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学幻想小说的历史，是人类对空间和时间的认识不断改变的历史，是对宇宙本身以及人类在宇宙里的地位的认识不断发展的历史。”[8]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人类的认识也得到发展，由以神话来解释世界发展到用理性来观察、理解和改造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变革使人们开始考虑未来世界的状况。为了适应这种科学技术的变化并考虑未来的发展，科幻小说出现了。科幻小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具有“天然”的现代性特征。科幻小说诞生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做出评判和认知——以幻想的形式在文本中建构一个与日常经验有所不同的世界。科幻小说或对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进步进行赞颂、讴歌，表达一种持续进化的乐观态度，或对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泛滥造成世界的异化等负面因素保持警惕和批判的姿态。
现代性（Modernity）的内涵和外延极其丰富，也相当复杂，对现代性概念的梳理和阐释不是本文的重点，也非能力所能及。本文只选取与本论题相关的现代性理论加以运用，以期能说明一些中国科幻小说的问题。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指出，现代性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9]。在“进步”与“理性”势力的发展中，现代性标识出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断裂”[10]，“它逐渐地远离了人类的童年时代，换句话说就是古老的时代、原始的时代，促进了理性和自省意识指导下的发展”。因此，“‘现代性’从很大程度上而言是与进步意识形态相联系的……”[11]现代性，是与古典性相对而言的，它最早生成于文艺复兴后期即启蒙时期，现代性是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近200年来引领西方文明进入现代文明高峰的文化合法化工程，是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是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的结果。
简而言之，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指的是17世纪以来“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12]。如果作比较详细的描述，则“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涉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基本上，由于这些特征性，现代性同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这个社会——详细地讲是复杂的一系列制度——与任何从前的文化都不相同，它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13]。
现代性作为一种在社会各个领域造成突飞猛进变革的历史进程，它无疑具有活力强劲的历史实践品格。这种历史现代性主要是就社会的组织结构而言的，具体体现为民族-国家、主权与疆域、经济体制与秩序、行政组织、法律程序等方面。“现代性不仅仅表现在强大的历史欲求和实践以及社会化的组织结构方面，同时在它的社会理念、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审美知觉等方面，表达了人类对自身的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类不仅反思过去，追寻未来，同时也反思自我的内在性和行为的后果”[14]，即，立足于启蒙主义的理性原则，现代性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也建立了起来。
现代性规划确实将人类的历史实践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现代性最根本的特质还在于它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评价更加趋于合理化和理性化。诚如吉登斯所说：“人们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欲求为标志，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因为，“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之中，即：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15]
现代性建立的这套反思体系当然是由各种知识体系，特别是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来完成的。现代性的反思性，作为“另一种现代性”和社会物质的现代性一起构成了现代性两极，也就是审美现代性和历史现代性。在卡林内斯库看来，这“两种现代性”，体现了两套价值观念，它们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16]。他认为，“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它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而审美现代性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化基础，“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17]
这种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性的反思方式，除了构成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现代性所产生的负面因素予以揭示和批判，从而有利于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从“三大领域对立说”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经济领域——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创造了物质丰裕、社会进步的奇迹，促进社会享乐倾向，但人的丰满个性却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政治领域——政府向纵深推进平等，逐步控制了阶级冲突和对抗的局面，但公众与官僚机构间的矛盾却扩大了；文化领域——由于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追求“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反制度化”的，因而文学艺术便逐渐转向了对现代性负面质素的反思，并成为从审美的角度来制衡科技、政治异化的力量。他说：“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一个象征系统，来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统一的解答。”[18]这就是审美现代性作为一种对异化了的现代世界进行批判和重建的价值所在。
历史现代性对理性精神、科学技术、工业革命及其所创造的物资的丰裕、社会的进步、制度的有序等现代化进程的正向质素持乐观、肯定的态度；但对这一进程同时引发的物欲私利的膨胀、工具理性的狭隘化、道德伦理的沦丧、人的神性诗性的失落等负向质素，它却未能有着清醒与警觉，对于这些异化现状的揭示与批判，便落在审美现代性的身上，成为审美现代性的任务。“可以说，审美现代性和历史现代性之间抗衡与制约，构成了现代性的张力，有利于维持现代社会的‘生态平衡’。”[19]
