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直到最近，研究概念形成（concept formation）的学者由于缺乏一种实验方法［这种实验方法能使他观察概念形成过程的内部动力（inner dynamics）］而身陷困境。

研究概念的传统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在第一类中，典型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定义法（method of definition），以及它的一些变式（variations）。这种方法通过儿童给业已形成的概念内容下言语定义（verbal definition）来对儿童业已形成的概念进行调查。然而，有两个重要的欠缺使得这种方法不适宜于深入地研究该过程。首先，这种方法处理概念形成中已经完成的产物，从而忽视了概念形成过程本身的动力和发展。这种方法不是去发掘儿童的思维，而是仅仅诱发一种言语知识的再现（reproduction of verbalknowledge），一种对外部提供的现成定义的再现。它是对儿童知识和经验的一种测试，或者说是对儿童的语言发展的一种测试，而不是在真正意义上对一种智力过程的研究。其次，这种方法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词语方面，从而未能把儿童对产生概念的感觉材料的心理阐述（mental elaboration）和知觉考虑进去。这种感觉材料和词语都是概念形成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把词语单独分离出来进行研究，使得概念形成过程置于纯言语水平上，这不符合儿童思维具有的特征。概念与现实的关系未被探索；一个特定词语的意义（meaning）通过另一个词语得以探讨，而且，不管我们借助这种操作发现了什么，这些被发现的东西与其说是对儿童概念的描述，还不如说是在儿童心中对以前形成的词族（families of words）之间关系的记录。

第二类方法由研究抽象概念的方法组成。它们涉及导致概念形成的心理过程。要求儿童在一系列互不关联的印象中发现某种共同的特征，然后从与之相混的各种其他的特征中提取这些共同的特征。这类方法无视概念形成中由符号（symbol）（词）所起的作用；它是一种用部分过程取代整个过程复杂结构的简化了的安排。

由此可见，在这两种传统方法中，不论哪种方法都把词语和知觉材料分离开来，并对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进行操作。随着新方法的创立，使这方面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这种新方法即是把两种传统的方法结合起来。新方法为实验环境引进一些无意义的词（nonsense words），这些词一开始对被试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它也通过使每个无意义的词与物体属性（object attributes）的特定结合（对于这些物体属性来说，不存在任何现成的概念或词语），从而引起一些人为的概念（artificial concepts）。例如，在阿赫（N.Ach）的实验中（1），“gatsun”这个词意指“大而重”；“fal”这个词意指“小而轻”。这种方法既可用于儿童，也可用于成人，因为就被试而言，问题的解决办法不以被试以前的经验或知识为先决条件。这种方法还考虑到，一个概念不是一种孤立的、僵化的、不变的形式，而是智力过程的主动部分，始终参与交流、理解和问题解决。新方法注重于对“概念形成的功能性条件”（functional conditions of concept formation）的研究。

里马特（F.Rimat）实施过一个精心设计的针对青少年概念形成的研究，该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这种新方法的一个变式。他的主要结论是，真正的概念形成超出了处于青春期以前一段时期的（preadolescents）儿童的能力，从而只能从青春期起方才开始概念形成。他写道：

我们已经明确地确认，儿童在没有他人帮助的情况下形成概括性的客观概念的能力，只有在12岁左右才显示快速增长……要求儿童在12岁以前就能摆脱知觉，用概念进行思维，这是超出心理可能性的（35，p.112）。

阿赫和里马特的调查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概念形成是以联想性联结（associative connections）为基础的。阿赫指出，联想存在于言语符号和物体之间，尽管多而且强烈，但其本身不足以形成概念。他的实验结果并未证实这一旧观念，即通过最大限度地增强一组物体的共同属性的联想性联结，并减弱这些物体的不同属性的联想，就能使一个概念得以发展。

