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现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科学技术。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性席卷全球，现代民族国家纷纷建立，并先后踏上了各自的现代化之路。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使它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既是人类历史上理性的胜利，也是现代文明的象征。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科幻小说的主要特征是谈论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对科技进步的忧思以及技术发展的想象，这些几乎全都是围绕着启蒙主义和现代性这一主线进行的。“如果我们把现代性定义成‘现代科学技术、各种民主体制和城市化等的普遍完成’，那么科幻文学既是这一正在进行‘方案’的直接参与者，也是间接描述者。”[2]

自晚清以来，中国文人就开始关注科幻小说中的现代性。鲁迅在1903年的《〈月界旅行〉辨言》中论述了科幻小说在教育国民、普及科学方面的功能。之后所出现的科幻小说也都参与到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通过文学想象，传达新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开拓中国人的视野，进行着最初的启蒙。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现代化的普遍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从1949年到1966年的整整17年，科幻小说在现代性的大旗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新中国的科幻创作，可以一直追溯到1950年。是年，由天津知识书店印行张然的《梦游太阳系》，以科学读物的面貌现于文坛，首开新中国科幻小说的先河。虽说这部作品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科幻，但作者有意识将天文学方面的知识，融入主人公静儿游历太阳系的梦境奇遇中，不仅深入浅出传播了科学，还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意境和审美趣味。紧接着，郑文光于1954年暑假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此后，郑氏又出版了描写人造卫星的小说《人造月亮》，新中国科幻小说的幼苗由此而生。

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同时，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于是，一些从事出版少儿读物、科普读物的编辑们，将科幻小说这一新的文学样式，纳入他们的视野，积极倡导科幻创作。针对当时科幻作者奇缺的状况，一些编辑纷纷亲自披挂上阵，展开科幻创作，如于止、赵世洲、王国忠等。此外，他们还将一些科普作者和儿童文学作者，拉入科幻小说的创作阵营，并由此初步形成了科幻小说的创作队伍。

1955年，郑文光创作出版了《征服月亮的人们》和《太阳历险记》，这些作品都是借用幻想中的宇宙航行，向读者传达有关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基本写作思路与《梦游太阳系》一脉相承，但故事的幻想性、艺术性以及情节的生动性，都较前者有质的突破，标志着新中国科幻创作第一次浪潮的到来。之后的三年，题材斑斓、风格各异的科幻作品纷纷出现，如迟叔昌的《割掉鼻子的大象》，写由基因改良导致白猪体大如象的科学奇迹；于止的《失踪的哥哥》，运用快速冷冻原理，构想了一个“起死回生”的科学故事；赵世洲的《活孙悟空》，发明了一种神奇的光化学油墨，用它可以绘制出能够活动的图画书；郑文光的《火星建设者》描写了人类征服火星的艰苦历程，塑造了一系列坚持理想、顽强不屈的英雄形象。这些作品，在科学幻想的合理性、新奇性以及艺术表现的生动性方面，都属上乘之作，深受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

由于受到当时批判浮夸风的冲击，1959年的科幻小说创作出现了短暂的回落，但在进入1960年后，科幻创作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现了更多优秀的作品。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童恩正的科幻小说《古峡迷雾》，是一篇幻想发现古代巴族人民遗迹的作品，该作运用成功的小说技巧，塑造了性格异常鲜明的人物，具有强烈的艺术色彩。肖建亨在《布克的奇遇》中展示的小狗布克，因一次车祸遇难死亡，后来经器官移植，竟然死而复生。全文温情脉脉，童趣盎然，深受读者喜爱。

