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形象与意识形态的精神胜利——新时期科幻小说的异国情调分析

第三章　“他者”的形象与意识形态的精神胜利——新时期科幻小说的异国情调分析

一个叫武田雅哉的日本“中国科幻小说研究会”会员，在翻阅了当时的一些中国科幻小说作品之后，谈了他的印象：“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的产量是空前未有的。我自己看的作品不多。不过我认为有些作品不能算‘中国人的科幻小说’。人物、地点都是中国的，但是，故事的内容和味道并不像中国的，甚至连人物、地点也是外国的。这些作品的作家们很可能一边翻外国科幻小说一边作自我消遣的文章。”[1]

武田雅哉觉得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很可能一边翻外国科幻小说一边作自我消遣的文章”的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刻薄和臆断。但是，“故事的内容和味道并不像中国的，甚至连人物、地点也是外国的”，倒的确是当时科幻小说中存在的较为明显的现象。[2]

翻看这些科幻小说，一个个异国他乡的名字跃然纸上，美国、意大利、英格兰、佛罗里达、德克萨斯、波士顿、巴黎等等，不然就用A国、B城、C地等符号代之，并让汤姆、杰克、爱丽丝、玛丽亚等演绎一个个离奇曲折的故事。这些作品往往将设备先进的科研院所、意乱情迷的酒吧、灯红酒绿的舞会、绅士名媛粉墨登场的沙龙、霓虹闪烁的商业区、宽敞笔直的高速公路等象征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符号组接起来，将一种异国情调如此张扬地释放出来，成为新时期之初中国科幻小说的一种奇特景致。那么为什么当时有一些中国科幻小说作者会不约而同地将故事背景设置在“间离”于中国的异国呢？为什么有比例如此之高的科幻小说或是把具有中国身份的主人公（通常是科技人员）安置在国外的环境中（通常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叙事，或干脆就以西方人、西方社会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和故事环境呢？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幻小说里为什么会出现充满异国情调的叙事呢？

分析一下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科幻小说的内容，我们能够看出，一些科幻小说作者之所以会将故事和人物西方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出于故事的需要和题材的考虑。比如原子弹爆炸、人工智能的威胁、人造人的伦理讨论、工业间谍用高科技斗法、科学狂人的疯狂行径、科学家学术道德的沦丧等等，若是以中国作为叙事背景，作者不仅感到会有僭越意识形态禁忌的危险，而且也会认为这些云谲波诡、离奇曲折的高科技故事放在中国社会的背景里显然不怎么“现实”，不怎么“可能”。这里所说的“可能”和“现实”指的是“合情合理”的意思，即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把上述的科幻故事安插在中国的土壤里，不怎么符合人们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认知”逻辑。

进入新时期，中国重新启动了现代化工程，但是放眼整个世界，尤其对照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显然是一个百废待兴、现代化程度很低、处于现代社会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家，或者说中国社会仍然处于不够现代的状态。而迈向现代化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历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要真正成为现代化强国尚需时日，这恐怕是中国全民都有的意识。这种“落后”意识，使中国科幻小说作者在创作中，无论在面对自己，还是在设想“隐含读者”的接受情形时，也许都会考虑：一个关于先进技术的幻想故事放置在一个现代化程度不高的社会环境里是否合适。抑或，在一个尚未具备现代性的国度里，展开高科技故事是否具有逻辑基础，倘若变换故事的环境和更换人物的国家身份，比如将之异国化（主要是西方化），是不是能够显得合情合理些，在叙述时心理障碍会小一些。

显然，故事环境和人物的异国化、西方化会更符合人们对现代性的想象和认识，更适合作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科幻小说的叙事环境。因此，这些异国情调的科幻小说实际上反映了科幻小说作者，包括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共同体认。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体认，是以西方“他者”作为参照而获得的。即，现代意味着西方，西方代表着现代，以西方为参照，中国目前不够现代，比较落后。

西方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形成一个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社会，马克斯·韦伯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是“因为，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而“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他的答案是从印度、中国的生活范围看，有一种特别非理性的心态——神秘观照（contemplation），而西方的文化中各个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理性化”，[3]是西方的理性主义造就了西方的现代社会。从西方现代社会的发生学角度看，马克斯·韦伯对西方的理性主义是充满骄傲的（当然随着理性主义的扩张所引起的社会生活意义的丧失、自由的丧失等方面韦伯也作了悲观性的分析）。

