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通过对思维和言语的发生学（genetic）研究，我们所揭示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思维和言语的关系经历了很多变化。思维的进展并不是与言语的进展同步的。它们的两条发展曲线（growth curves）是相交的（cross），而且是不断相交的。这两条曲线可能会变成直线，而且齐头并进，甚至有时会合并成一条线，但是它们总是会分开的。这个规律对种系发生（phylogeny）和个体发生（ontogeny）都是适用的。
在动物身上，言语和思维发生的根源并不相同，各自的发展路线也不相同。这一事实为苛勒（W.Koehler）和耶基斯（R.Yerkes）以及其他人关于类人猿的研究所证实。苛勒的实验证明，在动物身上出现的初期智力（embryonic intellect）——即严格意义上的思维——与言语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类人猿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也会迂回曲折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一过程中，类人猿所表现出的“创造力”（inventions），虽然只能算作初步的思维，但仍可归属于思维发展的前语言阶段（prelinguistic phase）。
苛勒认为，他的研究证明，黑猩猩有着与人类同样类型的智力行为（intellectual behavior）的开端。由于类人猿没有言语“这个极其有价值的技术助手”，缺乏意象（images）“这个最重要的智力材料”，所以它和最为原始的人类之间才有明显的区别，致使“黑猩猩连最起码的文化发展也无法达到”（18，pp.191～192）。
心理学界的各个不同流派对苛勒所发现的事实如何作出理论上的解释意见是很不一致的。他的研究成果所引发的大多数评论文章代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更为有意义的是，没有人对苛勒发现的事实表示怀疑，也没有人对他的推论（这个推论特别令我们感兴趣）表示怀疑：黑猩猩的行为并不依赖于言语。甚至连心理学家和内省主义者（introspectionists）都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心理学家［例如桑代克（E.Thorndike）或博罗夫斯基（V.Borovskij）］认为，黑猩猩的行为仅仅反映了本能的（instinct）机制和“尝试-错误”（trial-and-error）的学习，“除了已经为人们所知的习惯形成过程之外，别无其他”（4，p.179）。内省主义者则不想把智力贬低为类人猿最高级的行为。彪勒（K.Buehler）说得十分准确：黑猩猩的行为与言语完全无关；在人类身上，与使用工具有关的思维远不如其他形式的思维同言语和概念的联系来得多。
如果类人猿不具备语言的基础，也即根本没有类似于言语的东西，那么这个问题或许会十分简单。然而，我们确实在黑猩猩身上发现了比较完善的“语言”，就某些方面而言——主要是语音方面——与人类的言语并没有什么不一样。所谓黑猩猩的语言，是脱离其智力而起作用的语言，这就是黑猩猩语言的与众不同之处。苛勒花了多年时间在加纳利岛（Canary Island）类人猿观察站研究黑猩猩。他告诉我们，黑猩猩所发出的言词只能表示各种欲望和主观心态（subjective states）；这些言词是表达情感的，而不是表示任何“客观”的东西（19，p.27）。可是，黑猩猩和人类的语音有很多要素（elements）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认为，虽然黑猩猩没有人类那样的言语，但这并不是由任何外在的原因（peripheral causes）所造成的。
黑猩猩是非常合群的动物，当别的黑猩猩在它身边的时候，它会作出强烈的反应。苛勒描述了黑猩猩之间多种多样的“语言交际”形式。首先，它们有着一系列丰富的情感性表达（affective expressions）：变化脸部表情，打手势，发嗓音。其次，它们能做一些表示社会情绪（social emotions）的动作，例如，表示问候的手势等。类人猿既能“理解”（understanding）相互之间的手势，又能通过手势来“表达”（expressing）与其他动物有关的欲望。如果一头黑猩猩要别的黑猩猩做什么动作或一起做什么动作，它通常自己先做一遍。例如，它若要“邀请”另一头黑猩猩跟着它走，它就会推那黑猩猩一下，并表演走路的起步动作。它若要另一头黑猩猩给它一只香蕉，它就会朝空中抓一下。所有这些动作都是直接与行为本身有关的手势。苛勒曾提到，实验人员也开始使用基本相似的交际方式来把期望类人猿要做的事情传达给它们。
