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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了外部言语的简略形式以后，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内部言语的同一现象中来，这种简略在内部言语中不是例外而是规律。对口头言语、内部言语和书面言语中的简略形式作比较将会有所教益。书面交流依靠词的形式意义（formal meanings），而且比起口头言语需要更多数量的词，以便传递同样的想法。书面言语是写给一名不在场的人的，对方的心中几乎不存在与作者同样的主语，因此，文章必须充分展开；句法分化达到最大程度；而且使用的表述方式在口头言语的对话中会显得不自然。格里博耶夫（A.Griboedov）的“他的说话像写作”指的就是日常言语中那种精心组织的结构所引起的滑稽可笑的结果。

近来，语言的多功能性质已经吸引了语言学家们的密切注意，洪堡（W.Humboldt）在阐释诗歌和散文时也已经指出了语言的这种多功能性质——诗歌和散文这两种形式在功能上十分不同，在它们所采用的手法上也十分不同。按照洪堡的说法，诗歌和音乐不可分割，而散文则完全有赖于语言，并受思维支配。结果，诗歌和散文均有其自己的措词风格、语法和句法。这是极为重要的概念，尽管洪堡和后来进一步发展他的思想的人都未能充分认识到它的涵意。他们仅仅区分了诗歌和散文，而且在散文中仅仅区分了观念的交换和一般的交谈，也就是说仅仅区分了信息的交换和常规的闲聊。在言语中，还有其他重要的功能区别。其中一个区别是对话和独白之间的区别。书面言语和内部言语代表独白；而在大多数情形中，口头言语则代表对话。

对话通常预先假定对话双方充分了解主语，这样方能容许简略言语，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容许讲纯粹谓语性句子。对话还预先假定言者和听者能彼此看见对方，看到双方的脸部表情和姿势，听到他们声音的语调。我们已经讨论了简略形式，这里将单单考虑听觉方面。我们用陀思妥耶夫斯基（F.Dostoevski）《一位作家的日记》（the Diary of a Writer）中经典例子来说明语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细致地区分对词义的理解。

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了一群酒鬼的谈话，这些谈话完全由一个不宜付印的词语组成：

一个星期日的夜晚，我恰巧和6个喝得烂醉的年轻工人一起步行，与他们相隔大约15步的距离，我突然意识到所有的思想、感情，甚至一系列推理都可以用一个名词来表达，而且这个名词极短。一个年轻的家伙把这个词说得粗鲁而有力，以表示他对他们一直谈论的事情极端蔑视。另一个家伙用同样的名词作了回答，但却采用十分不同的语调和意思——怀疑第一个家伙的否定态度究竟有没有根据。第三个醉鬼突然朝第一个人发怒，并粗暴地闯进对话中来，喊着同一个名词，这次这个名词却用作一种咀咒和猥亵。现在，第二个家伙又插了进来，朝第三个人发怒，认为他是侵入者，并制止他，意思是“你为何要插嘴，我们本来正在心平气和地讨论事情，而你却跑来骂人”。接着，他把这全部意思用一个词来表达，就是那个历史悠久的同样的词，此外他还举起手，把它放在第三个家伙的肩头。突然间，第四个人，也就是那帮人里最年轻的，在此之前他一直保持沉默，大概以为已经突然找到了引起争端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以狂喜的姿态举起一只手并大叫道……我想出了，你想出了吗？我找到办法了吗？不，没有想出，也没有找到办法；他重复同一个不宜印刷的名词，只是一个词，仅仅一个，不过带着狂喜，用快乐的尖叫——由于这种快乐的尖叫显然太强烈了，以致于第六个醉鬼，也是这帮人中年龄最大的醉鬼，一个看上去闷闷不乐的家伙，并不喜欢这种情况，于是他打断了那个幼稚者的喜悦，用一种阴郁的和规劝的低音对他讲话，并且重复……是的，仍然采用那个名词，这是当女士们在场时禁用的那个词，可是这时那个名词显然是指“你大声嚷嚷嘶破嗓子究竟为什么？”于是，不说其他任何一个词，他们重复那个所爱的词达6次之多，一个接着一个，而且彼此完全理解（《一位作家的日记》，1873年）。

词的这种曲折变化（inflection）反映了心理学上的上下文关系或前后关系（psychological context），只有在这种上下文关系中，一个词才能够被理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中，第一个人持蔑视的否定态度，第二个怀疑，第三个发怒。当上下文像在这个例子中一样清楚时，实际上就有可能只用一个词来传递一切思想、感情，甚至整个一系列推理过程。

