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激情——“十七年科幻小说”的中国特色

第二章　燃烧的激情——“十七年科幻小说”的中国特色

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终结，广大的中国人民终于从受压迫、受奴役的困境中挣脱出来，中国这一古老的泱泱大国，宛如凤凰涅槃一样在烈火中获得重生。“新生的国家、新生的民族，俄罗斯苏维埃创立的伟大事业，所有这些，都在以极大的热情召唤着科幻作家们的心灵。‘向科技进军’，‘一天等于20年’。所有这些口号，都在感召着作家们手中的笔，在向他们索要，要他们以自己出众的才华，为中国科幻文学增添一道充满激情的风景线。”[1]“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科学幻想小说，也只有到了解放以后，才获得了真正的新生，获得了真正的原动力，才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个发展，当然是与我国的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2]

“十七年科幻小说”恰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应运而生。

作为一种文类的科幻小说，对中国而言本是舶来品，因此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自然有相应的参照体系，就当时而言，“十七年科幻小说”的可借鉴资源主要来自两条途径：一条是凡尔纳的科幻作品，另一条是来自苏联的科幻作品。稽鸿在谈到影响其科幻创作的原因时说：“我对科幻小说发生兴趣是由于读了凡尔纳的小说，苏联别利亚耶夫的《水陆两栖人》和英国威尔斯的《隐身人》也给我很大启发。”[3]迟叔昌也说道：“1955年，我充任抄稿的临时工，抄着儒勒·凡尔纳的译著，不禁对其构思之神妙拍案叫绝。”[4]鲁克也认为：“到了1950年代初，阅读了儒勒·凡尔纳等作家的大量科学幻想作品，我从中得到了启示，开始从文学界闯进了陌生的科学王国，尝试创作在当时还未被人所注意的科学文艺作品。”[5]肖建亨将影响1950年代科幻创作的因素归结为：“解放以后，我国的科学幻想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苏联科幻小说及其理论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6]凡尔纳与苏联的科幻小说，虽然分属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但对于科学技术在现代世界中的建构力量的认识上取得一致——对科学技术的赞美、对未来的乐观积极的进取心态与“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社会整体的时代情绪相吻合。

因此，当“十七年科幻小说”在文本中对未来社会展开现代性想象时，这种民族新生后所激荡起的欢欣鼓舞的情绪，总是渗透其中，使作品普遍焕发出“激情澎湃”的热烈光彩，同时也因此具有了极富时代气息和本土风情的中国特色。具体到文本中主要表现为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社会主义的政治气息、爱国主义的情绪、对科技力量的无限赞美。

“十七年科幻小说”要建立的现代社会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个具有“俗世乐园”性质的“大同社会”，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这个社会中，经济发达，自动化的工业生产取代传统手工劳作，进入到农业、畜牧业、加工业领域中，大大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丰富了社会物质生产资料，人们普遍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严远闻在《假日的奇遇》中描绘了农村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美妙情形。油菜和萝卜长在一起，茎叶部分是油菜，根部则是萝卜，类似的还有上面长番茄、下面长马铃薯的庄稼；高大的玉蜀黍像树林一样遮天蔽日；像蜜桃一样的棉桃五颜六色；果园中的果树都高高耸起，果实都比平时大好几倍，有像灯笼一样大的苹果、乒乓球似的蜜桃葡萄、小皮球般的荔枝，还有石榴等等；畜牧场里有“短鼻子大象”（猪），一天可以长50斤，还有乳房可以拖到地上、产奶量丰富的奶牛；渔场中的虾有1斤重，肥大的鱼像人那么高，以至于要用起重机来垂钓。人们住在轻巧的塑料房子中；用可视电话互相联系；吃饭时用“自动做饭箱”，只需一按电钮，食物就会自动从箱子里跑出来，吃完后再按电钮，剩下的碗碟马上又跑回箱子里；出行时，有高速便捷的电气火车和能够伸出两只翅膀的小汽车；到了夜晚的时候，天空中还挂着一轮人造小太阳，把大地照得犹如白昼。如此富裕的社会，对于那些长期以来疲于奔命、饱受饥寒的广大劳动人民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吃、穿、住、行等基本的生活资料令人民的生活获得保障后，理想的社会还需要有高度发达的医疗事业，让人们的生命也能够有保障，免受疾病、事故伤害的侵袭，以达到完美人生的境地。《奇妙的刀》、《人造喷嚏》、《重登舞台》、《布克的奇遇》、《失踪的哥哥》等就是从医疗的角度进一步丰富未来现代社会的形象。电子计算机监控下的外科手术日渐成熟，“超声波手术刀”的广泛使用，减少了病人在手术过程中的痛苦，增加了手术的安全度和成功率；先进的器官移植手术，给那些伤残的人带来了重新迎接美好生活的希望；而“快速冷冻”、“快速解冻”的技术，则创造了只有神才能实现的起死回生的奇迹；完备的社会医疗体系，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健康获得了保障，凭借一只戴在手腕上的“电子表”，就能够及早发现疾病，将之扼杀在摇篮中。