“在‘大跃进’经济实验和文学实验失败之后，60年代初，中国文学在政治和艺术上进行调整。”[3]促进了全国文艺气氛的宽松，除了散见的科幻创作外，还进一步将科幻小说合集出版。1962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赵世洲的科幻故事集《活孙悟空》，收录其四部短篇小说；此外还出版了肖建亨等人的短篇科幻小说合集《布克的奇遇》。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出版了童恩正等人的科幻合集《五万年以前的客人》。1963年，包括迟叔昌的《大鲸牧场》、王国忠的《黑龙号失踪》、鲁克的《奇妙的刀》，以及稽鸿的《神秘的小坦克》等个人科幻作品选陆续在上海出版。之后的两年，随着“文革”的到来，科幻小说的创作浪潮逐渐低落，而“文革”的爆发也为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创作画上了句号。

“十七年时期”是中国科幻发展过程中一个特点鲜明的阶段，是新中国科幻的起步阶段。科幻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较前期有所突破，许多作品流传广泛而深远，深受读者欢迎，如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火星建设者》，迟叔昌的《割掉鼻子的大象》、《起死回生的手杖》，童恩正的《古峡迷雾》、《五万年前的客人》，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以及于止的《失踪的哥哥》等作品。同时，一批优秀的科幻作家，如郑文光、肖建亨、迟叔昌、童恩正、于止、赵世洲、王国忠等人在这一时期渐渐成长起来，这些人不仅在建国初崭露头角，而且还在新时期的科幻创作与探索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

此外，新中国成立之前，科幻小说的数量凤毛麟角，相应的社会影响也不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科幻创作。难怪肖建亨认为，“我们的科学幻想小说，也只有到了解放以后，才获得了真正的新生，获得了真正的原动力，才有很大程度的发展”[4]。评论家饶忠华也将这一时期视为中国“现代科幻小说的崛起”[5]时期。文学评论家孔庆东也指出，这是“中国科幻小说迎来的第一次创作高潮”[6]。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在文章中对这一时期的科幻创作给与充分的肯定，并明确它的重大历史意义，但多年来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深入分析还处于空白阶段。

目前，关于建国初科幻创作的专题讨论非常稀少，仅有的涉及，多数出现在科幻史简介文章中，对这一时期创作的评价与分析，也只是停留在1980年代初肖建亨《试论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兼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些争论》一文的水平。该文认为，该段时间科幻小说情节模式单一，表现手法僵硬，看起来像是“小儿科”；同时，作者还把该时期科幻创作定位为“正统科学普及的一支”[7]。作为一名科幻作家，肖建亨从创作的角度指出了建国初科幻小说中所存在的问题，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科幻才走完其发展道路的第一步，因此，肖建亨的论述只是触及到其中的一面，而无法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十七年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但肖氏也着实强调了建国初作家们所作的探索是应该给以充分肯定的。之后的研究者，便一直追随肖氏的论断，进一步将建国初科幻创作简单地概括为“少儿化”与“科普化”，并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科幻的发展与繁荣，而所谓的“少儿化”与“科普化”也被多数人视作“小儿科”与“图解科学”。也许正是这样的认知，使众多研究者忽视了这一时期科幻创作在中国科幻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意义。(https://www.daowen.com)

的确，由于“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幻小说的发表园地主要集中在科普读物和儿童读物上，它的创作主体几乎都是来自科普阵营的作家与编辑。再由于这些作家不但写作科幻小说，还同时创作科学童话和科学小品，因此当时的科幻被聚焦于少年儿童读物、当时的作家被定位于科普作家便具有了相当足够的道理。把科幻小说与普及科学联系起来，使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蒙上浓郁的科普色彩，便也获得了足够的理由。

即便如此，也不能抹灭这一时代的创作在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和中国科幻小说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地位。“十七年科幻小说”所作的探索，使这一文类的作品在那样一个年代得以植根中国，足见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对科学、对人类进步的憧憬和乐观触及到了人性中最本真的东西。而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中国第一代科幻小说作家，不可否认地具有着良好的自然科学知识背景，他们在战乱中的经历、他们对祖国与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他们对青少年高度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成就了故事的曲折和想象的宏伟。正是由这批作家开始，中国的科幻小说终于走出了一片自己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