阿赫的实验表明，概念形成是一种创造性过程，而不是机械的被动过程；一个概念产生和形成于一种复杂操作的过程之中，这种复杂操作的目的在于解决某种问题；而且，仅仅具备有利于词语和物体机械联结的外部条件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概念。按照他的观点，概念形成中的决定因素是所谓的决定性倾向（determining tendency）。

在阿赫以前，心理学假设了决定我们观念流（flow of ideas）的两种基本倾向：通过联想的再现和保持（perseveration）。第一种倾向是把与以往经验有关联的意象和目前占居心中的意象一并回忆起来的倾向。第二种倾向是使每种意象恢复并重新渗透进意象流（flow of images）的倾向。在阿赫的早期调查中，他表明这两种倾向未能解释有目的的、有指向的思维活动。因此，他假设这些思维受第三种倾向的制约，也就是受“决定性倾向”的制约，它是由目标意象（image of the goal）来构建的。阿赫的概念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实验任务所创制的决定性倾向的制约作用，就不可能形成新的概念。

根据阿赫的图式（schema），概念形成并不遵循一种联想链（associative chain）的模式，在这种联想链中，一个环节引起了另一个环节；概念形成是一种目标指向（aim-directed）的过程，是为通向最终目标的各个步骤进行服务的一系列操作。记住一些词语，并把词语与物体联系起来，这种活动本身并不导致概念形成；为了使概念形成的过程得以进行，必须呈现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除非通过形成新概念，否则这个问题便无法解决。

可是，光有概念形成过程的这个特征还是不够的。实验任务能够被尚未达到12岁的儿童所理解和接受，而他们要到12岁时才能形成新概念。阿赫本人的研究表明，儿童与青少年和成人的区别不在于他们理解目标的方式，而在于他们心中努力实现这种目标的方式。D.乌斯纳兹（D.Usnadze）（44，45）对学前儿童概念形成的实验研究也表明，处于那个年龄的儿童，当用概念操作时像成人一样探讨问题，但是儿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是目标或决定性倾向，而是其他未被这些研究者探讨过的因素，在成人的概念思维和儿童的独特思维形式之间造成基本的差别。

乌斯纳兹指出，充分形成的概念相对来说出现得较晚，儿童早期就开始运用词语，在词语的帮助下与成人建立起相互了解，并在儿童中间建立起相互了解。鉴于这一观点，他得出结论说，词语接替了概念的功能，而且远在它们达到作为充分发展的思维特征的概念水平以前充当交流的手段。

于是，我们便面临以下的情况：一名儿童能够掌握一个问题，并且在他发展的早期阶段去想象问题设置的目标；由于了解和交流的任务对于儿童和成人来说都是基本相似的，因此儿童能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发展起概念的功能性对应词（functional equivalents），但是，他用以处理这些任务的思维形式在组成、结构以及操作方式上是与成人的思维形式明显不同的。关于概念形成过程的主要问题——或者说关于目标指向的活动——实际上是一个完成该操作的工具问题。例如，我们不能说劳动是由人类的需要所激起的，这样说不足以解释劳动问题。我们还必须考虑工具的使用，动用一些合适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些工具劳动便无法完成。为了解释人类行为的高级形式，我们必须揭示人类用以学会组织和指导其行为的工具。

所有的高级心理机能都是中介过程（mediated processes），而符号则是用来掌握并指导这些高级心理机能的基本工具。中介的符号（mediating sign）被结合进高级心理机能的结构中去，作为整个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事实上是一个核心部分。在概念形成中，符号便是词，词在形成一个概念时一开始便起着工具作用，后来又成为概念的象征。在阿赫的实验中，词的这种作用并未获得充分的重视。阿赫的研究虽然具有怀疑概念形成中机械主义观点的功绩，但是他却没有在发生上（genetically）、功能上或结构上揭示这种过程的真正本质。该研究由于其纯目的论（purely teleological）解释而走错了方向，这种纯目的论解释武断地宣称，目标本身通过决定性倾向创造了合适的活动——也就是说，问题具有其自己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