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灾难预言
晚清科幻小说家们在预言科学技术的美好前景的同时，也常常把存在于人类生活阴影中的两个话题描摹于笔端，一为战争，一为自然灾难，这也正是“忧人”、“忧天”两个永恒的话题。
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的最大忧患在于种族存亡，当时的科幻小说因此不能避免地要设立这一场“保种”民族战争的大演习。《电世界》里，电学大王的人间仙境尚未动工，先有欧洲中原之西威国在1999年发起飞行舰队，欲以此尽灭黄种，其中使用炸裂弹，杀伤力很强。黄震球发出“世界愈文明，战争愈剧烈，物质愈进化，杀人愈残酷”的感叹，于是操“鍟枪”，乘“电翅”，如同超人般一人击落上千艘西洋飞舰，谋得世界和平。
需要指出，科技军事入中国小说的战场，并非晚清科幻小说家所独造。此前早有俞万春写于1853年的《荡寇志》，借《水浒》的小说底色，招来西洋科技，掺和中国古代神通，最终把梁山好汉全部消灭。其中“奔雷车”、“沉螺船”可看作是坦克车和潜水艇的前身。[57]
想是受了如包天笑《空中战争未来记》[58]一类军事小说的影响，晚清科幻小说家们似乎也闻到了西方列强军备竞赛背后浓烈的火药味。他们在欢呼中国未来的科技胜利的同时，也毫不犹豫地将征服白种文明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加以赞颂。突出的例子就是《新野叟曝言》和《新纪元》。其中《新野叟曝言》里的主人公真正的功业在于殖民外太空，征服欧洲“七十二国”只算是略施手段：带领五艘军舰，依仗“淡养甘油”就令全欧诸国俯首称臣。《新纪元》没有令中国的科技优势到达那么领先的地步，而是采用类似《封神榜》之流的“斗法”故事模式，以“行轮保险机”（“前西历1886年美国马加亚君”所造，这类说明都是作者在小说里穿插介绍的，本段下文各例同之）、“海战知觉器”（虽言是小说人物黄之强造，又说日人曾用于日俄战争）、“洋面探险器”（1901年英人发明“伊达可泰”，即声纳）破鱼雷突袭，又从海下奇国“婆罗洲”处借来20具“洞九渊镜”（1904年意大利人造）可观察“潜水雷”；比利时博士为白军造“水上步行器”（1903年德国人发明），于是黄军参谋就仿西人捕捉禽兽之法，用铜丝造电网，名“如意艮止圈”，以此破水上步行军；当白军使用绿气大炮一类化学武器的时候，主帅闻说一个山西化学教习通晓对策，于是回乡去请高人，得到的办法就是神秘的“化水为火之法”……后面还有什么“避电衣”、“速射炮”，推动战事愈发惨烈，先有中国气球队空袭成功，又有白军放出炭气毒杀气球队员。最后克敌制胜的关键，是主帅夫人金景嫄用“消电药水”和“吸炭气电机”破敌人杀人利器，使出“百年前独国人所传”的号称“五金质内之坚光”的“追魂砂”，终于逼迫白种低头认输。
晚清科幻小说家们，一方面看到依仗科学技术发展国防军事的现代化方向，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渲染高科技武器的杀人威力。似乎前者的宏大理想可以遮蔽后者的不道德和非人性，能对此进行反省的声音很微弱：除《电世界》“世界愈文明，战争愈剧烈，物质愈进化，杀人愈残酷”的感叹外，还可见于《女娲石》第十六回，叙述翠黛由亡国忧患生出四个问题：为何世人不要太平要战争？为何自己有国还要夺人之国？文明为何就是能杀人夺国？公平为何无人主之？更常常为今日学者所称赏的是《新石头记》第三十八回里的发明，东方德造出“仁术”（其实就是飞到敌营上空洒蒙汗药水），可以避免伤亡而取得胜利。陆军都督西门筦解释说：“虽然两国失和便是仇敌，然而总是人类对人类。若只管贪功取胜恣意杀戮，在临阵时自然忘了同类相残的忍心暴动。试问一作局外人想，眼见得因一时之气伤残同类，岂不是不仁之甚了么？”
思想深沉的小说家或许会在工业文明的全盛时期依旧抱定“仁义”治世的儒家理想——尽管看起来没有实现的可能。在虚浮的“科学万能”幻想中，更容易唤醒的是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嗜血”欲望，对此，陈平原先生曾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批判：
《新纪元》等科学小说之所以容忍甚至赞赏“飞车”之大规模杀人，基于其对新世界的期待。而在晚清的特殊语境下，所谓“新世界”，很容易转译成备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能够作为黄种人的代表，与白种人的欧洲展开殊死搏斗。强大起来的中国，不只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而且将欧洲作为自己的殖民地。这虽然只是个别小说家的幻想，却蕴涵着一个极为严肃的话题，即被压迫者如何看待“压迫”，或者说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应该怎样看待“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只着眼于具体的个人、民族、国家生存处境的改变，而不追究是非与曲直，虽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起码在晚清是如此），却并非小说家所标榜的“高尚之理想”。在《阿Q正传》里，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阿Q的“革命”。而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还提到：“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这个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很大程度受制于现实处境；对现实的不满，可以催生出各种各样的“理想”，但并非所有的理想都“高尚”。[59]