但是，西方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在中国科幻小说中这个具有现代性“他者”的形象却颇耐人寻味。倘若将那些故事环境纯粹设置在中国社会的科幻小说与那些将故事在异国背景下展开叙述的科幻小说联系比较，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知到小说中对西方现代社会所持有的否定态度。如果说前者在小说里更多地呈现出积极的、光明的一面，那么后者则具有更多的消极、阴暗的一面。

从人物形象上看，以中国社会为故事背景的科幻小说主人公主要是勇攀科技高峰的科技人员、为科学探索无畏献身的科研人员、爱国科学家、积极投身科学发明的工农兵、睿智英勇的公安刑侦人员以及爱科学、学科学的小朋友等，而充满异国情调的科幻小说主人公不外乎贪婪的资本家、政治掮客、战争贩子式的军火商、种族歧视主义者、科技狂人、工业间谍、野心家、交际花、负心汉、赌棍、酒鬼、黑社会人员等等。从小说主题上看，中国故事环境的科幻小说主要倡导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弘扬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展望现代化社会的美好明天，激发投身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热情等，而充满异国情调的科幻小说主题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的腐朽堕落，科学技术所潜藏的危险负面，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虽然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却无法解决人的贪欲和疯狂、伪善和凶残，无法阻止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沉沦等等。显然西方“他者”在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形象是不怎么光彩、不怎么正面的。

既然西方的现代性社会符合中国对现代化的想象和认识，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科幻小说里却对西方现代社会充满如此鲜明的批判意识呢？既然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的实现是依靠理性主义的昌盛而达成的，那么为什么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在追求重新理性化的道路上，表现在科幻小说中，非但没有彰显西方理性的价值，反而突出西方社会非理性、非正常的一面呢？

虽然，西方在世界范围内代表了先进的技术、繁荣的经济、富足的生活、强盛的综合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是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参照和追赶的目标；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知晓西方比中国更现代这个现实（可以说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意识），但是，无论在民族情感上，还是意识形态的观念上中国都难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承认这个事实。

从民族情感的体验上而言，中国人对西方的现代性交织着“怨恨”和“羡慕”的两种矛盾体验。王一川将中国人的这种现代性体验归结为“怨羡”的情结[4]。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于强大的西方“他者”的剧烈冲撞，而被迫纳入现伐化的全球性进程中。因此，“与西方现代性是在西方境遇中生长起来的从而具有原生型不同，中国现代性具有后发型、裂变中定位、衰败中转型等特点。……确切点说，中国现代性始终把西方原生型现代性当做自身的仿效模式和赶超目标，并且与这种强暴地挤进来的原生型现代性产生欲迎还拒、欲拒还迎等复杂关系”[5]。而中国这种以“怨羡”为情感基调的现代性体验，促使中国不断谋求自身的壮大和强盛，谋求复兴。中国是在自身悠久而辉煌的古典传统（包括自认的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遭受内在衰落与外来“他者”冲击困境而急剧“断裂”的情形下，被迫参照西方现代性模式而开始“现代性工程”的。美洲、非洲和亚洲那些“后发”现代化国家未曾有过昔日的“中心”荣耀，而中国则与之不同，不仅拥有它，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把它深深地置入自身的现代文化和无意识之中，以致面对西方这空前未遇的陌生而强大的“大他者”对自己的“中心”权威的无情抢夺时，决不甘心俯首称臣，而是急速地起而谋求再度“中心化”。“这种‘中心化’情结规定了中国现代性工程的特定目标：按照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指标去寻求‘自强’之道，以便重建中国的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6]

如果仅仅从民族感情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科幻小说中西方“他者”的形象，用“怨羡”的情感基调和谋求再度“中心化”的情结，去贬低西方的形象从而提升中华民族的形象，去否定西方的现代性成就从而突出民族的认同感，显然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考察这些异国情调的科幻小说，对西方“他者”的态度可以说基本是否定的，而这种否定性的评价除了渗透进民族情感的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斗争形成的全民共识——西方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要低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其本身有难以克服的弊端和矛盾，这些弊端和矛盾反映出其腐朽落后的本质（尽管在现代世界里它在科学技术、经济军事方面占据领先的位置）。

