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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发生来看，思维与言语发展之间的关系要错综复杂得多；但是这里我们也可以区分出由两个不同的发生学根源派生出来的两种不同的发展路线。
儿童思维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前言语阶段（prespeech phase），这一点也仅仅是最近有了客观的证据才得到证实。苛勒有关黑猩猩的实验，经过适当的改进，被引入还未学会说话的儿童实验之中。苛勒有时为了进行比较还亲自做儿童实验，彪勒用同样的方式对一名儿童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结果对儿童和对类人猿来说都是相似的。
彪勒告诉我们，儿童的活动
与黑猩猩的活动非常相像，以至于儿童生命中的这个阶段可以很恰当地被称作“黑猩猩期”（chimpanzoid age）；在我们的实验被试身上，这个时期相当于10个月、11个月和12个月。……儿童的首次创造发生在这个黑猩猩期——当然是非常初级的创造，但是对于儿童的心理发展是极其重要的（7，p.46）。
如同在黑猩猩的实验中一样，从理论上说，儿童实验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发现了初期的智力反应并不依赖于言语。彪勒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过去，人们说言语是动物人化（menschwerden）的开始；也许是这样，不过，在言语之前还有包括运用工具在内的思维，例如对机械关系的理解，以及为了机械的目的而对机械手段的设计，或者，说得更简单点，在有言语之前，活动已经成了主观上有意义的东西——换言之，它是有意识、有目的的（7，p.48）。
人们早就知道，在儿童发展过程中，言语有着前智力的根源。儿童的牙牙学语、哭叫，甚至他说出的最初的词语，很明显是与思维发展毫无关系的言语发展阶段。这些表现被普遍视作是行为的主要情绪形式。然而，并不是所有这些形式都起着释放的机能作用。最近，对儿童行为的最初形式的研究，以及对儿童听到人类发音所作的最初反应的研究［由夏洛特·彪勒（Charlotte Buehler）和她的研究小组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言语的社交功能在第一年里（也即在言语发展的前智力阶段）就已经非常明显。对于人类发音所作的十分明确的反应，早在生命的第三周里就可以看到，在第二个月里就可以看到对人类发音首次作出特别的社交反应（5，p.124）。这些研究也证实了哭声、含糊不清的说话声、动作等等都是在儿童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可以看到的社交手段。
因此，我们在种系发生过程中看到的这两种言语机能，在不足1岁的儿童身上已经存在，而且很明显。
可是，最重要的发现是，在2岁左右的某一时刻，思维和言语的发展曲线在分开之前一直相遇并会合在一起以引起一种行为的新形式。斯特恩（W.Stern）对这一重大事件作了最先的也是最好的陈述。他表明征服语言的愿望（will to conquer language）是如何伴随着对言语的目的首次抱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而来的，这时儿童“有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发现”，也即“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名称”（40，p.108）。
这个关键时刻，即言语开始为智力服务，思维开始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时刻，是由两种明显的客观征象显示出来的：（1）儿童突然对词语抱有一种主动的好奇心，对每一件新东西都要问“这是什么”。（2）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他的词汇量迅速、飞快地增加。
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儿童（像某些动物那样）只认得少量的词，这些词（如同在条件反射中那样）替代着物品、人、行动、状态或欲望。在那个年龄，儿童只知道别人提供给他的词汇。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儿童感到有一种说话的需要，通过提出种种问题，试图主动地学会表示物品的语言符号。他好像已经发现了词语的符号功能。言语在早期是情感-意动的（affective-conative），现在进入了智力阶段。言语和思维发展的两根曲线会合在一起了。
这时，思维与语言的问题就产生了。让我们来花点时间考虑一下儿童在作出他的“伟大发现”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斯特恩的解释是否正确。
彪勒和考夫卡都把这一发现与黑猩猩的发明作比较。考夫卡认为，名称一旦为儿童所发现就成了物体的构造部分，正如枝条成了意欲获得水果的那部分情境一样。
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种类比的合理性，因为我们还要考察思维与言语的机能关系和结构关系。这里，我们暂且指出，“儿童的最伟大的发现”只有在思维和言语发展达到了某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时才有可能。换言之，没有思维活动，言语就不可能被“发现”。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1）思维和言语在个体发生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根源。
（2）在儿童的言语发展中，我们能够确证有一个前智力阶段，而在思维发展中，有一个前语言阶段。
（3）在某个时刻之前，两者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彼此之间是独立的。
（4）在某个时刻，这两根曲线会合，因此思维变成了言语的东西，而言语则成了理性的（rational）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