总的来说，这些观察到的情况证实了冯特（W.Wundt）的看法。冯特认为，示意性手势（pointing gestures）是人类言语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这一点在动物身上并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他指出，类人猿的某些手势是处在从理解性向示意性过渡的某种形式（56，p.219）。我们认为，这个过渡阶段的手势是从纯粹的情感性表达转向客观性语言的很重要的一步。
然而，在动物的各种活动中，没有证据表明动物达到了这个客观表述的阶段。苛勒观察了黑猩猩玩弄彩色粘土时的情形，它先是用嘴唇和舌头来“画画”，后来再用真的画笔；但是，这些动物——它们通常会转而模仿使用工具，模仿实验中“认真”习得的其他行为，然后，把这些模仿行为迁移到“现实生活”——在它们的画里根本表达不出它们所要表述的意愿，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它们在表达某些客体的意义。苛勒说：
某些事实提醒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黑猩猩的行为。我们知道，从来没有游客把大猩猩或黑猩猩错当成人。我们也知道，从来没有人看到过在黑猩猩中有着任何传统的工具或方法，而这些工具或方法，对人类来说，尽管部落之间有所不同，但却标志着代代相传的曾经作出过的发现；在沙岩或陶土上没有刻画什么可被用来当作表示任何东西的图案，甚至连游戏中乱涂乱画的装饰品也没有；没有表述性语言，例如，没有相当于名字那样的声音。把所有这一切联系起来看，一定有某种内在的原因（intrinsic causes）（7，p.20）。
在对类人猿进行观察的现代学者中，似乎只有耶基斯不用“内在原因”的说法来解释类人猿没有言语的事实。他对黑猩猩的智力所进行的研究获得了与苛勒所进行的研究相类似的资料；可是，在作出结论时，他的说法更进了一步：他承认在黑猩猩身上有“高级观念”（higher ideation）——事实上，这种高级观念处于3岁以下儿童的智力水平（57，p.132）。
耶基斯所说的高级观念是从类人猿和人类行为的表面相似中推断出来的；他没拿出什么客观的证据来证明黑猩猩是靠高级观念，也即靠“意象”（images）来解决问题或寻求刺激的。在研究高等动物时，类比（analogy）方法可以有效地用于客观性的范围，但是将假设建立在类比的基础上，几乎不是科学的方法。
另一方面，苛勒在探究黑猩猩智力过程的本质时，不只使用了类比的方法。他用精确的实验分析（experimental analysis）阐明了动物行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们是否同时看到了一个情境的全部要素——这是动物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在早期实验中，如果动物在获取栅栏外面水果时所用的枝条被稍微地移动一下，那么它们便无法一眼看到工具（枝条）和目标（水果）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困难起来，而且通常是不可能的。类人猿能够学会用一根枝条插入另一根枝条的缺口处，以此方法来制成较长的工具。如果两根枝条在它们手中拿着的时候正好是交叉的，呈×状，那么它们就不能完成使工具伸长那种很普通又很熟练的动作。从苛勒进行的许多实验里，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同样的例子。
苛勒认为，实际地呈现足够简单的情境，是对黑猩猩智力进行研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它们的智力就无法起作用；他断定，意象（或“观念”）的固有局限性是黑猩猩智力行为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赞同苛勒的论点，那么耶基斯的假设就似乎非常值得怀疑了。
耶基斯对黑猩猩的智力与言语予以实验的和观察的研究，据此，提供了有关黑猩猩语言发展的新材料，提出了用来解释黑猩猩为什么缺乏实际的言语的新理论。他说：“在年幼的黑猩猩中，有声反应（vocal reactions）是很常见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是他们并不具有人类意义上的言语”（58，p.53）。它们的发声器官同人类一样完善，功能也一样好。它们所缺乏的只是模仿声音的倾向。它们的模仿几乎完全有赖于视觉的刺激（optical stimuli）；它们能模仿行为，但不能模仿声音。它们难以像鹦鹉那样成功地学舌。
如果鹦鹉所具有的富于模仿的倾向同黑猩猩的智力结合起来，那么黑猩猩无疑就会有言语，因为它不仅具有为了实际的言语目的而运用声音的智力类型和水平，而且具有能够与人类媲美的发声机制（voice mechanism）（58，p.53）。