综合上面的表述，大体而言，“现代性广义地意味着成为现代（being modern），也就是适应现时及其无可置疑的‘新颖性’（newness）”[20]。因此，“现代性多数时候是被放在发展语汇中加以理论化的（循着启蒙的那些进步意识形态的思路），这就意味着它较过去的历史‘阶段’更‘进步’。但人类为这种‘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有时被认为过高——于是有了各种各样‘反现代’或‘对抗现代’的意识形态与宗教潮流，它们在过去的大约一个世纪里遍及全世界”[21]。这种“积极”的现代性遵循着启蒙主义的理性思路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而“消极”的现代性则站在反思的角度，对启蒙和理性附带产生的新的弊端予以了抨击和批判，两者之间形成了剧烈的冲突。一方面是社会领域中的现代性，源于工业与科学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本质属于论战式的美学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与其说是对抗和分裂，不如说两者在碰撞中共同促进了现代性话语的发展。进步与反思可以相辅相成。(https://www.daowen.com)
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无论在历史现代性还是在审美现代性方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科幻小说诞生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工业和科学革命的历史浪潮里，它不断地从现代社会的科技变革中获取创作资源，也以自己的话语推想着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可能路径。它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展，抱着对文明进步的乐观态度，去构想更现代化、更先进的未来；它也警惕着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在文本中建构一个“异度时空”，以“间离”的、“陌生化”的方式来打量现代世界，并对之进行理性化的反思。因此，科幻小说既有求新意志，又有反思品格，它“天然”地富有现代性的特质。
下面本文就“认知性”（cognitive）、“间离”（estrangement）、“新奇”（novum）这三方面来具体分析科幻小说的特质和它的现代性价值。
加拿大McGill大学英语和当代文学教授达柯·苏文（Darko Suvin），从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中获得启发[22]，提出了科幻小说是“认知性的间离的文学”（SF as the literature of cognitive estrangement）。在布莱希特那里，“间离”是作为一种戏剧艺术手段，其目的是让观众更生动地体验和领会作品，使戏剧产生美学上的新奇感；苏文除了认同“间离”的审美新奇感之外，他进一步指出，对于科幻小说这种文类而言，“间离”还是一项基本的形式结构（formal framework）[23]。
然而，“间离”作为一种建构文本的形式结构在神话、幻想小说、童话、超现实小说等文体类型中也有很突出的呈现。因为，这些文类和科幻小说一样，想象使文本充溢了超乎作者和读者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内容，这些陌生化了的内容，建构了这些想象性文类的叙事框架，也赋予了阅读的“间离效果”。但是，在苏文看来，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运用想象的手段不是去理解潜藏在现实之下的历史趋势，而是完全徜徉在想象中阻隔了对现实世界发展的应变[24]。
为了将科幻小说与上述文类加以区别，苏文引入了“认知性”这个极富理性意味的概念。在童话故事中，写“飞毯”飞行，往往只需说明这是魔咒或巫术起的作用，完全不用考虑物理方面地心引力的经验原理，也就是说，神话、童话无须在意经验世界和认知规则；科幻小说则不能这样简单了事，当作者在文本中假想了一种奇异的飞行器，就必须在认知结构上作一些清楚的交代。因此，“科幻小说是完全不同于超自然的或玄学冥想式的间离的，正如同它不同于自然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写实一样”[25]。这样，“作为一种文类，科幻小说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是‘间离’与‘认知’的同时存在和相互作用，它的主要形式手法是用想象性的结构来区别于作者的经验环境”[26]。
为了防止人们对科幻小说“认知性”的误解，苏文指出，视科幻小说的认知为科学技术的预言、预测是一种粗浅的看法；将科幻小说的认知当做普及知识的功能也颇为幼稚。苏文的看法是，想象让科幻小说产生“间离的效果”，认知让科幻小说寻求对世界的理性理解。这种理性理解显示了科幻小说的现代性面貌。
除了用“认知性”来说明科幻小说的“间离”特点之外，为了进一步区分清楚科幻小说与其他文类在“间离”叙事结构上的差别，苏文引入了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新奇”。他整合前述的“间离”和“认知性”方面的因素，提出“科幻小说是由一种虚构的‘新奇’（新奇的东西、新事物）来支配和主导其叙事，从而使其与别的文类相区别，并且是由认知性逻辑使其叙事合理化”[27]。也就是说，科幻小说中的新奇——虚构的幻想内容、叙事情节和环境设置——完全是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东西，而这种虚构的东西不是天马行空和不着边际的，是由认知性的逻辑结构支撑的。
首先，新奇在科幻小说中是一种总体化的东西。在苏文看来，“新奇作为一种认知性的新事物是一种总体化的现象或关系，它超越了作者和隐含读者的现实标准”[28]。虽然每一种诗性的隐喻都是一种新奇，比如一些以现代手法写成的小说用新异的视角来洞察人生，并发出嘲弄式的挑战，但是对于科幻小说来说，新奇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段，它的新奇性方面是文本中全部或关键方面，不论是美学上，还是内容上均是如此。所以，苏文认为，尽管科幻小说与诗歌、革新过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诗性的隐喻方面有很深的联系，但它的新奇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总体化的”。
其次，苏文认为，新奇还是一种媒介类型，它能够沟通读者与科幻小说中呈现的读者所未经验过的世界。“科幻小说的张力主要体现在读者（指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各种群体的人），和通过新奇在小说中涉及的、至少是未知的或异度的世界之间的平衡。”[29]新奇在科幻小说中是总体性的、认知性的，它根本区别于其他幻想文类，如神话、童话、民间传说等。虽然神话、童话、民间传说也具有“间离效果”和新奇性的内容，但它们对于读者来说是关闭的，因为它们不具有认知逻辑的解释性；而科幻小说的新奇性是向读者敞开的。因此，科幻小说中的新奇能够达成读者经验世界与未经验的世界之间的沟通。所以苏文写道：“显而易见，新奇是一种媒介类型，它的解释性效力源自其极好地沟通了文学的和文学以外的世界，沟通了虚构的和经验的，形式的和意识形态主导的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源自于它不可割裂的历史性。”[30]
最后，科幻小说的新奇性，是有历史性的。科幻小说中的新奇作为一种创造，尤其是作为一种审美创造，它通常由历史因素所决定。科幻小说的新奇性不仅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诞生，而且还是人类意识的结晶。因此，在苏文看来，科幻小说的文本应该是一个“象征的体系”[31]。优秀的科幻作品在认知上具有高度的反省现实的特色，它往往不是未来学至上或科学至上的，而是批判性的。它立足于现代社会现实状况，以“间离”的方式创造了一个与经验世界完全陌生的未来世界，并通过认知性的逻辑使其合理化，借助这个新奇的“陌生世界”来认知当前的世界、反思当前的世界，从而获得美学上的现代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