意识形态（ideology）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在马克思看来阶级社会中的观念体系的本质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的体现，哪怕它是以社会一般的形式表现出来。“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伐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7]因此，意识形态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特定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不过是在保全统治阶级利益的显性或隐性目的下，将这些特定的观念体系神秘地颠倒为社会一般意识。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将特殊的阶级意志幻化为社会一般意识，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关系，体现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只有当阶级社会消失之日，意识形态才会有消失之时。

在马克思那里，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无意识发生的错误思想的逻辑体系，而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规律的再现（形象、神话、观念和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8]。区别于马克思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将消失在社会的统治结构灭亡中这一观点，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它存在于任何形态的社会之中。“意识形态并不是胡言乱语，也不是历史的寄生赘瘤。它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何况，只有承认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必要性，才能去影响意识形态，并把它改造成用以审慎地影响历史的一个工具。”[9]正如阿尔都塞的弟子波朗查斯进而引申的那样：“意识形态涉及到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人和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别人以及和包括他们自己的经济政治活动在内的各种活动的关系。”[10]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它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

在新时期之初，当时中国处于一个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之中，冷战思维主导着西方国家的一切权力行为，也影响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机能和思想意识。中国在两极挤压之下，在物质力量的对比上不占优势，因此必须在精神上保持不败之地，必须在思想意识的精神领域获得胜利。整个意识形态表现为反霸、抗霸的意识导向，并将这种意识导向普遍化为一种社会一般意识，凝聚社会力量，巩固社会信仰，以期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最高目标。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科幻小说中不仅普遍出现了“假想敌”，而且直截了当地表现出对西方社会的否定倾向，尤其在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科幻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西方病了！可以说是那些异国情调的科幻小说的根本思想取向。尽管不少中国科幻小说出于作品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方面幻想的“合理性”需要而将故事背景设置在西方这个异国他乡，在潜意识领域里承认了西方的现代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导向上却觉得必须对这个霸蛮的“他者”予以否定和批判。因此，西方“他者”是以一种疾病缠身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科幻小说叙事之中。而且，这种批判的态度指向了“他者”现代性的历史和现状。

这种批判首先是从西方社会的道德沦丧发难的。比如，在肖建亨的《沙洛姆教授的迷误》中，沙洛姆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人称“现代机器人之父”——受柯拉公司的总经理花花公子赫伯特的聘请，主持一种新型机器人“柯拉三型”的研发工作。赫伯特为研制“柯拉三型”机器人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改造流浪儿”。小说写道：赫伯特忽然狡猾地眯起了眼睛，“咱们国家有大批流浪儿。酗酒、吸毒、家庭崩溃……弃儿、私生子到处都是。要是有一批不知疲倦的机器人教师来改造他们，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11]。赫伯特的算盘是，如果这种机器人研制成功，那么就会获得政府的大笔订单，而他的财源就会滚滚而来。沙洛姆教授为了进行试验，在码头、车站、收容所寻找试验的目标。最后他找到了富有绘画才能的流浪儿爱迪。机器人夫妇对爱迪的照料无微不至，竭尽所能，但依然无法调教好野孩子爱迪，因为机器人夫妇毕竟无法给爱迪真正的“人”的亲情，无法取代爱迪对妈妈的感情和发自内心的依恋，他想念妈妈温柔的眼睛，想念妈妈对他的爱抚，尽管妈妈迫于生计弃他而去。就在研究工作临近验收的前两天，爱迪逃跑了。而这个爱迪正是花花公子赫伯特九年前的一个私生子，他在爱迪妈妈刚怀孕的时候就将她抛弃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沙洛姆教授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是谁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流浪儿？难道是他们的父母吗？假如机器人制造得和他们的父母一模一样，是不是就没有流浪儿了呢？”[12]而答案是否定的，这让沙洛姆教授沮丧万分，他悲哀地自语着：“流浪儿，流浪儿，你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剧啊！科学，科学，又能做得了什么呢！”[13]

在作者看来，正如人工智能的仿真度再高，机器人的制造工艺再先进，也无法取代人的情感需求和人伦亲情一样，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再高，科学技术再先进，也无法阻止西方社会的堕落和糜烂、道德的失范和人性的沦丧。

