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复兴的想象性认同——新时期科幻小说的现代性主题

第一章　民族—国家复兴的想象性认同——新时期科幻小说的现代性主题

“毋庸置疑，20世纪文学史所提出的问题无非就是本世纪的一个不死的文化思想命题——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阐释。其文学的使命也围绕着这个命题而展开它想象的翅膀。”[1]“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创作，虽然几经曲折几遭摧残，依然顽强而真实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冲破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精神桎梏，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国家的民主富强、社会的进步正义等种种富于理性文明的现代性梦想。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古典文化传统在西方他者的冲击下已经不再具有创生的力量。中国的民族-国家主权受到了无情的挑战，被宰割，遭瓜分，甚至面临着无法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的深重危机。开创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包含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焦虑和梦想，而这种对现代性的渴求可以说贯穿在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学作品中，尤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中体现得更为炽烈。恰如有论者所言：“在欧洲，小说的兴起说到底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因为印刷术的机械化程度的提升，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导致人口密集，城市化和中产阶级的较大规模出现，以及私人收入的增加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小说兴起的必要条件。欧美现代小说的兴盛与现代性的关系是循序渐进式地相互关联的，它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平行地发展的结果。但在中国现代，现代小说的出现虽然与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和城市化相关，但更主要得益于强烈的思想文化变革运动的推动。现代小说的兴起几乎是强制性地与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2]因此，不论是中国总体的历史形态对作家创作做出要求，还是作家自发地用文本来参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认同，新时期文学（包括科幻小说）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样的历史现代性追求。

“中国的现代性大业迟迟不能实现的关键原因，还是民族-国家主权没有确立。过去的技术现代性、政体现代性和科学现代性之所以接连受挫，正是由于无法获得国家主权的有力保障。”[3]因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民族-国家的主权重新确立，意味着百年来备受侵略、压迫、奴役的中华民族终于重新站起来了，终于可以去实现中国的文明富强梦想了。然而，在十年“文革”中，“政治取代了一切”，中国社会在现代性的建设道路上停滞下来。在经历“文革”十年动荡之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精神、情感等方面遭遇了一场大浩劫，而且又与世界的发展步伐拉开了差距。尤其在当时全球尚处于两极对峙的世界冷战格局中，中国可以说处在了两个超级大国、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夹围之中，民族-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新时期伊始，经济建设成了中国现代性事业的中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以发展科学技术为契机，以“四化”建设为目标来全面振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当时，中共中央除了号召科学技术工作者、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解放军指战员投入到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洪流中去之外，还特别号召“全国青少年，发奋努力，学政治，学文化，树立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风气”。将几代人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所谓：“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文化的中华民族，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4]

“新的以和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文化规范诞生以前必然会经历痛苦的文化蜕变和自我斗争。”[5]要告别“苦难”的历史，就必须要对那段错误的历史从情感上来倾诉内心的痛楚，让受难者创痛的心灵在彼此的泪光中获得感情的认同，并且共同眺望光明的前景来弥合创口。重新确立目标和信心开始新的历史征程，建立新的社会情感认同，告别过去、开创未来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是“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6]。这种意识表现为两个主要层面：一个是在与历史（指“文革”十年）的决裂中，来探求未来的道路；另一个则主要是对历史进行反观和思考。

科幻小说与新时期其他文学类型一样，抚摸“伤痕”，反思“疼痛”，将社会历史的总要求和自己的创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科幻小说作家们从民族的“伤痕”入手批判“文革”、揭示“病痛”，来重新聚合受伤的心灵，建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金涛的短篇科幻小说《月光岛》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伤痕小说”。小说开篇就写道：“一场比十二级台风还要猛烈千百倍的政治风暴，汪洋恣肆地席卷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梅生这个毫无生活阅历的年轻大学生，像初次出海的水手，驾着一叶四处漏水的独木舟，在狂风恶浪中挣扎。”[7]这个东南海洋大学生物化学系的毕业生，被这场风暴“吹”到了荒凉的月光岛上，开始了他灯塔管理员的生涯。一天，他用从蚂蝗体内提取的“生命复原素”救活了一个跳海自杀的姑娘。不想，那姑娘却是他大学老师孟凡凯教授的独生女孟薇。孟教授早年留学海外，是新中国成立后回来报效祖国的爱国科学家，在“文革”中却遭受迫害，身陷囹圄。他的妻子在打击中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女儿孟薇也被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她的名字已经被饱蘸浓墨的黑笔从新生名册里轻轻地抹掉了，像抹去了一颗小小的灰尘……”这样的悲剧可以说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文革”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的个人和家庭的遭遇。

