。这里，我们只希望表明没有充分的理由来否认动物身上存在着与人类同样类型的初级思维和语言，这些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也像人类的思维和语言那样沿着彼此独立的路线行进。动物发声表达的能力并不证明它的智力发展。

让我们再来小结一下最近在儿童研究中得出的至关重要的资料。我们发现在儿童身上，智力的根源和发展过程也不同于言语的根源和发展过程——最初，思维是非言语的，言语是非智力的。斯特恩断言，在某一点上，这两条发展曲线会相交，言语变成理性的，思维成了言语的。儿童“发现”“每一样东西都有名称”，就开始发问每一样东西称做什么。

有些心理学家（8）不同意斯特恩的下述观点，即认为第一次“发问年龄”会普遍发生，并且成为任何一种重大发现的必要征象。考夫卡的观点介于斯特恩和他的反对者之间。像彪勒一样，他强调黑猩猩发明工具与儿童发现语言的称名功能具有类比的性质，但是他指出儿童的这种发现范围不如斯特恩所假定的那样广泛。考夫卡认为，词语成为物体结构的一部分，同物体结构的其他部分的地位是平等的。有些时候，对儿童来说它并不是一种语言符号，而只是物体中的一个特性，它必须被提供，这样才能使物体结构完整。正如彪勒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新物体向孩子提出了一种问题情境（problem situation），他就通过给物体命名来解决这个问题。当他缺乏给新物体命名的词语时，就要求从成人那里得到它（7，p.54）。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最接近真实性。关于儿童的语言的资料（由人类学的研究资料所提供）有力地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词语对儿童来说是一种物体的特性，而不是物体的象征；儿童掌握词语-物体（word-object）的外部结构先于掌握内部的象征结构。我们在业已提出的几种假设中选择了这个“折中的”假设，因为我们觉得根据现有的资料很难相信，18个月到2岁的儿童能“发现”言语的象征功能。这种情况以后会发生，不是突然发生而是逐渐发生，通过一系列“分子的”（molecular）变化而发生。我们所取的这个假设符合我们在前一节中所概述的符号掌握的一般发展模式。即使在学龄儿童身上，能功能性地使用一种新符号之前，也有一个掌握该符号的外部结构的阶段。相应地说，只有在对作为物体的特性而首先构想出来的词语进行运算的过程中，儿童才会发现和巩固作为符号的这些词语的功能。

这样，斯特恩关于“发现”的论点需要重新评价并加以限制。然而，它的基本原则还是有效的：很清楚，从个体发生的角度来看，思维和言语沿着各自的路线发展，并在某个点上两条路线相交。这个重要的事实现在看来已确定无疑，不论未来的研究会怎样解决心理学家现在还不同意的一些细节问题：这个相交产生在一个点上还是几个点上，是突然发现还是通过实际的运用和漫长的功能变化在长期的准备后发现的，它出现在2岁时还是出现在学龄时。

我们再来小结一下我们关于内部言语的调查研究。这里，我们也考虑到了几种假设，我们得出的结论认为，内部言语是通过功能变化和结构变化的漫长积累过程而发展起来的，我们还认为，内部言语随着言语的社会功能和自我功能的分化（differentiation）同时从儿童的外部言语中分离出来，最后，我们还认为，儿童所掌握的言语结构成为他思维的基本结构。

这使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无可厚非的重要事实：思维发展受制于语言，也就是说，思维发展是由思维的语言工具和儿童的社会文化经历所决定的。从根本上说，内部言语的发展取决于外部因素；正如皮亚杰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儿童的逻辑发展是他社会化言语（socialized speech）的直接功能。儿童的智力成长取决于（contingent on）他所掌握的思维的社会工具，也就是说取决于语言。

我们现在可以系统地阐述从我们的分析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如果我们把言语的早期发展和智力的早期发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们在动物身上和在非常年幼的儿童身上是沿着彼此独立的路线发展的——与内部言语的发展和言语思维的发展作比较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出结论认为，继后的阶段并不是早期阶段的简单继续。发展本身的性质从生物的方向朝着社会历史的方向变化。言语思维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行为形式，而是由历史文化的过程所决定的，它具有在思维和言语的自然形式中找不到的特性和规律！一旦我们承认言语思维有其历史的特征，我们就会认为它服从于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的所有前提，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来说都是有效的。可以预料，在这个水平上，行为的发展本质上是受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支配的。

因此，思维和语言的问题超过了自然科学的界限，成为历史人类心理学（historical human psychology），也即社会心理学的热点问题。所以，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从思维和言语的研究中提出的这第二个问题，将成为一个独立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