耶基斯在他的实验中曾运用过四种方法来教黑猩猩说话，结果，这些方法无一成功。当然，这样的失败原则上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教黑猩猩说话。其实，问题出在实验者身上。苛勒认为，如果对黑猩猩的智力所进行的早期研究无法证实它们有智力，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确实没有，而是因为方法不当，不懂得使黑猩猩智力得以展现的难度有一定的范围，不懂得黑猩猩的智力取决于某种综合的视觉情境。苛勒曾俏皮地说过，“对于智力的调查研究，必须既检验被试也检验实验者”（18，p.191）。
耶基斯的实验原则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实验只是再一次表明类人猿根本没有人类那样的言语，甚至连萌芽状态的人类言语也没有。如果我们把这一结论与我们从其他信息源中得悉的结论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会假定类人猿很可能不具有真正的言语。
既然类人猿具有言语所必需的发声器官和音域，那么为什么还不能说话呢？耶基斯认为，原因在于缺乏言语模仿的能力，或者说言语模仿的能力很差。这一点可能是使他的实验产生相反结果的直接原因，但是他错误地认为这是类人猿缺乏言语的根本原因。尽管耶基斯把这一论点视作已经确立的结论，但是我们关于黑猩猩智力所知道的一切情况证明了这种论点纯属谬误。
耶基斯可能有一种检验他的论点的极好方法，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采用这种方法。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我们会很乐意地使用这种方法。在对动物进行语言技能方面的训练时，我们应该排除听觉因素。语言不一定依赖于声音。例如，聋哑人的手势语言，还有唇读方法，这也是通过动作来表述意思的。在原始人的语言里，手势和声音并用，而且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原则上，语言并不依赖于语言材料（language material）的性质。如果黑猩猩确实具有获得类似于人类语言那种东西所需的智力，而且问题的症结在于黑猩猩缺乏语言模仿能力，那么黑猩猩应该能够在实验中掌握一些惯用的手势，这些惯用手势所具有的心理机能（psychological function）与惯用的声音所具有的心理机能完全一样。例如，正像耶基斯本人所推测的那样，可以训练黑猩猩用手势，而不是用声音。采用什么手段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信号的功能性用途（functional use of signs），也即像人类言语那样起作用的信号。
这种方法尚未有人试验过，我们无法确定效果会怎么样；但是，根据我们所知的关于黑猩猩行为的一切情况，包括耶基斯的材料在内，已经证明要使黑猩猩学会机能性言语是毫无希望的。没有迹象表明黑猩猩会使用信号，人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黑猩猩使用信号的事情。客观地说，我们所知道的并不是黑猩猩具有高级观念，而是在某些条件下它们能够制作简单的工具和求助“迂回”（detours）的方法，这些条件包括一种完全可以看得见的、非常明确的情境。当黑猩猩面临那些并不涉及直接可以感知结构的问题，而是集中于某种别的结构（例如，机械性结构）的问题时，它们的行为就会从顿悟型（insightful type）转变成纯粹的和简单的尝试-错误方法（trial-and-errormethod）。
对类人猿来说，有效的智力机能所需的条件是否也是发现言语或发现信号的机能性用途所需的条件呢？当然不是。能否发现言语，这在任何情境里都不可能由某种视觉体系所决定。它需要一种不同类别的智力操作（intellectual operation）。在黑猩猩的活动范围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操作迹象存在，因此大多数研究者假定黑猩猩缺乏这种能力。这种缺乏或许就是黑猩猩和人类智力之间的主要区别。
苛勒曾引进“顿悟”（einsicht）这个术语来指黑猩猩能够实施的智力操作。选择这个术语并不是偶然的。考夫卡（K.Kafka）指出苛勒用这个术语从字面意思上看主要意指“领会”（seeing），一般说来是对各种关系的“领会”，或者与盲目行动相反的领会（17，p.130）。