在这个相对清静的岛上，梅生和孟薇相爱了。但因为孟薇的身份，梅生被取消了公派留学的资格。当他从城里回到月光岛时，孟薇和岛上的渔民们已经一起飞向天狼星了。原来，据天狼星的先哲讲，“地球人是比天狼星人更高级、更文明、进化程度更高的伟大的生物群”[8]。于是，天狼星人以渔民的身份在月光岛上建立了考察地球文明的基地。可是，前来考察地球文明的天狼星人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孟薇在伤心欲绝中随外星人永远地离开了地球……

新时期用小说来叙述“文革”中受迫害知识分子的命运的作品很多，但《月光岛》却设计了梅生用“生命复原素”让孟薇死而复活的“新奇”情节，不仅塑造了科学工作者在艰难的历史时期对科学执著追求的高尚精神，也表达了作者对爱和正义的热烈歌赞。而用天狼星人的角度来观察地球的文明，则以“间离”的方式将“文革”的罪恶性暴露出来，使人对那段野蛮当道、文明倒退的悲剧性历史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同样以外星人来反观“文革”历史的“间离”手法，在郑文光的《地球镜像》里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运用。中国宇航员驾着“探索号”飞船来到一个有智慧生命居住的星球——乌伊齐德。“这个星球是黄色的，就像一只柠檬浮现在紫黑色天鹅绒般的宇宙空间。”可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乌伊齐德人却不愿与地球人接触，在地球人到达之前就乘着飞船全体迁移了，只留下一些全息电影供地球来的宇航员观看。中国宇航员从那些电影里观看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丽情景，看到了项羽的军队攻入秦阿房宫之后肆意烧杀的惨状，也看到了“20世纪的一场愚昧而野蛮的武斗”——“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们造反的暴烈而荒唐的场景。

“全息电影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掠过去了。虽然不全是战争，却也没有令狐申所设想的那些喜庆场面，大多数镜头是普通的、单调而贫困的古代乡村生活，在激流中奋斗的小艇的大特写，人和野兽的搏斗，大雷雨中瑟缩地战栗着的渔人……”[9]镜头将文明、野蛮、平庸组接在一起，仿佛在指出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在文明、野蛮、平庸之间来回摆荡曲折前进的。在郑文光看来，“文革”重蹈了人类历史野蛮的覆辙。然而历史地看，这场浩劫不能算悲剧，而只是一场让人痛苦的闹剧，因为这样的野蛮行径曾在人类的历史上反复重演。这篇小说，反映出了郑文光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思考。《地球镜像》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看到了现在，还使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朦胧景象。这篇小说的“新奇”之处是从外星人这个“间离”的角度来看地球的历史，从更先进的文明阶段来看地球人的文明。地球人不过是尚不够文明的野蛮人，尚处在相当落后的发展阶段，地球人的文明还必须演进和发展，应该走向更加光明、更加理性的未来。可以说，郑文光的《地球镜像》是参照了人类的文明史，来探察“文革”这道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伤痕”的，因此具有了较深邃的反思意义和“认知”价值。

郑文光在新时期创作的许多科幻小说，都以强烈的反省意识，比较集中地对“文革”这段历史作了深刻的反思。《海豚之神》是围绕着“造神运动”展开反思的。年轻的海豚研究员通过电脑翻译机告诉海豚阿聪，旁边水池新搬来的强壮的黑海豚叫做“神”。于是阿聪开始对“神”崇拜起来，即使被黑海豚弄得伤痕累累也在所不惜。它的行为被视为是原始人诞生宗教观念的一次复演。郑文光借小说人物的口加以发挥：“原始人类！我们现代人类呢？每天不都在产生新的宗教观念？没有神，我们也要造一个出来！我们能够讥笑海豚阿聪的愚蠢吗？我们有时候比它愚蠢得多！”[10]正是人们的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才造成了历史的迷魅。“文革”已经成了历史，但是对理性进行重建，对世界进行“祛魅”或许是留给现在和未来人们的未竟的任务吧。

