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未竟的现代性与中国科幻小说的道路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幻小说在新时期从历史现代性的角度建构了中国对现代性的想象,并表达了对审美现代性的追寻——反思的、理性的、批判的价值。但是,科幻小说在努力争取文体自觉的过程中却遭遇了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使其在文体的拓展和探索上显得“不合时宜”。新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之花在现代性的道路上蓬勃地盛开,却快速地凋零,虽然在现代性的维度上有所突破,但现代性(无论是历史现代性,还是审美现代性)对于中国科幻小说来说都是“一项没有完成的任务”。
“现代”主要指的是“新”,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求新的意志”——基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以及以一种较过去更严格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审美需求的雄心[1]。因此,对于极具现代性气质的科幻小说而言,应该在历史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两个维度上建设自己的文体价值。尤其是中国的科幻小说,在中国不断推进社会现代性的历史时期,不仅要用恢弘的想象构造未来的图景,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反思现代社会的弊端和矛盾。
经济建设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性事业的中心。“中国人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认识到,不是政治生活而是物质生活才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的东西。只有物质生活富足了,才能有精神生活的充实。而要实现物质生活的富足,就需要打破‘政治挂帅’的旧模式,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注重经济建设,相对于‘文革’的‘政治取代一切’来讲,是一种历史进步,但还没有完全回答现代性的基础问题。因为,现代性的基础涉及的不仅是物质生活,而且还包含物质生活在内的全面的生活世界状况。”[2]中国的科幻小说在新的世纪里,除了继续承担起启蒙的道义之外,还要表现“全面的生活世界状况”,要将现代性的另一面,即现代性的反思性发挥出来,为中国的现代性工程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警惕和反思现代化社会中的工具理性和人的异化。
“启蒙”在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看来,成了现代社会建构的另一种“神话”,压抑扭曲了现代性。“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做审判者而陷入了神话的魔掌。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为此它却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在神话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的补偿;在启蒙中,情况也依然如此:事实变得形同虚设,或者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作用与反作用的等价原理确定了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再现权力。”[3]
尽管“启蒙”有时被扭曲、被误用,诚如哈贝马斯所主张的,为了推进现代性,启蒙的缺陷应由进一步的启蒙来克服。现代性本身具有进步和贡献、压迫和破坏的双重性,我们一方面应当看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体制性的内在危险,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现代性包含有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涵。其实,“启蒙思想已经嵌入了我们日常交流的实践中,嵌入了生活世界之中,作为其中的预设条件”[4]。
科幻小说本身就包含着“认知性”的价值,即以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世界“祛魅”,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反思现代性的矛盾并裨补其缺陷。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曾这样定义了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5]波德莱尔这个定义立足于美学思考的层次。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一些特征,它们将其独特的、历史性的风貌赋予了当时的艺术作品。作品的历史性可能是“过渡的、短暂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一半,那么另一半的“永恒和不变”指的是审美的追求要与现时达成恰如其分的契合,这应是一种不变的艺术原则。
“科幻本身则指向着未来。它是唯一的这一类文学。其重要之处在于,我们的年代正在适应着未来。”[6]科幻小说是一种立足于现实而面向未来的文学,它的间离性、创造性都指向陌生的、未知的未来,而其要达到的目的是对现实的认知,对世界未来的想象性认知。中国的社会正在创造现代化的未来,科幻小说作者若能保持对现时的敏感性、敏锐性,方可在文本中创造一个可认知的未来。
“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还代表了一种‘精神’(ethos)。这是不断改造世界的内在要求。换言之,我们应该不断地发现新的科学知识来合理地改造世界,让它变得更美好,趋向善的王国。因而,‘现代性’永远是向人类提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在此意义上,‘现代性’具有‘解构’(deconstruction)和‘重构’(reconstruction)的双重取向。它注重的是‘当前’(the present),对过去持批评的态度,以新知识和新发现构筑美好的未来。”[7]这段关于现代性的话,或许同样也适合作为中国科幻小说追求现代性的指归。在间离性、创造性的文本中实现对世界的认知——无论是解构的,还是重构的,科幻小说都是一种富有理性价值的文本。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科幻小说作家岩上治曾这样祝愿中国科幻小说:“只要能正确地使用科学知识并具有对人类社会敏锐的观察力,就一定能写出流芳百世的优秀作品。我相信在产生《三国演义》、《水浒》这样巨著的国度里,一定会再出现更伟大的作品。”[8]中国科幻小说的成长之路可能还漫长,但从现代性的维度来建设自己,并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追求相契合应该会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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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何要阅读科幻小说——艾萨克·阿西摩夫的一封信》,杨汝钧译,见《科幻世界》,1991年第4期。
[7]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版,第2页。
[8]岩上治:《我的祝愿》,《科学文艺》,1986年第4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