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中国的乌托邦理想

二、古老中国的乌托邦 理想

在晚清大量输入科学小说、政治小说的过程中,一个横亘于西方整个文明史的神秘形象也已经悄然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这就是前文叙及的关于Atlantis的传说。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传统里面虽然没有生发出具体的那么一个“消逝的大陆”来激发乌托邦想象,但却同样存在着类似甚或丰富于乌托邦传统的一种理想设计。一般认为,《诗经·魏风·硕鼠》里的“乐土”可以当做是中国古代的乌托邦原型。

原始儒家思想里的乌托邦内核,包含在《礼记·礼运》所宣扬的“大同”世界里: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在主持了祭奠先王的仪式之后,感叹没有赶上昔日辉煌的盛世。由此可知原始儒家所说的“大同世界”,如同柏拉图的对话里所说到的亚特兰蒂斯一样,属于久远的过去。不过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柏拉图是把政治理想寄托在一个早已消失的文明上面,而孔子所伤感的,乃是对自身文明的陷落的追怀,正因为“天下无道”[24],所以作《春秋》来代行天子事,虽然如此,仍然以“王春正月”来保存《公羊传》派的“大一统”思想,于是“大同世界”看似怀古,实际上却是指向未来的。更需要指出“天下无道”和“天下为公”里面包含的空间观念不同于西方的空间乌托邦传统。“天下”的说法和中国传统宇宙观的盖天说相关,和《禹贡》里的地理观念也有关系,大致上说,天下以中国(两河流域)为中心,辐射出去,涵盖了所有的陆地。因而“天下为公”颇可以理解成类似于今天盛言的“全球化”理想。

道家思想里的乌托邦观念可以划分成两个类型:一种老子的乌托邦模式,所谓“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5]。类似提到“鸡狗之声相闻”的,还可见于《孟子·公孙丑上》、《淮南子·齐俗训》、《论衡·说日》,中心在于复归简朴、原始的上古社会生活,这属于反对文明扩展的乌托邦观念。

另一种是庄子著作中体现的乌托邦模式。《胠箧篇》云:“向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庄子认为文明进化云云使得圣盗并起,不如“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庄子对“至德之世”的眷顾,并非是和老子一样号召回顾原始社会。庄子并不是一个纯粹反对技术工巧的思想家,他对诸如“以大瓠浮乎江湖”、“庖丁解牛”、“散木托梦”等的描述表明以深奥玄妙的浑沌整体观念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思路。因此可以说庄子的乌托邦观念涵盖的是一种超越了时空限制、具有永恒意义的人类理想。

墨家、法家思想的乌托邦观念都属于技术乌托邦类型。墨子的政治理想也有复古色彩,不过他主张回到民间巫师管理社会生活的时代,而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又带有现代气息。法家的“焚书”主张里面也对民间技术网开一面,他们主要是反对儒家传统的人文精神,而片面强调运用法律手段的国家管理技术。

以上是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的代表思想中简略梳理一下先秦诸子各有特色的乌托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面这几种乌托邦大多有所表现。比如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谓儒家“大同”理想的最佳表达,而《桃花源记》再现了老子简朴原始的乌托邦构架。魏晋以来的道教徒,神化了庄子“藐姑射山神人”的寓言故事,结合汉代流行的《山海经》、《穆天子传》、《十洲记》等书,开发出“游仙诗”来,一时间关于海外仙境的想象,成为中国乌托邦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26]。这可算是庄子奇幻玄妙、超凡脱俗的乌托邦观念的一个变数了。

宋元以来三教合流的思潮引起以上几种乌托邦构想(或者再加上佛教思想里的“净土”、“往生”等观念)开始糅合,并且发生新变:在这里,“仙境”、“净土”、山水田园,都不是终极的理想世界,一切的根本在于向自己内心去寻求。佛教讲“出离”,首先重要的是“心解脱”,所以六祖拈出《维摩经·佛国品》“直心是净土”[27],开启中国禅宗的路线。张伯端《悟真篇》反映了受禅宗影响后的道家思想的变化,提出“教虽分三,道乃归一”[28],并推动金丹派转入内丹派,也就是强调内在修行,而不是炼丹成仙。同样,新儒家陆九渊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由此认为不同时空下的文明有于人心情理相互印证的理想[29]。