如果说郑文光《海豚之神》是对“神”进行反思的话，那么《命运夜总会》则是对“人”的行为进行反思。人在历史的漩涡中该如何把握命运？人的命运该怎样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呢？这是郑文光在这篇中篇科幻小说中要反思和探讨的命题。

耿定源和莫凤凰夫妇因为有海外关系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关押在“牛棚”期间所看到的血淋淋的场面以及自身的遭遇所留下的阴影，成为他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噩梦。耿定源是一位法医，“他不但要不断地跟人身上的疾病打交道，而且还得跟社会的恶疾打交道。他手上的柳叶刀解剖的并不只是人体，而且还得解剖那远比人体组织复杂而扑朔迷离的社会本身”[11]。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一个有道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他的老同学——有黑衣秀士之称的徐国甡——在“文革”中被别人整完了之后开始整别人，继而平步青云把持要津，在乱世中成了“弄潮儿”。他用别人发明的干扰脑电波的仪器来整人，将人弄得神经错乱，在疯癫中自杀。“文革”结束后，徐国牲改名换姓来到H港开了一家命运夜总会，又成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弄潮儿”。可这位在历史的浪潮中“搏击”的人却对命运发出这样悲哀的感慨：“人生无常，镜花水月。远的呢，如秦始皇的一统霸业，成吉思汗横扫欧亚两洲的铁蹄；近的呢，‘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或者那个神气十足的女人，不是早就灰飞烟灭了吗？永恒的只有‘命运’！”[12]他在历史的波峰浪尖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自己的命运却无从把握。尽管他得到了很多，最终却似乎什么都没得到，最后在绝望中用那台曾致人于死地的脑电波干扰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与之相反，耿定源“不论是在北大荒的‘牛棚’里，还是在庄严的法庭上；无论是在他的解剖室里，还是来到这繁华的H港，总是一个样儿。这是一个稳稳地把‘命运’的缰绳抓在自己手里的人哪……”[13]

“文革”的历史总结起来可谓是：“有血淋淋的悲剧，也有廉价的闹剧。整人的和被整的，不过是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粉墨登场以后，戏散了，擦了脸上的油彩，一切都成了过去。”[14]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还有，每个人的命运，都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真的在历史的漩涡中把握自己的命运，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坚持人间的沧桑正道。正如历史的舞台上总有正角、反角和丑角；正如对于徐国甡的死，莫凤凰非常冷静地分析道：“像他这号人，我敢说，中国要是再有个风吹草动，他仍然会再爬上去的！”[15]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徐国甡这类跳梁小丑的嘲讽，不如说是对人性或历史的一种理性的警示。

郑文光的这些具有反思意味的科幻小说，仿佛一面面哈哈镜，借助科幻小说“间离”了日常生活经验，可以更自由地发挥反思的效力，将历史、人性、命运、社会、个人等在非常态的历史中的情状，以“新奇”的文本进行了较深邃的反思和探讨，具有较高的审美内涵。将民族-国家的命运通过反思来获得了一次新的“认同”，即在理性的光芒中所有的黑暗、野蛮、混乱、迷茫都将被逐渐驱散，一个充满光明、正义、希望的未来在等待着人们去建设，去创造。

要创造美好的未来，首先要勇敢地走出历史和个人命运的阴影。在抚慰“伤痕”之后，在深刻的反思之中，必须要复归一个正常的心态，才能轻装上阵奔赴未来。那么如何使个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理性的、清醒的认识，对自己和历史做出一个总结呢？郑文光的《哲学家》可以说是给出了这方面的答案。

《哲学家》中的罗广文“是一个惨遭‘四人帮’迫害，不得不弃国出走的科学家”。在潦倒穷困中，他以一块能致幻的矿物引人参观为生。他手中的那堆奇异的矿物有种促使人们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的力量。他在直面了人生的巨大磨难、咀嚼了内心的痛苦之后说：

