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开拓中的乌托邦文学
理想国与Atlantis都成了后世乌托邦小说的雏形。Utopia者，来自托马斯·莫尔1516年所写小说之名，这是莫尔根据古希腊语虚构的，以响亮的元音指涉“无何有之乡”，即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之国度。莫尔生于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书中讲述者拉斐尔·希拉斯德，即自称为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浦契[7]之随行人员。“乌托邦”就是希拉斯德发现的新世界，小说家言有意混入旅行家的记录，为当时空间世界的展开激发富有生机的想象。而莫尔又将“乌托邦”之历史追溯至甚为古老的时代，虽为新世界，却自有来已久，人类未来的理想蓝图再次萌生于公平正义的原始神话，而“乌托邦”之所以数千年来能保持此神话的纯洁性，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地理条件的易守难攻的优势，唯有几次海船失事，才有“槛外人”来此岛上，并永留于斯。这还是一个以耕种文明为命脉的理想国，自给自足，反对物质财富不必要的追求和积累。尤为突出的一点在于，“乌托邦”的动力资源基本在于人力，除了极少数人天赋才智，可专门从事思想研究工作外，大多数的人都在从事农业、手工业的体力劳动，并且奴隶制似乎尚未废除，只不过奴隶是由犯罪的人来充当，那些对心灵将发生损害而又不可避免的工作（比如屠宰）就要交给他们完成。(https://www.daowen.com)
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认为，莫尔作为“一位保守思想家和正统罗马天主教的捍卫者”，“在中世纪千禧年运动的千年盛世说和诺斯替教鲜明的二元（摩尼教式）前提中发现了乌托邦的结构特性”[8]，然而此种灵魂不灭与善恶二元对立的看法更可以看作是受了柏拉图思想的影响。这不同于基督教思想里上帝由无中创造一切的教义。莫尔写作《乌托邦》的大时代背景，乃是新世纪曙光中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这使得他有勇气冲破经院教义与封建暴政的压制，一方面回归古希腊先哲的思想怀抱，一方面接受世俗精神的洗礼，从而置疑宗教传统中关于天堂的宣讲，力求在人间建立一片可以栖息的乐土。Utopia一词根源于一种空间联想，它是一个遥远的海岛，或者是未被发现的地方，它的存在与维持，很大意义上要保证不理想的社会或国度的人们难以到达，从而也具有了一种二元对立结构，如同《斐多篇》里构想的世界的图景：地上的人们因为体弱或是懒惰，不能升到空气的表面上去，因之也不能看到真的天地和光，这就像海底的生物不能了解地上的世界一样。从天上看到的地球的光色也不同于在希腊某处的人看到的，而是一个美丽的世界。于是设想地球的别处，也许有更智慧的人，在那里可以认知太空，与天上的神灵交流。人死后的灵魂在地狱（Tartarus）特有的四条河流上运转，并与地上世界构成轮回。人对自己命运的选择需要认识这种宇宙活动的规律，因为选择对至善和智慧的追求或愚蠢地做下恶事，死后的灵魂是会得到相应的后果的，犯罪的要在地狱里受罚，德行出众的可以升至净地。乌托邦里的人不能理解外邦人的龌龊与愚蠢，正如天上接近至善的灵魂看不到地球的肮脏一样。有学者以为乌托邦只是西方近代的产物，“乌托邦没有普遍性。它只出现在有古典和基督教传统的社会里，换言之，只出现在西方”[9]。——这也就是“乌托邦”之说本身的悖论所在。它不同于中国的“大同”思想，后者包含着普及四海的“天下”观念。但是从广义上说，两种思想传统都注重其合乎理想人性的完美程度，虽然在现实中同样难以企及。
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书激发了以后几个世纪不同语言的乌托邦小说的不断重写。17世纪有培根（Bacon，Francis，1561-1626）《新大西岛》（1623年写作，1627年发表）、康帕内拉（Campanella，Tommaso，1568-1639）《太阳城》（1601年写成，1623年正式发表）、安德里亚（Andreae，Johann Valentin，1586-1654）《基督城》（1619年发表）。莫尔小说不重视科学的力量，他小说中反映的是一种对现代性所带有的那种变动和扩张的否定与警惕，他要维系的还是“小国寡民”的生产模式与社会训诫功能。而在培根他们的乌托邦小说那里，技术力量得到重视，物质生产开始扩大。《太阳城》中的文明极其看重星相术和天文学，政治上的最高领袖是宗教的司祭。城市的构造与政制的建设都要求合乎神秘的数字和星相的标准[10]。