必须指出的是，苛勒从来没有给“顿悟”下过定义，也没有详细阐释过它的理论。由于没有理论上的解释，在运用这个术语时就有点含糊不清：有时它意指操作本身的具体特征，也即黑猩猩行为的结构；有时它意指为这些行为作准备的心理过程，也即内部的“操作计划”（plan of operations）。苛勒没有对智力反应的机制（mechanism of the intellectual reaction）提出进一步的假设，但是，很清楚的是，无论这种机制如何发挥作用，无论我们把智力定位在哪里——定位在黑猩猩的本身行为中或定位在某个准备性的内部过程（大脑的或肌肉神经的过程）——这个论点是令人信服的，即决定这种反应的不是记忆痕迹（memory traces），而是视觉上呈现的情境。如果黑猩猩不能有目的地同时或半同时地（quasi-simultaneously）领会工具的话〔1〕，对于解决特定的问题来说，即使最好的工具也无济于事。因此，考虑了“顿悟”的问题，不会改变我们的结论，也就是说，即使黑猩猩具有鹦鹉的天赋，也完全不可能成功地获得言语。
可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黑猩猩具有自己的相当丰富的语言。耶基斯的合作者勒尼德（B.Learned）编辑了一本有32种言语要素或“单词”的词典。这些单词不仅在语音上类似于人类的言语，而且含有某种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由某些情境或物体所引发的，这些情境或物体同愉悦或不快，或激励性的欲望、怨恨、恐惧等有关（58，p.54）。这些“单词”是在类人猿等着喂食和吃饭时被记录下来的，或者当类人猿看见人出现时，或者当两只黑猩猩单独在一起时被记录下来的。它们是情感性的发声反应，或多或少是与喂食或其他重要情境有关的刺激相分化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以条件反射的方式与这些刺激联系着：一种完全情绪化的语言。
与这种类人猿言语的描述有关的是，我们应该明白三点：第一，声音的产生与情感性手势相一致（尤其是在黑猩猩非常激动的时候），这种一致性并不局限于类人猿——相反，它在能够发出声音的各种动物身上很常见。人类的言语无疑起源于这种表述性发声反应（expressive vocal reactions）。
第二，在黑猩猩身上产生的丰富的发声反应的情感状态对智力的机能是不利的。苛勒曾多次提到，黑猩猩身上的情绪反应，特别是极度紧张的反应，使智力操作无法同时进行。
第三，必须再一次强调的是，这样的情绪性释放不仅仅是类人猿身上才有的言语机能。如同其他动物和人类的情况一样，它也是一种与同种其他动物进行心理交往的手段。在耶基斯和勒尼德所研究的黑猩猩身上，在苛勒所研究的类人猿身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言语的机能。但是它同智力反应无关，也就是说它同思维无关。它起源于情绪，并且很清楚，是全部情绪征象（total emotioal syndrome）的一部分，不过是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满足某一特殊机能的一部分。它与告知或影响其他动物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试图是两码事。从本质上来看，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instinctive reaction），或者说是与本能的反应非常接近的某种东西。
毫无疑问，从生物学角度看，这种言语机能是十分古老的，在发生学上，它同动物群的首领所发出的可见的信号和有声的信号相关联。弗里希（K.V.Frisch）在最近出版的研究蜜蜂语言的报告中描述了非常有趣的、理论上很重要的各种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是互相交替或联系的（10），无疑起源于本能。尽管这些行为表现在形式上有所差异，但是它们基本上是与黑猩猩的言语交往相类似的。这个相似性再一次表明黑猩猩的“交际”并不依赖于任何智力活动。
我们之所以对类人猿语言与智力的各项研究进行分析，目的是想阐明在这些机能的种系发展过程中思维与言语的关系。现在，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结论，它们对于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是会很有帮助的：
（1）思维与言语具有不同的发生学根源。
（2）这两个机能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彼此独立。
（3）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明确的和不变的。
（4）类人猿在某些方面（萌芽状态的使用工具）表现出像人类智力那样的东西，而在完全不同的其他方面［言语的语音方面，释放机能（release function），社交机能的开始］则表现出像人类语言那样的东西。
（5）在类人猿身上，没有人类所特有的思维与语言之间非常接近的一致性。
（6）在思维与言语的发展过程中，思维发展有前语言阶段，言语发展有前智力阶段，两者的表现是非常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