浸润在理想主义色彩中的生活环境是舒适的，交通运输是便利的，社会医疗体系是健全的，所有这些都毫无瑕疵，表现得那么完美，它们纷纷成了未来“大同社会”在物质领域的特征，为建立一个不愁吃穿、随心所欲、幸福安康的“俗事乐园”提供了物质前提。然而，对于“俗事乐园”而言，只有物质上的丰富，并不意味着到达快乐的彼岸，还需人与人、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友爱，才能让整个社会安定团结，步入不断进步、永恒快乐的良性循环中。于是，“十七年科幻小说”中的“人”，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完人”，他们几乎都是道德高尚、富有智慧和勇气的建设者。而科学工作者首当其冲地成为“未来现代社会”的主体和支柱，既有学识渊博的老教授，也有年富力强、干劲儿十足的中青年科学家。如童恩正在《古峡迷雾》中塑造的杨传德、吴均两位人物就是其中的典型。故事讲述了考古学教授杨传德与青年教师陈仪在一次外出考察中，意外发现了古代部族——巴族的遗址。至此，巴族的兴衰史以及最终归宿之谜得以解决，而教授20年前神秘失踪的好友——吴均之谜也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在遗址中发现的那具尸体，正是吴均，而尸体下面的日记本，道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20年前，当两个才华横溢、怀揣爱国热情的青年——杨传德和吴均，从国外留学回来准备报效祖国之际，动荡的时局令他们只能放弃理想，在战乱中以教书勉强维生。此时，他们在美国留学时期的学弟史密斯组织考古团准备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并邀请他们参加。出于对所学专业的无限热爱，二人欣然答应与之同往。不料所谓的考古团竟由一些乌合之众组成，而团长史密斯正是其中代表，这令他们失望之极。就在考察任务即将结束时，杨传德因过度操劳而染病，不能继续前行，同行的吴均为了照顾他决定留下，却又被好友说服一定要将科研进行到底，独自与史密斯周旋。结果，在发现巴族遗址的地方，吴均不幸被史密斯杀害。故事的结尾并没有明确告诉读者史密斯是否受到惩罚，而是坚信真相永不会被掩埋，真正的罪犯决不能逃脱正义的审判。

这部小说从行文构思到人物形象再到思想内涵都极具文学性。作品中悬念丛生、引人入胜的情节除了增加小说的吸引力外，更多地服务于塑造执著坚定、机智勇敢、有着美好情操的科学工作者形象。尤其杨传德与吴均两位挚友，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对科学的热爱、丰富的学识、造福人类报效祖国的宏伟志向，代表了整个“十七年科幻小说”对科学家的想象。而未来社会的其他成员，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农民形象已经淡化，或者作为被教育的对象，或者直接被改造为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工作者，参与到社会的建设与生产中，总之他们失去了工人与农民的传统意义，而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现代生产者。作为社会接班人的儿童或青少年，同样被热爱科学、勤学好问、主动思考的特征限定在“科技的王国”中。可以说全体社会成员都是高度知识化的具备美好道德情操的科学工作者或准科学工作者。他们彼此之间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团结一致朝着一个目标前进——造福人类，创造出安定团结、其乐融融的“俗世乐园”。