在书面言语中，由于声调和主语知识均已排除，我们被迫使用更多的词，并要确切地使用这些词。书面言语是最精心组织的言语形式。

有些语言学家认为对话是口头言语的自然形式，是语言充分反映其性质的言语形式，而独白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工雕琢的。心理学的研究毋庸置疑地证明，独白确实是一种更加高级更加复杂的形式，而且属于晚些时候的历史发展产物。然而，目前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涉及言语的简略倾向时对它们加以比较。

口语的速度是不利于系统阐述的复杂过程的——它没有时间细细琢磨并选择。对话意味着直接的未经事先沉思的发声。它由一些回答和巧辩组成；它是一系列反应。比较而言，独白是一种复杂的结构；可以从容不迫地和有意识地进行语言的精心组织。

在书面言语中，由于缺乏情境的和表述性的支持，因此只有通过词和词的组合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这就要求言语活动采用复杂的形式——于是就要使用草稿。从草稿向定稿的演变反映了我们的心理过程。在书面言语中，计划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在我们实际上不打草稿时也是如此。通常，我们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打算写的东西；这也是打草稿，尽管只是打腹稿而已。正如我们在前面一章中说明的那样，这种腹稿是内部言语。由于内部言语不仅在书面言语中起着草稿的作用，而且在口头言语中也起着草稿的作用，因此，我们在涉及简略倾向和谓语倾向时将这两种形式与内部言语作一比较。

这种简略倾向和谓语倾向在书面言语中根本找不到，只有在口头言语中才能找到，但却始终在内部言语中产生。谓语化是内部言语的自然形式；从心理学上讲，它仅由谓语组成。省略主语是内部言语的一条规律，正像书面言语包括主语和谓语这一规律一样。

对这一由实验确立的事实，关键是在内部言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促进纯粹谓语化的因素：我们了解我们正在考虑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始终了解主语和情境。交谈中双方的心理接触可能建立起一种相互知觉（mutual perception），这种相互知觉能导致对简略言语的理解。在内部言语中，这种“相互”知觉始终存在着，以绝对的形式存在着；因此，实际上，甚至最复杂的思想的无词“交流”也就成为一种规律了。

谓语化的优势是发展的产物。开始时，自我中心言语在结构上是与社会言语一致的，但是，在它转化为内部言语的过程中，随着它被一种十分完整的谓语化句法（predicative syntax）所控制，它逐渐变得不完整和不紧凑了。实验结果清楚表明这种新句法如何占居支配地位的。儿童谈论他看到的事物或听到的事物或在特定时刻所做的事情，结果，他往往省略主语以及与主语有关联的一切词，使他的言语越来越简缩，直到只留下谓语部分为止。自我中心言语的特殊功能越分化，它的句法特征也就越明显——这些句法特征便是简化和谓语化。与这种变化一起发生的是发声的减少。当我们和自己交谈时，我们所需的词数甚至比基蒂和列文所用的词数还要少。内部言语是一种差不多无词的言语。

由于句法和声音降到最低限度，意义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突出了。内部言语与语义一起运作，而不是与语音一起运作。内部言语的特殊语义结构也对简略作出了贡献。在内部言语中，语义的句法比语法的句法并不缺乏开创性。我们的研究确定了内部言语的三个主要的语义特征。

第一个特征，而且是基本的特征是，一个词的意思（sense）比它的意义（aning）更占优势——这一区分要归功于波扬（F.paulhan）。根据他的观点，一个词的意思是由该词在我们意识中引起的一切心理事件的总和。它是一个动态的、流动的、复合的整体，有着若干稳定性不等的区域（zone）。意义仅仅是意思区域中的一个区，是一个最稳定和最精确的区。一个词从它赖以出现的上下文中获得它的意思；而在不同的上下文里，它就有可能改变它的意思。在整个意思变化过程中意义保持稳定。一个词的辞典意义不过是意思大厦中的一块砖石而已，不过是在言语中发现多样化的现实的可能性而已。

在前面提到的克雷洛夫寓言《蜻蜓和蚂蚁》中，最后一些话是说明意思和意义之间差别的良好例证。“去跳舞吧！”这句话具有明确而又一致的意义，但是，在这篇寓言的上下文中，它们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理智和情感的意思。它们意指“你去享受”和“死亡”。词从上下文中通过意思获得的多样性是词义动力学（dynamics of wordmearbings）的基本规律。处于上下文中的一个词要比处于孤立状态中的一个词多些词义和少些词义：所谓多些词义，因为它获得了新的内容；所谓少些词义，因为它的意义受到上下文的限制和局限。波扬说，一个词的意思是一种复合的、运动的和变化多端的现象；它在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和不同的情境中变化着，而且几乎是无限制的。一个词从句子中获得它的意思，句子从段落中获得它的意思，段落从书中获得它的意思，而书则从作者的全部著作中获得它的意思。