由此来看,元明以降兴盛起来的中国古典小说长篇,得了叙事文学的长处,便于铺陈历史、探究命运,由三教合流吸收整体文化信息,从而较之同时代诗文更能传达传统中国理想中的“上出”之象。除去《三国演义》过于写实,不在论题之内,其他以《西游记》、《水浒》、《红楼梦》为代表,都会借小说家言书写一个内在于故事整体的理想世界:关于《西游记》,清代人“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30],鲁迅以为此书纯粹出于游戏笔墨,无需从中求证道之理,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思想有直接来自《悟真篇》之处,猴猪妖魔种种异类、天宫地府佛土种种世界无非外在之相,核心精神还是在于皈依到“放心”[31]的境界;《水浒》讲述了一个以江湖道义维系的乌托邦的覆灭,然后背景却还包含着陈抟的传说[32],以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命运,读解起来也很难说得清楚,不过以忠义为内核的一种理想价值确是深入在梁山好汉们的内心世界的;再如《红楼梦》,关于此书中的乌托邦世界,余英时先生有专门的论述[33],其中主要看法是《红楼梦》里有两个鲜明对立的世界,大观园外是现实世界,大观园里是乌托邦世界,也就是书中的“太虚幻境”,然而作者苦心营造的与现实世界分隔的理想世界,却是建筑在会芳园的肮脏基础上面的,于是到头来金玉陷于泥淖,成为这个理想世界最真实的悲剧命运。这么三种乌托邦,分别代表了西方文化进入前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包涵着的三个最重要的时代感悟和理想价值。就小说史而言,类同于《西游记》的,还有《南游记》[34]、《西游补》[35]、《三遂平妖传》,而《西游记》中关于海外奇国的记述承接了《山海经》一路的传统,后启发《镜花缘》、《三宝太监西洋记》等小说的创作;《说呼全传》、《说岳全传》、《杨家府演义》一流可认为是模仿《水浒》的“忠义”理想;而《红楼梦》开启写情小说的新路线。

晚清时候,东西方文化发生接触、撞击,新的文化因素的进入是导致传统中国出现新变的契机。对晚清新小说家们影响很大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所信奉的君主立宪和富国强民,也正是晚清思想界的主流,并由此推动旧民主主义的变法维新。从康有为的思想来看,他有意识援引来的文化思想资源,乃是长期被遗忘在灰尘中的“今文经学”。康有为一面指责所谓古文经学没有社会关怀,一面借用公羊“三世说”表述一种直线前进的历史观,从中抒寄他对于中国必将进步、人类美好理想必将实现的历史乌托邦情怀。康有为的这种政治社会预言是把西方的政治价值体系(国家主义、社会进化论)和新教平等精神、还有大乘佛教的众生平等思想融入到儒家最古老的“大同”理想和以社会家庭化的“仁”的道德理想中去——这在19世纪末是最为激进的思想,一下子动摇了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知识世界。前文已经提到,康有为受到过贝拉米《回顾》的影响,他自己曾经评价:“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36]。

回顾晚清科幻小说的乌托邦设计,除却西方乌托邦文学的直接影响因素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在其中的反响。这在前文已有论述,不再展开分析。另外一个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的改革家谭嗣同,更是把“以太”和“仁”两个完全不在同一层次上的东西视为可以互补的力量,和当时极力区别道与器的界限的风气走截然相反的思路。这在《新石头记》里,就有东方德发明不杀人而战无不胜的新军事科技“仁术”,虽然具体的设计十分荒谬,却反映出当时欲将道德、科学两者合一的乌托邦构想。

晚清科幻小说也同时吸取了中国古典小说里的乌托邦因素。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月球殖民地小说》关于尚仁岛、鱼鳞国之类的记述风格有模仿《镜花缘》之处;《女娲石》十四回以后,金瑶瑟被差役目为革命党而遭其追捕,逃至大河边,自此小说情节多有类似于《水浒》第三十七回《船火儿大闹浔阳江》的地方,表现作者欲努力构建草莽间不受官府约束的“飞地”;《女娲石》写四十八位女豪杰、七十二位女博士生于人间共展宏图,这个算是自《镜花缘》就有的,姑且称之为女性乌托邦;而《新纪元》里的科技军事竞赛很像《西游记》、《封神榜》里的斗法[37];最教人难以琢磨的是《新石头记》的结尾,老少年在飞车上不小心把贾宝玉留下的通灵宝玉丢入“文明境界”东部仁字第十万区内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处,而这里正是当年孙悟空修道之处,“灵台方寸”、“斜月三星”的意思在从前的“西游悟道书”里都说就是“心”字,莫非吴趼人是在暗示所有的人间福祉和美好理想都先要从各人自己心性里面去寻求吗?其中似乎也暗合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不过要进一步理解,已经不能只局限在乌托邦的解读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