《太阳城》中的人把人类生活的命运看作是合乎宇宙天体的运行安排的，尤其近代的科学文明的大发展，乃是由巨蟹座、天蝎座、双鱼座组成的大三角在一定的黄道宫中的会合引起的。而这一切的发展将最终能够产生新的国家、新的法律、科学以及新的先知，这一切都是可预测到的进步世界。《太阳城》中的人已经发明了航空技术，并不断改进天文观测技术以及听取天空和声的助听器。培根和康帕内拉都是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倍尔那狄诺·特勒肖（Telesio，Bernardino，1508-1588）的学生，他们在原则上一致否定曲解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而提出与之相反，即基于实验、基于对自然的研究、其使命在于扩大人类对自然力控制的哲学[11]。《太阳城》中的人们都讨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信仰世界的永恒存在，并且认为人类文明的不断追求财富与强大其实暗合了上帝的崇高目的。
培根构想的乌托邦更为科学。所谓The New Atlantis，被称作“本色列岛”（Bensalem），乃是对柏拉图著作故事的延续。在这里，培根没有像他的前辈或是同学那样强调公有制的必要性，他容忍了私有制在他的理想国的存在，也同意社会等级有差异。他把本色列国家机构的核心放在了“所罗门宫”（Saloman's House），“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然而，这个国家的主要天然财富，它的最主要的工业部门也都集中在这个机构手中。似乎预言着一种知识资本、知识权力的出现。《基督城》一书以第一人称，叙述“我”乘“幻想号”之船远航于“科学之海”，再次因船只失事偶然来到了位于南极的基督城。这里非常重视科学的发展，无论物理、化学、数学，还是天文，都注重将之应用于实际，“这里实行的是一种应用科学”，他们的技术工人之间时常展开竞赛，表现出公民对自然科学普遍的热爱。
17世纪的乌托邦构想依然不能摆脱“小国寡民”的框架。烟涛微茫信难求的海上仙岛，永远对外界保持一种隔离的姿态。他们对政制结构都采取简化的办法，核心领袖是哲学王加大祭司。这样与世隔离的黄金世界势必不会对即将进入理性启蒙时代的18世纪人发生多大的影响，那时候的思想界具有的是“心忧天下之风范，世界公民之襟怀”。伏尔泰的世纪没人再重视莫尔的名著。乌托邦已经开始脱离文学的表现，人们努力于建构能将之普荫天下的社会理论和政治思想。
与此同时，文学领域出现一种新的书写乌托邦的方式。如斯威夫特（Swift，Jonathan，1667-1745）的《格列佛游记》（1726年），这部小说所述及的那些古怪国家的见闻比《镜花缘》里的描述还要奇异。在小人国与大人国，作者以相反的视角按比例描摹各自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一切又都只因这个外来的闯入者打破了平衡：他要么太大了，要么又太小，于是惊吓、猜疑、算计，随即纷纷而至。格列佛是小人国的巨人，是大人国的玩偶。生命仅仅是因为被命运的风浪抛至不同的空间，其价值的定义便会发生如此悬殊的结果，此亦可为小大之辨也。想必斯威夫特也有庄子“齐物”的智慧，然而他的通脱中偏多了一点西方犬儒者的厌世，一再把笔锋指向当时的英伦社会甚或整个人类世界，他不惜教他的主人公几度泛舟四海，如《天方夜谭》里的辛巴达一样冒险，然而格列佛没能像乌托邦里的旅行家们那么走运，看得到一个人类生活理想的栖居地。只有一个慧骃国，能使得厌倦浊世的旅人渴望驻足，但在那里人类被称作“耶胡”（Yahoo），永远不能改造成那里的公民，只能作为低等生物存在。斯威夫特从前写过《书之战》（The Battle of Books），这是最早把古代和现代对立起来看待的现代性问题思想文献之一，他倾心的是古代的圣贤，看不惯现代社会的生活和思想，他在《格列佛游记》里还讥笑了欢呼科学进步的人们：在飞岛，研究天文学的人总是担心天体会出乱子，比如太阳会太接近地球，彗星会撞到地球等等，这使得他们总在担惊受怕不能安眠，人生一般的欢乐也根本无心享受，早上人们见面第一个问题是询问太阳的健康。这就很类似忧天的杞人，不过作者的目的显然是在讽刺科学发展之后胸襟依旧狭窄的现代人，徒然增添了日益繁多复杂的知识，因为怯懦无能而不能发挥科学的正确判断与指导，不能将人类生活引向幸福的未来。于是，拉格多大科学院[12]的设计家们只会继续思考些关于从黄瓜里榨取阳光、从粪便里还原食物、将冰锻炼成火药的问题。斯威夫特由于这本书而受到几个世纪的争议，他被称为“反人类者”，因为他把牲畜说成比人还要高尚；他显然是一个人性本恶论者，在他的心目中，人类文明的发展根本不可能最终产生乌托邦这样的福地。当格列佛满怀怅惘地被慧骃国驱逐回人类世界的时候，反乌托邦（anti-Utopia）的题材也得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