美好的“大同世界”，不再是不可实现的梦想，它就矗立在不远的未来，向人们招手。此时，人们都会急切地追问究竟通向这个“俗世乐园”的途径是什么？科幻作家用饱含激情的笔勾画出这条神圣的“希望之路”——科学技术。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与自然不断斗争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自然是神秘莫测的，强大的自然让人类敬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自然由不可知逐渐变为可知，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类开始强大起来，“科学成为人和自然的竞力游戏，它是一种全新的认知形式，如同无生命的枯燥的机器一样的自然被带过来遭到人的严厉审判”[7]。“科学史无前例地在自然面前形成一个统治性的技术构架，自然被动地臣属于它面前的人类，而不再自以为是。”[8]人类在它的带领下进入了现代社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十七年科幻小说”，恰恰抓住了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建构力量，将人与自然的角逐作为表现主体，在二元对立的矛盾中，把这种建构力量鲜明地展现出来，表达出对科技力量、理性力量的赞美和崇敬之情。刘兴诗在《北方的云》中绘制了一幅人类征服天气、在沙漠地区实现人工降雨的壮阔图景。控制天气的指挥棒从大自然转交到人类手中，由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机构——北京天气管理局根据需要统一安排天气。局里的工作者，每天都要接到无数的预定电话，或要小雨，或要晴朗无云。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沙漠地带的亚热带农作物实验站的紧急电话，要求大规模地人工降雨。于是北京天气管理局召开会议，积极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从渤海引水，然后在人工控制下，到达指定地点，顺利地解决了亚热带农作物实验站的燃眉之急。这篇文章虽然以具体的故事为主体，但在讲述的过程中，已经把未来世界的面貌形象地勾勒出来：无所不能的人类，不仅征服天气，还在沙漠中种植庄稼。社会分工明确，各个机构各司其职，相互合作共同实现人类“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

这一时期科幻作家总是有一种敢于向困难挑站的勇气和信心。如果说对天气的征服是对人类巨大潜力的证明，那么向海洋进军，则是人类力量的进一步延伸。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不仅仅局限在捕鱼和石油开采方面，而且还要在海洋中开办牧场，发展畜牧业。王国忠在《海洋渔场》中设想人类利用电磁波，在海中对鱼类，尤其是巨大的鲸，实行围牧，进行人工化的管理。在最后，作者直接感叹道“这汹涌的海水被人们征服了，占地球面积十分之七的海洋从此不再荒废着；科学使海洋中的一切财富，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鲁克的《海底渔场》则直接陈述了人类在海底建立渔业加工厂，实行工业化的管理，将丰富的海洋资源变为己有。《蓝色列车》中，还设想人类在海底开通了铁路运输，就连陆地上的动物也可以在海洋中饲养。

在科学技术的带领下，宇宙不再神秘，那些曾经是不可思议、不可企及的事情，在未来人类面前变得轻而易举。在地球周围再造一个月亮，在这个人造月亮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生产基地，就像是一个小型的自足社会（《第二个月亮》）；或者，在火星上开发人类的第二故乡（郑文光《火星建设者》）；再或者，抵住太阳强大的光和热，对它进行近距离观察（郑文光《太阳历险记》）。

《火星建设者》以主人公薛印青的口吻，准确而深刻地讲述了人类征服火星时经历的苦与悲。当第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火星建设者按照薛印青拟订的方案到达火星时，迎接他们的是：干燥的气候、火红色的流沙、长有天蓝色植物的洼地。当人类将他们的智慧与勤劳播种在这片土地上时，一切又如天方夜谭一样，顷刻间长出了一座城市。但严酷的大自然似乎并不想让人类称心如意，刚刚建好的城市就接连遭到了房屋倒塌、射线病的袭击。之后，当人们认为一切难关都将渡过，当他们重新建设城市、种植植物时，灾难再次袭来，突然膨胀的恒星成了原子核实验室爆炸的导火索，80名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在这次事故中丧生。后来，火星上又发生了一次瘟疫大流行，使建设火星的工作全部停下来，死一样的寂静笼罩着曾经充满建设者歌声的土地……面对此情此景，薛印青百感交集，在放弃与继续前进之间徘徊。痛定思痛之后，他仔细研究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开始第三轮的火星建设。故事的结尾，薛印青带着成功的喜悦和满意的笑容结束了他的述说。这部作品全篇笼罩着悲壮的情调，征服自然的过程不是如想象般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辛和苦涩。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并没有让人类退缩，最终的胜利果实仍然是科学技术，或者说是理性。