我被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每天被人用鞭子抽着，满地乱滚，嘴里还得承认：“这是文斗，不是武斗！”啊，这是什么生活？我注视着这堆矿物——我不告诉你它来自什么地方——立刻就会想到这些丑恶的可怕的镜头。但是，与此同时，我心中升起了一股说不出来的感情，就是坚决不让这样的日子重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当一个人，从垂死的重病中恢复生命的时候，他对生活是何等热爱？而且，我认为，这是世间最伟大的“爱情”。明白吗？我对我的祖国，也是这样……[16]

罗广文在痛定思痛之后认为应该这样来看待个人的灾难：“那种经历，在人生却不只是一场噩梦，而且也是一份财富。它会使得你的心灵丰富起来。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了：经历过严寒冬天的人才体会得到春天的温暖……”[17]在《哲学家》中郑文光反复用了“爱情”这个词来塑造人物的精神境界。“爱情，并不光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罗米欧和朱丽叶，首先是对祖国，对人生，对劫后的充满阳光的大地和天空的热爱。痛苦的经历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说明这一点的！”[18]

正是罗广文这种放下个人的“小”痛，去怀抱对民族-国家的“大”爱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小说中的另一个与罗广文在“文革”中有相似遭遇的人物——“我”：

我又回忆起那个严峻的冬天的苦役犯一样的生活。除了不戴脚镣和手铐，我的生活真的和苦役犯没有什么两样。一想到这儿，心脏马上紧缩成一团。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感到内心深处有一股强烈的呼唤：这是严峻的生活的学校，它教会我们憎恨，同时也教会我们怎样去爱。是的，为着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千倍、万倍地热爱我们名之为中国的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19]

这种以德化怨，重民族-国家大节而小个人恩怨的高尚情操，这种博爱的思想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哲学”。总结过去，是为了和过去告别，总结过去是因为相信未来、展望未来。在这种意识里，体现了重建理性精神的渴求，继续推进民族-国家的繁荣昌盛的强大信心。或许用朦胧诗诗人食指在《热爱生命》[20]这首诗中的倾诉，可以恰如其分地传达出郑文光在《哲学家》中所洋溢的诗情：

我乞丐似的光着脊背走去，

深知道冬天风雪中的饥饿寒冷，

和夏天毒日头烈火一般的灼热，

这使我百倍地珍惜每一丝温情。

但我有着向旧势力挑战的个性，

虽是历经挫败，我绝不轻从。

我能顽强地活着，活到现在，

就在于：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对于这个光明未来的图景，科幻小说作家们通过他们热情的想象给描绘出来了。那是一幅民族-国家伟大复兴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20世纪70年代那会儿，我国和科学先进的国家相比，整整落后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依靠一条正确的领导路线，一支精心培育的科学技术大军，一支勤劳、勇敢、能打硬仗的队伍，经过几十年的奋战，我们赶上来了……[21]

郑文光在《飞向人马座》中的这段话形象地表达出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愿望——经过奋斗和努力，中国在现代性进程中大步前进。正如有论者所言：“中国现代性体验所涉及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中国人对于自身在全球性格局中的生存方式、位置、角色和形象的具体体认。”[22]对于曾经有过古代文明辉煌历史的中国，有一种强烈的复归世界文明中心地位的情结。复归世界中心，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使中国人不甘落后，不断寻求自强之道，而科幻小说运用想象的方式去替代性地实现这一现代性目标，推动着人们在想象中完成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在想象性的体认中，中国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可以说强烈地表达了中国进入新时期后对民族-国家复兴的渴望，对于重返世界中心的冲动，对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伟愿景。

“宇航时代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发展到这时，还不过几十年，却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历史上曾经有过所谓世界七大奇迹。‘东方号’却是新的奇迹，科学技术的奇迹，宇航时代的奇迹。两千年前建造过伟大的万里长城的中国人民又一次震惊了世界。四级火箭，加上前面的驾驶舱和运载舱，一共长八百米，最粗的地方是直径一百米。它就相当于一座两百层的高楼，然而它全部用金属铸成，没有窗户，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那个什么苏丹用来幽闭公主的铜塔，然而它更像一枚硕大无朋的炮弹——是的，将要射向新的世界、射向宇宙空间的炮弹。”[23]