从这个角度来看，晚清科幻小说家对战争的理解深深受到西方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杀人夺国成了实现国富民强的手段。《新纪元》结尾，交代英、俄两国不肯在和约上签字投降，作者看来是还打算日后作一书叫各国接茬再战。然而杀人武器的斗法必然使得大家鱼死网破，两败俱伤，这一结果未必不在晚清小说家的意料之内。可是为了“高尚之理想”，所有这些便可隐而不表。这样一种矛盾心理，通过对“世界末日”这样一类相对更为虚浮的话题透露了出来。
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中认识到了一个新的、变动不居的时空世界，在一个开放的长时段里，人类生活的地球也会面临着难以预测的命运，曾经的“杞人忧天”，已经不再那么的可笑。晚清出现的科幻小说，为居此生活处境里的中国人提供了抒写这一类感受的文体形式。(https://www.daowen.com)
在最早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龙氏一家殖民月球，无非是因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新野叟曝言》与《电世界》的殖民海底或殖民外太空，则是迫于未来世界的人口压力导致的土地、能源等等资源危机所致。这一“未雨绸缪”的话题，即在今天也属于前瞻学科的内容。然而更为可怕的是那种不可预料的天灾，晚清社会时常荡漾着虚无主义的精神气氛，这很容易形成一种色调灰暗的灾难预言气质，对于某个具体而微的桃花源或者乌托邦的追求在这里变得毫无意义。要么是世界大同，要么是与地球一起毁灭。
如果把纯粹游戏笔墨的《光绪万年》排除在外，关于此类题材，论者所能找到的恰当例子就是包天笑写的《世界末日记》[60]。小说开篇就叙“经一亿万年而后，忽闻有太阳及各行星将灭绝之一说”，引起人类大恐慌，纷纷“走此广漠之天空，以谋更造新世界也”。故有欧美学者“奔走喘汗乃成一新世界建设同盟会”，此时已经来不及计较什么种族、贫富之别了，人人心中仅有逃出太阳系，别造天地之急。于是汇集群贤商讨对策，各种文化思潮代表依次亮相：科学家、耶教徒、释家、灵魂学家、理想名家、狂人等等，或悲观或乐观……此时警钟大作，天文台报道月球正向地球飞来，一切努力，顷刻化作泡影。接下来小说描述，月球向地球逼近后造成飓风与海啸，地球生民顿失殆半，太阳光热也急速消减，花木枯萎，四处阴风。最后月球触地前夕，尚还仅存几人，其中有一天文家，说：
“宇宙万物虽微尘纤芥，无一秒中不含其进化之点者。今吾人所处之世界，虽云灭亡，然不过进化之一现象，蜕旧易新而已。矧以物体不灭则言之，即吾人内体亦不灭，遑论精神。渺渺天空，宁无寄我精灵之地？一念及此，又何用增其悲怀耶？”
于是众人心皆安定，宽祥而终。月地相合，“自此以后，纪者亦无从下管”。
大凡一个时代的断裂期或者说变动时期，道德失范，社会动荡，人们日常生活受到无形的威胁，这样就比较容易产生一类末世情怀。末世云者，未必就是书写世界末日，比如晚明士人内心生活里的那种戾气，就是这样一类精神现象的写照。晚清科幻小说里出现的世界末日，应该受了西方同题材小说的影响，比如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杂志创刊号上的“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61]，然而把这两部同名小说放在一起比较则可看出不小区别。在这篇译作里，时间止于西历220万年，由于“地球日以老，太阳日以冷”，人类文明最后的中心移到赤道附近、非洲中央，从前名都巨府今已都于数十万年前埋没在冰下。末日前的人类生活极度恣肆狂欢，男女平均人寿25岁，举世避孕，唯有下层妇人还记得尽为母之道，随后又是几次迁移，最终只留下一少年一少女一犬存活在世界上。这样的故事倒是和《圣经》里的洪水与诺亚方舟相近，不过对于奢华颓败的纵欲精神的铺陈，应该是由包含着颓废意味的一种现代意识所激发而成的。“颓废（decadence）”这个词虽然属于现代名词，但是其内在的意义却存在于人间久矣。卡林内斯库说，“时间的破坏性和没落的宿命属于所有神话、宗教传统都拥有的重要主题”[62]，而现代意义的“颓废”则表达了人类自愿加速了这种时间的破坏性。这篇译作虽无甚深度，但是恰当地表达了机器文明推动人生活体验的瞬间化、而人又回过头来继续追求更为瞬间化的快感的过程中逐渐逼近的那种“末日”感受。然而中国人显然在当时还很难体验到这种感受。就在这篇译作的结尾，译者写了这么一段话：
一切皆死，而卿等贪著爱恋嗔怒猜忌争夺胡为者？独有不死者存，而卿等畏惧恐怖胡为者？
这话说的和包天笑小说里的天文学家的口气如出一人。“独有不死者存”，所谓“不死者”，想必就是物质和“吾人内体”的原素了。这么一种机械的唯物论，生发的观点却是在论证着一切纷争一切有情都无意义的精神价值虚无观。这与上文以嗜血心理描写战争题材的一类科幻小说呈现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精神世界，然而却都十分真实地折射出晚清社会所荡漾的思想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