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科学方兴，幻想告退
很多的梦，趁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大前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鲁迅（1918年）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8年新文化运动，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与翻译继续保持发展[1]，但从现在能找到的资料来看，大致没有超出晚清科幻小说的范围。只是晚清小说家们盛言的“君主立宪梦”，这时候已经成为十分荒诞的话题了。而“科学强国梦”则作为此时期得以延续的重要主题，并且更多接近一些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这势头包含着后来把科幻小说当做是科普读物的那么一种方向。
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所借重的科学与民主两个旗帜，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和晚清科幻小说的主题有类似之处。不过五四人士是要正襟危坐谈“科学”的，人们把20世纪头20年的思想界对科学的这种赞赏态度称之为“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这种态度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郭颖颐的研究表明，中国当时辩护科学威望者多非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2]，晚清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曾经援引古老传统使之与西方科学思想相合的文化现象，难以再登大雅之堂，也难受到新文化杂志的青睐，遑论鼓吹了。而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新式科幻小说，却在传统背景的消退下，很长的时间内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
现代文学家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新文学的实践者，本来也许有可能会以新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以及带有现代启蒙气质的科学主义精神、个人主义精神，创作新的时代精神下的科学幻想小说。这里所说的“可能”，是有很大的根据的：
首先，现代文学家里面很多从前是现代西方自然科学专业类的留学生，众所周知的如鲁迅（医科）、郭沫若（医科）、胡适（农学）、郁达夫（医科，后改经济学）、张资平（地质学）、周作人（土木工程）、洪深（陶瓷工程）、成仿吾（枪炮制造）、林徽因（建筑工程）、郑伯奇（心理学）、夏丐尊（工科）、胡先骕（植物学）、陶晶孙（医科）、丁西林（物理学）、林庚（物理学，后改文学）、顾毓琇（工科）等等。其中很多人一生都是文学创作和原来的学科职业并行不悖的。周作人甚至还感叹后来文科学生缺少科学常识而酿成悲剧[3]，而郁达夫首先肯定周氏兄弟的过人之处在于“笃信科学，赞成进化论”[4]。可见科学精神和专业知识背景对现代文学家们的深刻影响。
其次，很多现代作家早年曾经利用他们的知识基础、外文优势作过科普文学、科技通讯以及西方科幻小说的翻译，比如鲁迅曾经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心游记》，曾经翻译美国路易斯·托仑的《造人术》[5]，第一个向国内介绍居里夫妇发现镭的报道，还写过中国地质矿产的论述；沈雁冰和沈泽民兄弟合译过美国人洛赛尔彭特（Russell Bond）的《两月中之建筑谭》和《理工科学生在校记》[6]；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曾经购得一本琉善的True History和Ikaromenippos的英译本，他称之为古罗马人的“月界旅行”，因为很重视此书，所以直到后来得到琉善著作的希腊文出版物才开始进行翻译[7]，这恰恰与其兄长对凡尔纳的兴趣相互呼应。另外，徐志摩在1921年梁启超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发表《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世界大革命）》，向国人介绍“四维空间”、“光速”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并把他对相对论里的时空体验放入诗歌意向中去[8]……(https://www.daowen.com)
再次，很多现代文学家在不同的时期曾经尝试把科幻因素带入小说中，甚至尝试写作科幻小说，然而没有形成气候，只有零散的几篇。比如沈雁冰早年在《学生杂志》上先后发表过《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和《二十世纪后之南极》[9]，此后就专心剖析社会现实了；许地山写《铁鱼的鳃》[10]，描写潜艇科学家报国无门而死，虽有科学搭台，却唱的是爱国的衷曲；比较出色的是老舍写的《猫城记》，它很类似《格列佛游记》，叙述“我”在飞往火星途中飞机失事堕入猫城，目睹异类文明的恶劣行止，从而虚拟不知醒改的社会形态必然毁灭的命运，最后“我在火星上又住了半年，后来遇到法国的一架探险的飞机，才能生还我的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云云，感觉目的在于讽世，这也符合某些科幻小说的特征——可惜老舍的这部作品在当时没有什么影响，此后他也不再写作同风格的小说了。而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也带有幻想成分和反乌托邦意义，张天翼《鬼土日记》和张恨水的《八十一梦》亦有类似特征，可惜愤世之情过于直露，以致伤害文意，缺少老舍《猫城记》里的冷峻和深沉。
另外还有林语堂的《奇岛》，这部长篇小说一般不被人们所熟悉的原因，在于它是用英文写就的，而且发表于1955年的美国[11]，似乎也超出了现代文学史家一般习惯了的时空界线。林语堂晚年在海外曾热衷于机械发明，自己为研制中文打字机而耗尽家财。《奇岛》正写于这个时候，或许有感触于在异邦发明中文打字机后那种边缘身份，也可能是林语堂一生“两脚踏中西文化”的专长所致，《奇岛》社会把东西文化汇聚成美好和谐的世外仙境，并且对现实世界物质科学的单向发展不断作出反思。
然而一切可能都无法改变现代文学里面无科学幻想小说大家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五四以后，科幻告退。虽然，科学的威望得到加强，以致喧宾夺主，逼得传统文化好似一无是处，但是幻想却成为不必要的因素，正像前文不断强调的那样，20世纪中国文学难以跳脱现实的大地，进行科幻玄想。大多时候对于未来的人类命运缺少兴趣，是造成现代文学缺乏想象力和创意性的一个原因。鲁迅也许是一个最有可能成为科幻大师的文学家，他早年在《科学史教篇》等文章里对现代科学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反思，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他在20世纪30年代断断续续写作的八篇《故事新编》，力图把上古中国文化最有生气的一面与现代思想连接起来，其中《补天》一则暗合了前章所述及的中国文化基因最本原之处，他完全有能力写出现代中国风格的科幻名著。
当然，无需因为论题的限制而一定苛责于前贤。科幻小说至今在中国声望也不高，鲁迅不写，也无损于文化巨擘的身份，老舍写了，也并非因此而可能在种种“排行榜”上晋升。现代文学史家似乎从没有因为科幻小说类型的缺席而为此时文学史的完整性发过愁，虽然在介绍近代文学革命中的小说地位的提高的时候，会比较重视梁启超等人竭力倡导引进三大小说门类的主张。
有意思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百废俱兴的人文高潮中，科幻小说再次火爆了起来，很多包含着新时代气息的“科幻因素”的创作流传于世。人们在清理中国的科幻文学历史的时候，发现了晚清科幻小说。那些年青人关于2000年之未来的蓝图憧憬、关于外星探索的急切愿望，竟然和大半个世纪前曾经做过的梦发生了不小的重叠。
而今已经是21世纪了。在这时回顾100年前中国人在两种文化传统碰撞下所生发的“天人怀想”，不仅是为了补写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史的开篇空白，更重要的是，通过晚清科幻小说研究的话题，我们得以更深刻地体察我们的今天以及由此通往未来的命运——因为重温历史，就是预知将来。