在童恩正的《雪山魔笛》里，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近乎相同的描述：“在我们的眼前，展现了世界科学史上最为奇妙的、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页。”[24]《雪山魔笛》叙述了中国科学家在野外考察中偶然发现了人类远古祖先的遗留者，而发现猿人活体，这一考古人类学的重大科学成果将由中国科学家来实现，则立刻具有了非凡的意义。总之，在新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中，中国的科学技术不断地创造出一个个世界性奇迹，一个个新发明、新创造都是“中国制造”，中国站在了世界的前沿。

要使民族-国家实现伟大复兴，需要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创造来实现。许多科幻作家在作品中都积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来寄寓民族-国家复兴的热望。郑文光是一个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上作出了很大努力的作家。他说：“在今天的中国，科幻小说的一个任务，是要塑造新时代的新人物。这些人，应当摆脱漫长的封建剥削制度加给我们民族的精神枷锁，林彪、江青极‘左’路线和十年浩劫留给我们的精神烙印。即使在世界文学画廊上，我们的科幻小说的主人公也应当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典型，即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25]

在《史前世界》这篇作品里，郑文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的创作思想露出了端倪。方立炎这个“文革”的受害者，“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狗崽子’这顶混合的、古怪的帽子底下度过的，耳光、拳头和鞭笞是家常便饭，这几年，又在流氓头子的威胁下过日子”。可是，霜霜纯真热情的目光，在他的内心世界激起了巨大的波涛，对他开始长茧的心房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他决心要做一个正派、诚实、要求上进的青年。若把方立炎的转变视为郑文光对“新人”形象的呼唤的话，那么在《飞向人马座》中，邵继恩、邵继来、钟亚兵、岳兰、宁业中、程若红等年轻人，则完全寄寓了郑文光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理想。他们驾驶着失控的飞船在漫长的宇宙航行中克服困难，用自己的勇毅和智慧扭转乾坤顺利返航；他们驾驶战机投入反霸战争，并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学以致用，开拓创新，用新技术、新发明推动着祖国的发展。因此，他们是奋不顾身捍卫祖国安全、保卫进步事业的忠诚卫士，他们是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探索者，他们是热爱科学、热爱生活、团结活泼创造奇迹的时代尖兵……祖国有了这样的年轻人才有希望，真可谓“少年新，则国新；少年强，则国强”。

民族-国家的伟大复兴，需要各族人民的智慧来创造，需要爱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来创造。童恩正的《雪山魔笛》表现民族的解放与团结，藏族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在科学上实现了祛魅，而且从野蛮的农奴制度中解脱出来，有了自己的学者和科学家。这些学者、科学家和汉族科学家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一起钻研新的领域，为繁荣中国的科学事业共同努力。而出现在《珊瑚岛上的死光》里的科学家虽然一个个身居海外，却心系祖国。陈天虹工程师那颗“中国心”，使他满腔热诚想要报效祖国：“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祖国的报刊杂志，我的祖先劳动生息的土地不断地向我发出召唤。祖国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会在我心底引起无穷的喜悦。”[26]而他的老师胡谦在去世前则希望把自己用毕生心血研究的超能电池献给祖国。马太博士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搞科研的科学家。他沉浸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里，不希望成为杀人武器的发明者，但当他得知自己落进了军事集团的圈套时，他才猛然觉醒，转而期望将自己的发明贡献给祖国。小说将追求正义、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与爱国思想结合起来，表现得波澜壮阔。

新时期初，中国科幻小说作家自觉地投入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重建之中。他们在科幻小说中揭示了民族-国家的历史“伤痕”，并努力反思个人和历史的命运，他们和当时的主流文学作家们一样，以巨大的热情参与到新时期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去。他们的创作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回归，具体地说，是对“五四”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的回归。这一传统的意义归结起来，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半个多世纪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一种批判社会弊病、针砭现实、热忱干预当代生活的态度。就如鲁迅所说的：“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27]