先进的技术不仅不能解决西方社会的痼疾，解决人的问题，反而会加剧社会的丑陋和人的异化。科学技术的新发明被政治掮客用来窃取政治对手的思维，从而操纵总统选举[14]；反物质能量的研究，被利欲熏心的军火商觊觎，妄图用来制造强大的“湮灭武器”，结果先毁灭了自己[15]；新的能源提取技术实验成功后，会立即招来工业间谍不择手段的巧取豪夺，不仅毁坏了新技术而且制造了地区的混乱和灾难[16]。与政客、军火商、无赖、流氓相比，西方科学家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有的为了掩饰自己学术研究的低能，为了窃取他人的研究成果不惜草菅人命，真可谓“他们平时道貌岸然，装出一副宽厚仁慈的样子，但一遇到有利可图的事情，便会赤裸裸地把自己灵魂里的脏东西都兜出来”[17]；有的为了名利和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投靠政治集团，妄图抢夺他人的先进技术而不惜助纣为虐[18]；有的则一头扎进自己的研究项目，不问世事，不顾科学道德和社会伦理的禁忌，耗费心血，至死方有所醒悟[19]等等。在中国科幻小说里，西方社会的堕落是全方位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拯救不了西方，反而被拉下了水，与之同流合污了。

西方“他者”的形象不仅在当代社会面目黯淡，而且追溯历史更加令人沮丧。孟春的《梦幻曲》写了一个法西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多年来一直无法摆脱奥斯威辛地狱般生活的阴影，每晚都噩梦如潮，身心备受煎熬，不得不接受物理能的催眠治疗。作者不由感叹：“啊！人类摆脱那可诅咒的年代已经40多年了，然而并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可怕生活的后遗症。”[20]大屠杀与现代性在西方现代社会如此悖谬地联系在一起，并如此真实地在历史上演绎了一次。虽然作者在作品的结尾处写道：“单靠这种物理能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力量还在于人本身——相信人类的理性和美好必然战胜愚昧和丑恶……”[21]但是，体现了作者对西方现代社会的非理性方面提出了质疑。

如果说上述科幻小说是从一个层面、一个角度来表达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否定态度的话，那么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则是对西方近现代文明史的彻底颠覆。《美洲来的哥伦布》主要叙述了“我”这个出生在苏格兰北部的苔丝蒙娜湖畔的水手，在幼年的时候和伙伴们曾在湖湾的泥淖里发现了一只古代的橡树独木舟。父亲讨厌我们在独木舟上玩“海上航行”游戏，就把它劈成柴烧了。后来“我”随海船航行到了墨西哥湾，在那里参观了印第安人的一个古国遗址。“我”发现那里陈列的一艘独木舟和自己幼年时在家乡看到的那艘独木舟在造型和工艺上都一模一样。苔丝蒙娜湖底的独木舟会不会就是印第安人的遗物呢？如果是，那么“这就意味着，不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发现’了新大陆，而是美洲来的‘哥伦布’首先到达了欧洲”[22]，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激发了“我”的探求。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进行了种种设想并多方查证。可是“我”的举动显然冒犯了西方世界的尊严，挑战了西方人关于西方在世界输出文明的惯有思维，群情激昂的人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不满：“到底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意图，凭什么说野蛮落后的红种印第安人，居然能在伟大的哥伦布把文明带到新大陆之前，首先到达神圣的欧洲海岸，并且还能堂而皇之地在美丽动人的苔丝蒙娜湖边住了下来，玷污那儿的山水？”[23]可是最后“我”考证和核查了种种证据，表明“不是哥伦布首先发现了新大陆，而是从美洲来的古代客人首先到达了欧洲”[24]。

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通过翻老祖宗的旧账，颠覆了西方文明的优胜性。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巧妙地设计了让西方人自己发现西方在历史上文明的滞后性，西方后来的“发迹”只不过是依靠霸道野蛮的行径，实行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来实现的，从而在历史源头上给西方的骄傲以沉重的打击。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作者把划独木舟去欧洲的印第安人的出发地设计在墨西哥湾，即拉丁美洲地区而非北美地区，一下子把第三世界的身份凸显了出来。中国作为受到殖民入侵的国家与那些受殖民统治的民族感同身受，作者通过想象，不仅从历史的源头上解构了西方文明的强势，而且指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原罪”——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欺辱，从而嘲弄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合理性，为第三世界人民的痛苦历史作了伸张，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