从控制天气到征服沙漠、开发海洋、进军宇宙，人类的无往不胜证明了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只要掌握它，就一定拥有美好的未来，创造出一个人间天堂式的“大同社会”。然而，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它的强大力量使其在建构世界的同时，还扮演着毁灭世界的角色。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研制出的“原子弹”充分证明了科技毁灭世界之快、毁灭范围之广。“十七年时期”的科幻作家又是如何对此给出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呢？郭以实在《科学世界旅行记》中，尽情地展现科技所创造的奇迹，赞美它造福人类、创造新世界的强大建构力量。利用太阳能在沙漠中建起的太阳城中，人们利用日光抽水机汲取地下水，在日光澡堂中尽情洗澡，一改沙漠缺水的状况；还有日光发电站，那里的地砖是半导体电池，一边吸收太阳热能一边又转化为电能，可以供给远方的工厂使用；此外还有日光火车、日光汽车、半导体房子……农场里，工作的人不多，机器和仪器倒不少，一大片一大片绿色庄稼，全是“车间”，在田里劳作的是由人工控制的飞机、拖拉机，而这些都受控于只有一个工程师在管理的中央控制台。“在几千年来的农业的生产中，人类就在做这一件事，而现在的农业，它已经由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武装起来，使植物能在最好的条件下生长。”之后，作品还展示了科技所创造的其他奇迹，如原子能潜水鱼艇、宇宙城、在北极建起人类的人类基地等等。当讲到小王参观原子能发电站时，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是过去的事了，蒸汽机的时代过去了。你知道后来人类找到原子能的时候，帝国主义者首先就把它用来作大规模杀人的工具，想用它来征服世界，想做‘原子王’。他们拿着原子弹整天叫嚣，可是，这只能吓住那些神经衰弱的人。全世界人民都反对他们。而我们，却坚决地走另外一条光明大道。我们努力把这个伟大的力量用于和平，使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9]可见，科学技术造福人类或是毁灭世界，关键不在于它本身，而是掌握它的人。在此，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受到了质疑和批判，在他们的手中，科技化身为魔鬼，而社会主义相对受到了肯定，把原子能利用起来造福人类。“这个原子能发电站是原子能时代的摇篮。是它，第一个燃起了原子能时代的火炬，这火炬照亮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宽广大道，使全世界人民欢欣鼓舞，使制造原子弹的战争贩子胆颤心惊。”[10]

靠科学技术来实现理想中的未来现代社会，这一构想成为“十七年科幻小说”现代性设想的核心观念，而发挥科学技术能动力量的决定权在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使“十七年科幻小说”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在科幻作家的笔下，现代化的未来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正因为如此，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体现在作品中，就是农村生产合作社这一极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形式的出现，具体的名称有生产队、红星公社、丰收农场……农村的生产方式，不再是以家庭或个人为基本单位进行生产，而是在集体的统一领导下从事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劳动。合作社里的成员没有等级之分，地主与农民的身份差别取消，彼此平等互助，共同为集体的事业努力。在工业生产的领域中，资本家的形象缺席，小说中体现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科学工作者、具有操作技术的工人、合作社中的社员。对劳动者形象的突出表现，暗示出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在社会地位上同样处于绝对优势，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全体社会成员公有。除了资本家形象的缺失，就连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性的经济活动也缺席，没有交换，没有市场，也没有流通，只有生产。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目的就是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正是在此目标的刺激下，生产仅仅局限于物质领域里，尤其是农业和畜牧业这些直接满足生存需求的领域。上述经济模式的设立，与我国“十七年时期”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想象，几乎完全等同，再次证明了“幻想从现实起飞”，人们对新的社会制度的肯定与赞同，对新社会的发展潜力充满了无限希望、信心。

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暗示出美好的现代社会将诞生在中国这一伟大的国度，诞生在中华民族这个曾经受到列强压迫与欺凌的古老民族里。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下，发挥了对世界、对社会的正面建构力量，使建造理想国度的梦想变为现实，同样，科学技术还可以让中华民族强盛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希望民族强大的爱国主义情绪，常常表现在“十七年科幻小说”中。《科学世界旅行记》中的船员们一边工作一边歌颂着在科技带领下飞速发展的祖国：

伟大建设的年代

快乐的欢呼声到处轰响

好啊，英雄的国家

理想家、科学家的国家

你有着草原和森林

你从那北极到热带

你是一望无边

你是牢不可破(https://www.daowen.com)

我最最敬爱的祖国

我们前进，越过高山和大海

我们不怕那云雾和冰块

怀着火热的心，高举着祖国的旗帜

永远向前[11]