波扬分析了词和意思之间的关系，表明它们比起词和意义来彼此之间更加独立，从而为心理学提供了进一步的服务。长期以来，人们就知道词可以改变它们的意思。最近，人们指出，意思也可以改变词，或者，观念也往往改变其名称。正如一个词的意思与整个词相联系，而不是与它的单一的声音相联系一样，一句句子的意思也与整个句子相联系，而不是与句子中个别的词相联系。因此，有时一个词可以被另一个词所取代而不改变其意思。相对来说，词和意思是彼此独立的。

在内部言语中，意思支配意义，句子支配词，上下文支配句子，这是规律。

上述观点导致我们研究内部言语的其他语义特征。两者都涉及词的结合。其中之一很像粘合法构词（agglutination）——这是在某些语言中十分常见的组合构词法，相对来说在其他语言中则少见。德语通常由若干词或短语构成一个名词。在有些原始语言中，这种词的粘合是普遍规律。当若干词合并成一个词的时候，新词不仅表示一种复合的观念，而且也指明包含在该观念中的所有独立的要素。由于重点始终放在主要的词根或观念上面，因此这类语言是容易理解的。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表现出一些相似的现象。随着自我中心言语接近内部言语，儿童越来越多地使用粘合法构词，将此作为形成复合词的一种方法，以便表述复合的想法。

内部言语的第三种基本语义特征是词的意思结合和统一的方式——受不同规律支配的过程，这些不同的规律来自占支配地位的意义的结合。当我们观察自我中心言语中把词统一起来的单一方式时，我们称它为“意思的注入”（influx of sense）。这些不同词的意思彼此注入——字面上称作彼此“影响”——以致于把早先的意思也包容进去，而且修改了后来的意思。于是，在一本书中或一首诗中不断重现的一个词有时吸收了书或诗中所包含的各种意思，并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著作本身。一件文学作品的标题往往表述了作品的内容，而且要比一件绘画或一首音乐的名称在更大程度上完成它的意思。像《唐·吉诃德》（Don Quixote）、《哈姆雷特》（Hamlet）和《安娜·卡列尼娜》等书目十分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一部作品的整个意思包含在一个名称中。另一个非凡的例子是戈果里（N.Gogol）的《死魂灵》（Dead Souls）。原先，这一题目指的是一些死去的农奴，他们的名字还没有从正式的名单上删掉，因此仍旧可以进行买卖，好像他们仍旧活着一样。就是在这一意思上，这几个词贯穿全书而被使用着，作品本身也就是围绕着死者的这种交易而建立起来的。但是，通过这个词与整个作品的密切关系，“死魂灵”获得了新的意义，一种无限广泛的意思。当我们读到作品的结尾时，“死魂灵”对我们来说与其说是指死去的农奴，还不如说是指故事中的所有人物，他们虽然肉体上活着，但精神上却已经死了。

在内部言语中，这种现象达到了顶峰。单一的词如此渗透着意思，以致于在外部言语中需要许多词来对该词进行解释。毫无疑问，自我中心言语对他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J.B.华生说内部言语是难以理解的，即便它能够被记录下来，也难以理解。它的难以理解随着下述的有关现象进一步增强，托尔斯泰在外部言语中也偶尔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在《童年、少年和青年》（Childhood，Adolescence，and Youth）中，他描述了那些在心理上紧密接触的人们之间如何获得只有通过首字母才能了解的特定意义。在内部言语中，同一种类的习语发展着——这种习语是难以翻译成外部言语的语言。

我们将用这一点来总结我们对于内部言语特征的调查，它是我们在研究自我中心言语时首次观察到的。在寻求与外部言语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后者已经包容了内部言语的典型特征，至少可能包容了那些特征；谓语化，发声的减少，意思比意义占优势，粘合法构词，等等，也在外部言语的某些情况下表现出来。我们相信，它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即内部言语导源于自我中心言语与儿童的原始社会言语的分化。

我们的所有观察表明，内部言语是一种自主的言语功能（autonomous speech function）。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它是言语思维的一个独特层面（distinct plane）。很显然，从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的过渡并不是简单地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它不可能仅仅通过使无声言语有声化来达到。它是一个复合的和动态的过程，包括把内部言语的谓语的、习语的结构转化成能为他人听懂的、在句法上发音清晰的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