西方病了！是当时一些中国科幻小说看待西方现代性社会的主要倾向。在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看来，西方病了，但并不意味着理性病了、文明病了、科学技术病了。这关键是看由谁来坚持理性、由谁来开拓文明、由谁来创造和运用科学技术。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给出的答案是：中国！中国不仅能走上现代化道路，而且还能“救治”好西方社会的弊病！

“救治”还是先从肉体开始。在巴黎国际医学研究所的中心实验室里，中国专家陈华教授在作恢复记忆的研究工作。一位叫兰黛丝的太太慕名而来，向陈教授寻求帮助。35年前，兰黛丝结识了一位名叫马赛尔的巴黎美术学院的学生，美丽的兰黛丝和马赛尔彼此相爱，却受到了兰黛丝父亲的阻挠，这位人工智能专家制造了智能机器人用卑劣的手段拆散了两人。兰黛丝嫁于他人，而马赛尔则在精神打击中丧失了记忆。兰黛丝希望陈教授的先进技术能救治好马赛尔，让他们重新找回错过的幸福。这篇题为《爱的回声》[25]的科幻小说，不仅让中国科学家置身于法国式的凄美浪漫的爱情故事里，而且还让他治好了法国人的病。中国科学家用自己的技术成就了西方人的幸福，是颇有隐喻色彩的。作者在小说里写道：“实验室里，陈华教授正在精心地检查治疗前的准备工作。他决心以全部精力来治疗这位病人。这是他第一次把最新实验引入人体，尽管困难很大，甚至于自己要担当风险，但获得成功的话，便可以向科学界宣布：一座人体奥秘的迷宫大门被打开了！”[26]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这段文字的描写：医治好西方人的病，就意味着中国人掌握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站在了世界科研水平的前列；而且，从故事的结局看，中国人掌握先进技术只会促进世界的幸福，只会以良性的方式为人类谋求福祉。

如果说，“救治”西方的肉体，用科技给世界以幸福还处于“器”的层面的话，那么“救治”西方的灵魂，成为世界道德的渊薮，则将“救治”推到了“道“的层面。宋宜昌写于1977年元月的《V的贬值》是这方面的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

安琪拉小姐出身于美国波士顿的豪门，而且学有专攻，是电子学方面的专家，可是由于相貌丑陋一直找不到真爱。一个孤独的夜晚，安琪拉被落拓的德克萨斯青年莫里斯的歌声打动，并爱上了他。于是，她决定帮莫里斯补课，并资助他上了哈佛大学。在大学里，莫里斯才智超群，英俊潇洒，马上另觅新欢，拜倒在斯坦福大学的校花阿尔芬妮的石榴裙下。遭遇爱人的抛弃，安琪拉生不如死，她四处旅游以期来解脱内心的痛楚，在怀俄明州的黄石国家公园邂逅了怪老头巴特里克教授。巴特里克教授是个生物化学专家，但生性孤僻，寡朋稀友，远离学术圈子。他研究了一种叫AB-S的神奇粉末，用它来塑造完美的人体和容貌。在安琪拉计算机三维技术的辅助下，巴特里克教授完成了人体美容塑型的研究工程。他们一个将自己易容为英俊洒脱、风度翩翩的青年，并改名为伊曼努尔；一个将自己整容成貌若天仙、气质贤淑的美人，取名为玛丽亚。他们双双出现在阿尔芬妮小姐的舞会上。结果阿尔芬尼和莫里斯背叛了彼此，一个开始追求伊曼努尔，一个转而去追求玛丽亚。后来真相大白，但巴特里克教授和安琪拉的发明却遭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非难，险遭牢狱之灾……

最后，安琪拉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变故之后，与辩护律师布伦迪亚一起来到中国寻找精神支撑点。在作者的笔下，中国是道德的渊薮，在全世界的形象是“它以自己悠久的文化，国家的昌盛，人民的谦和、勤劳，民族复兴的勃勃生机，感动了许多人，这些人又把中国的影响带到全世界”[27]。