船员们口中所热情颂扬的国家，是一个英雄的国家，是理想家、科学家的国家，这个国家不仅物产丰富，幅员辽阔，充满了无穷的力量，而且还不断向前迈进。这就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与旧中国相比，它有着显著的不同。迟叔昌在《科学怪人的奇想》中，讲述了一项能够带给社会巨大利益的科学技术——利用生物冶炼金属在新、旧中国社会所受到的不同待遇。旧社会认为这是“异想天开，荒唐已极”，而发明这项技术的科学家桑德辉被视作“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致使桑德辉在绝望中跳崖自杀，这件事发生在1941年，正值国民党统治时期；相反，新中国成立后，桑德辉的弟弟继承哥哥的志向，办起了生物冶炼厂，不断开展生物冶炼技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现代化建设开发出新的资源。同样的科学技术，却有着不同的境遇和结果，前者失败，让民族始终走在痛苦的深渊中；后者成功，将民族带入了更为宽广的天地。

如果说迟叔昌在《科学怪人的奇想》中主要表达了对新中国的赞扬之情，那么他在《冻虾与冻人》这部作品里，则将中国放在世界的广阔平台上，展现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故事涉及到中日之间的贸易关系，具体为中国对日本出口“活虾”。之所以能够将离开海水之后的虾很好保存，关键在于中国开发了一种快速冷冻的技术，它可以让生物马上停止生命活动，而不伤害其组织。然后再采用特殊的方式，让冷冻的生命再次复苏。对日本人而言，如此先进的技术是被中国人发明并应用于生产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在现实的中日贸易关系中，它又是实在的，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初步得以显现。同样，这种技术让一个冰冻了20多年的日本工人——长谷川仁起死回生，与家人团聚。日本各报刊纷纷刊登此消息，甚至有报纸特地为这件事发表专论。中日在战争期间产生的怨恨已经消散，剩下的是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与此同时，中国先进的科技受到了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甚至说是羡慕，在日益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人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中心地位。小说在最后是这样描写的：“三个月以后，中国新华社发表了一条震撼全世界的消息：到半人马座α星去的恒星际飞船‘中国号’，按原计划提前20年启航。”[12]中华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终于在科技的帮助下，站立起来。

一个强大的国家，发达的经济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没有坚强的军事后盾就会遇到被侵犯的威胁。王国中的《黑龙号失踪》从中国与外国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中，凸现了拥有现代科技的强大中国形象。几年前神秘失踪的日本军舰“黑龙号”，在潜泳机探测下，被中国的海防军士们发现潜伏于太平洋某个区。原来，“黑龙号”是太平洋第一公司用来培植细菌的基地，他们以活人为试验对象，隐藏在太平洋底进行着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最终，阴谋家的诡计被识破，资本主义的罪恶被暴露出来。中国人再一次证明自己有能力保卫祖国，捍卫国家领土不受国外反动势力的侵犯。《边防暗哨》讲述一种叫“电眼”的科技发明，应用在国防中，捕获越境特务，屡建奇功。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有了保障。

有了发达的经济、富裕的生活、强大的军事，中华民族强大起来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得到恢复。过去所遭遇的屈辱和伤痛，已经在时间抵挡中渐渐褪去，国家的强大让中国人足以傲视一切，建立起民族的自信，使它完全以一个强者的姿态和胸襟，从容不迫地面对国际事务。迟叔昌的《冻虾与冻人》用平等的地位与日本人做起了生意；肖建亨的《球赛如期举行》，写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往来的情况，以及在火星上建立人类基地的壮举；在王国忠的《迷雾下的世界——金星探险记》中，中国人乘着火箭船来到了金星，成为金星上的第一批人类来客。故事的结尾，人物做了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举动，即“朱辉把一个金属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插在金星的地面上”[13]。这足以证明中国确实成为了未来世界的强者！

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科学小说作为文学同样反映现实，受现实社会的影响。尽管它对中国而言是舶来品，但它一旦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就会接受中华民族本土气息的给养，而逐渐成长为中国人自己的科幻。“十七年时期”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时代，它处于新旧社会之交的转变时期，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带领下首次积极进行伟大实践的时代。作为时代与社会的反映，“十七年科幻小说”的创作实践同样具有特色。国家主权独立之后的强烈成就感，对未来充满无限希望和信心的乐观态度，既是时代的，也是中国的。那些体现在科幻作品中的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科学至上主义、社会主义并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在一定的理性思考下所呈现的中国人特定的心理状态，中国人对世界、对未来的态度。它们彼此交错汇杂，统一在“激情澎湃”的大旋律中，唱响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序曲。吴岩曾经撰文对“十七年科幻小说”作出评论，他说：“我不同意那种将‘激情时代’科幻文学全部否定为‘小儿科’或‘图解科学’的论点。恰恰相反，我认为50年代科幻文学中出现的澎湃的激情，为科幻小说成为一种永恒的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