科幻小说和当时的其他文学作品都表达了对“文革”的批判并揭露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但在艺术上，科幻小说则不同于主流文学中的“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更多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而科幻小说往往将小说的故事情节加以“间离”，这种“远距离”的审视，增强了作品对现实独特而深邃的反思效力。有论者认为，科幻小说情节天马行空，背景光怪陆离，“而在表面的无稽之谈之外，科幻小说的所论所述，也深饶历史文化意义。它以反现实的笔调，投射了最现实的国家危机，而且直指一代中国人想象、言说未来世界的方向及局限”[28]。

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渐复苏，个人的感情表达往往也是整个社会的情感投射，应该怎样面对黑暗时代留给社会的创伤，怎样才能改变社会和民族的命运，是当时一些科幻小说作家努力思索的命题。这些科幻小说并不太刻意地、详细地去描述“文革”经历中惨烈的一面，不着意于写个人在那个非常时期的生命疼痛，而借助宏观的思考和“间离”日常的想象，来书写整个民族遭遇的灾难和遗留下的“伤痕”，以及如何弥合“伤痕”去追寻美好未来的宏愿。郑文光的《命运夜总会》、《太平洋人》、《飞向人马座》、《海豚之神》，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雪山魔笛》，金涛的《月光岛》以及其他的许多科幻小说都折射了民族-国家的危机和对民族-国家伟大复兴的想象。(https://www.daowen.com)

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看来：“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9]中国的科幻小说正是我国新时期民族-国家的寓言，是在文本中展开的对灾难历史的总结和对社会现代性工程的想象。

现代性这一概念，指的是随着资本主义上升而出现的、有利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民族文化条件。它明确地表达了某种意识和生产的形态。它的明显特征，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就是“祛魅”与“理性”。哈贝马斯认为，“越来越多的对文化的反思，价值和标准的普遍化，社会化的主体被加强的个性化，批评意识的提高，自主意志和个体化的东西的形成”[30]，典型性地突出了现代性的特点。如果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祛魅、理性和民族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同意特里·伊格尔顿的看法：中国这样的国家“自身还没有充分经历欧洲风格的现代性。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中国的现代性方案的出现，应归功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东亚的帝国主义的凝视或霸权化窥探。它总是被想象成与时间意义上的他者——中国的过去，以及空间意义上的他者——西方相互对立。中国人对现代性的探索，由于力求使一个古老的文明现代化并恢复其生机活力，并使国家走出贫困与落后，一直充满了焦虑和动力”[31]。

中国的现代性探索在曲折中不断地前进，对现代性的追求和渴望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被建构出来，可以使中国人在对现代性的共同的想象中实现对民族-国家现代化伟大工程的认同。正可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在现代性之外，或是对现代性的悖反；它应该被看成现代性的一种形式，它是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很难从已有的全球化经验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找到根据。因而，文学艺术提供的合法化和合理性的依据就显得尤为重要。”[32]新时期科幻小说将历史的反思、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民族的团结进步、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的成就等方面结合起来，支持了建设“四化”的宏伟目标，使新时期的现代性追求有了合法性地位。

童恩正在1980年的新春到来之际，曾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胸怀：

科学，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力量，是破除迷信的直接动力；文艺，是为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扫清障碍、制造舆论的强大武器。而科学文艺，则应当是这二者的有机结合。它将智慧的种子传播给人们，唤起人们建设新社会的责任感，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培养年青一代探索未知世界的无畏精神，歌颂正义和进步的事业。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一句，当前科学文艺的发展面临的广阔天地，科学文艺与人民的需要的紧密结合，无论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作为一个业余的科学文艺的习作者，在这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里，放眼未来，我深感历史放在我们双肩上的重担的分量。[33]

诚如顾城的《一代人》中所写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噩梦醒来的早晨，金涛、郑文光、童恩正等科幻小说作家们希望用科幻小说来寻找理性的光明，他们在作品中热情地讴歌科学的伟力、知识的力量、社会的正义、人性的良知，真挚地表达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热望，由衷地期望科幻小说能发挥其良好的社会功能——点亮爱科学、学科学的激情，启迪青少年的智慧，让科学、理性之光照耀新时期的祖国大地，为中国的现代性目标在文本的想象世界中获得认同。在这些科幻作品里既体现了对历史现代性的热烈追求，又从审美现代性的维度对历史和文明所遭遇的困境进行了较为深刻尖锐的剖析和反思，在新时期的文学历史中具有继续探讨和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