《V的贬值》对西方社会的道德批判可以说是集当时异国化背景的中国科幻小说之大成。现代化城市波士顿的夜晚看不到文明的影子，只有罪恶在蔓延：“黑天鹅绒般的夜幕下，波士顿城是一片辉煌的星光，啊！夜晚，美国的夜晚又来临了。但今天，连夜晚也显得丑恶，黑暗不过是罪孽的魔术巾，凶杀犯在它的掩护下挥动着左轮手枪，强奸犯扼住少女的咽喉，多少保险柜此刻被撬开，多少阴谋分子在篝火旁狂笑。”[28]波士顿的夜晚在作者的笔下成了西方社会的缩影。在这样黯淡腐朽的社会里，人们唯金钱是崇——“固然，自己的智慧是地基，可金钱是钢筋和水泥，在美国，没有它，对不起，什么也没有”[29]；人们漠视感情，游戏爱情，对此作者借女主人公安琪拉之口批评道：“西方人总是把爱情视为草芥，甚至把性欲和它混为一谈。但我爱你，不是你高大，而是由于你孤独。你永远不理解这种爱情，也许只有东方人才知道，什么叫纯洁和贞操。”[30]

作者从对西方社会道德的解构出发，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整体精神作出了质询和批判——“啊！西方，你开拓了文明，埋葬了道德！你们的美国精神在哪里呢？欧洲最富于进取心的移民后裔们，你们自由民主的传统，狂放不羁的思维，豪爽仗义的骑士风度，藐视环球的开拓精神，惠特曼歌颂的精神，托马思·潘恩捍卫的精神，林肯主张的精神，早就没有了。你们的卫星霸占了空间，‘水手’钻入了宇宙，而灵魂却如此贫弱……”[31]

在作者的笔下，西方如此贫弱的灵魂，不仅让人伦丧尽，恐怕连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也难以为继了。有意思的是，巴特里克教授用生化技术易容的研究契机，得益于中国《聊斋志异》中《画皮》的启发，当安琪拉问道：“告诉我，教授，是什么驱使你在东方文学中找出路的？”巴特里克教授缓慢、认真地说：“西方的性解放和东方的性道德是完全不同的。你去过中国吗？那里像是道德的渊薮，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思考？难道他们的脑下垂体就不分泌激素吗？所以，我想从他们的历史中找到答案。”[32]

《V的贬值》作者以西方社会的道德沦丧为支点，以东方传统文明为杠杆撬动了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整体评价。总而言之，按照作者的观点，要“救治”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一张行之有效的药方是——“用东方的药来医西方的病”[33]。

在这些故事背景异国化的中国科幻小说里，西方“他者”以丑恶的面目暴露在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的“审视”之下。虽然对西方“他者”的形象纯粹都是一种想象，但在这种想象关系中却渗透进了民族情感和意识形态的导向。正如科伯纳·麦尔塞所说：“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34]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这一点上，不仅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和当前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参照系，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在场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中国重新走上现代化道路时，发现自己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发达国家的后面，而发达国家的政治结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都与中国的社会形态不相符合。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道路要走，但决不能“西方化”，尽管目前落后，但在精神取向上必须自信乐观。因此，科幻小说中出现“病态的西方社会”，提出用“东方的药来医西方的病”，实际上体现了中国在落后的危机中，用传统文化来确保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并与意识形态的优胜性相融合来获取精神上的胜利。这种精神上的胜利可以巩固社会一般意识，促使全民族的思想意识整合进现代化的总体工程中，以确保中华民族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在《V的贬值》中，宋宜昌的一段话形象地表达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愿景：“原始社会的漫长是由于人类知识的贫瘠，中世纪的黑暗在于它扼杀人类的理智。近代，霸权的欲望驱赶着技术的豺狼去咬噬人类。够了，尽快地结束这些吧！让科学的火炬点亮沉沉的宇宙。它给人类的心灵投下温暖的希望之光！”[35]

在这类充满异国情调的新时期科幻小说里，中国科幻小说作者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将现代性社会的弊端放置在西方社会里，并作了尖锐的批判，而将“好现代性”（good modernity）观念[36]归属在中国对现代性社会追求的理想中。这不仅是意识形态在精神上取胜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科幻作家对自己国家在“四化”建设中所持有的良好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